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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到北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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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妙笔轻解万千结
2005年我首次访问大陆，提了个“解”字，引起不少回响。
我的说法是：两岸不只要三通，更要心灵相通。只有当两岸双方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消除“误解”、产生“谅解”，再找出方法“化解”，进而产生可长可久的“和解”。
两岸间的误解怎么产生的？百年来的分隔，敌对时期的恶意宣传，不同制度、发展道路形成的观念与历史经验……累积成了各自特有的次文化，从语汇到观念、习惯，都有了一些差异。
我记得2005年第一次去北京，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脱口说道：“各项安排都很周到，让我很窝心！”听说国台办的人马上紧张起来，通过各种渠道问我为什么感到“窝心”？搞了半天才知道，在台湾，“窝心”的意思是感到心里很温暖，很舒服；在大陆却代表“窝囊”、“憋扭”、“不舒服”的意思。
两岸的差异还不止此，有次凤凰网的领导刘爽先生来台，本书作者宫铃小姐也在座，我问刘爽先生对台湾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说：“静！”他觉得台湾人很安静、很自动，不用人家叫，自己会去排队，会把自己工作做好，没有大呼小叫，一切都自动完成。
他觉得，这就是“文明”，就是人民素质的表现。
我同意。我补了一句：“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并不纯在于孔孟四书或历史典章，真正的文化是人们对于日常事物的一种信念、一种态度和一种价值。人们在一起生活久了，自然会形成一种特有的习惯、规矩和行为模式，这就是一种文化。
一如上海人会穿睡衣上菜市场买菜，北京人会一大早去公园溜鸟，每个地方都会因其生活环境而形成特有的次文化，台湾也是一样。这些次文化不是坏事，反而创造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特有的风格，成为它魅力的来源。
所以，两岸文化的差异不需要抹平，而是需要理解，理解后才会互相欣赏，沟通无碍，才能互补所长而益发亲近。
宫铃小姐这本书，述说了她作为外省人第二代那种无根、无奈而又期待的心情，进而引发她更细腻地观察、比较两岸各地文化上的差异，整理了两岸间观念与习惯上的不同，实质上也解释了两岸交流间若干争议背后的深层因素，非常发人深省。字里行间，道不尽做为“外省籍”台湾人的骄傲与委屈，更化不完两岸六十年来的恩怨情仇。
如果多点人能看看这本书里的故事，阿六仔（台语称大陆人）与呆胞（大陆人称台胞）间，也许就能多点谅解，少点敌意，让许多争议化于无形，更多合作由此展开，此方为中华民族之幸。
我常说希望大陆同胞在说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土地”之后，能够再多加一句“台湾人更是中华民族不可割舍的骨肉同胞”，因为我相信大陆同胞关心爱护的不仅仅是台湾这片土地，更是宝岛上的“人”。
从台北到北京，真正的距离不在地理，而在心理。如果能让双方多些互动，多点理解，天涯咫尺，遥相呼应，求同存异，有无互通，民族的融合，亦不远矣！
宋楚瑜
自序：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1）
写书，在我心里是极为神圣与崇高的。而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做这件事。
自认文笔尚可却不够精彩，十几万字，每个字都是考验。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言著书被放在最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所以，举凡是“作家”，我都无上崇敬，我想过，就算将来会有一本自己的书，大概也就不过是本自传吧，恐怕还得是自己出钱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如此而已。
然而人生是充满惊奇的。我没想过到了大陆还能够接触媒体，还能够以这样一个台湾人的身份说说话、写写东西。而一切的开始不过是我为了对其他台湾朋友在网络上受到攻击兴起的“我先挡着”这样的义气。
无所求，却收获丰富。
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写文章而获得几万点击时，我是诧异的。虽说过去在电视、在报纸都曾有过“受众”，但我仍然想着：“何以这些人要看我的文章？”
写完文章的我总是感性，看着许多人的反应，我常想，“你们是谁？你们有所收获吗？我们彼此能够了解彼此内心的感受吗？”
一个人在大陆，没有钱、没有背景与人脉关系，有的只是一颗单纯到有些傻的心，就这么待了下来。也许是因着过去长久以来身为记者的训练，我喜欢观察人，观察人们的反应。当我发现大陆朋友的反应经常出乎我意料时，我不禁想，这是为什么？
一如我在新浪微博发生被发私信的“立方网事件”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这种被侵犯隐私、个人名义的事情很过分，我应该抗议，而我以为大家都会这么做。事后我常开玩笑地说，“当我冲出来了，才发现后面一个跟随者都没有”。然而我不是为了带领大家做什么，只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但就是这个念头，常常让我在大陆的人群中，形成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我成为“张扬”、“麻烦”、“难搞”的代名词。
也因着这些种种，我开始去感觉彼此的不同。
我发现，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教育乃至所信仰追求的目标，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思考上“第一念”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就注定了后面一连串的不同。
然若，我们彼此对这些不同没有意识，那么“以己度人”必定是错误连连，会产生误解甚至纠纷。
于是我成了大陆互联网深水区的“胡同台妹”。
而这个发展始于“义气”，发扬光大却是因为我好奇，我想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而我又在想什么。
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却是“我开始懂得谦卑的面对他人的在意与痛苦”。
许多台湾朋友会抱怨，到了大陆脾气变坏了，很容易愤怒。当我问他们原因，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思考并观察了好多年，我也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天，当我收到一个来自台湾合作伙伴的email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台湾人不好意思指责别人，发生问题时会替对方找借口、找台阶，而大陆人会直率地先问责对方。
又譬如我像是在台湾那般说些内心当中真实的美好愿望时，会被指责“唱高调”。挂在嘴边的“谢谢”成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甚至是“虚伪”。始终用着的正体字，成为不懂得入乡随俗的“顽强抵抗”。
我知道不同，但可否就让这些不同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原本有不存在“标准答案”，所有的对错、好坏、黑白其实都是相对而存在。这是我心中这些年来始终的吶喊，然而当我在互联网上遭遇“删帖”“无法发表微博”以及网易微博的“暂停歇业两天”以后，我开始感觉到“标准答案”在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自序：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2）
于是一个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我，开始回到了一个像是我在读国中时，必须被管制发型、裙子长度，甚至是书包背带长度的年代。我感受了一个过去我不曾想象过的状态，这份感受是过去“旁观的我“所无法理解明白的。
而在这样一个被“激流”不断冲击而深感疲累的我，开始深刻懂得佛所说的“无所坚持”“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境界的可贵。
当许多网友恶狠狠地对着我喊打喊杀，恍若回到那个台湾躁动的年代，许多激进派人士也曾说过“你这个外省人滚回你老家去”。只不过那时年轻，以为自己真的还有一个老家，到了大陆才知道，我的老家就是台北。
我始终在思考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家乡”与“安土重迁”观念。于是我成为一个民族的怪胎，好在这一次有许多人陪着我，我们似乎被排拒在一个“不中不台”的异度空间，这让我想起柏杨小说“异域”，更让我想起那群孤立在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军孤坟，看来我比我父母乃至许许多多的他们还幸运一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难怪我姥姥总是抱怨姥爷就这样孤零零地把她给丢在了台湾，即便她回到北京多次，即便要定居北京也不难，然而那个“老家”，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成为了一个再也无法到访的虚幻。
然而这样的一群人会逐渐老成凋零，当我坐在往返两岸的飞机上，我遇到了许多未成年、在暑假独自返回台湾度假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或是大陆与台湾的结合，或是台商，这些小朋友说着标准普通话，但却是道地道地的台湾之子，我更确知，等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两岸将会是一种不同的概念而相互存在，所有今天坚持的，都将成为历史，如今为坚持而捶胸顿足的情感，都将烟消云散。
一个不曾想过写书的我，勉力为之，所写的都是我最真挚的情感。在写作期间我历经了最痛苦的忧郁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因为我知道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并不容易，然而我甚至妄想着这本书能够让彼此都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对方，更重要的是“看自己”。所以我会沉重地问：“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这有生是谁的有生？”“对你重要的事情，对对方也一样重要，既然知道这种想要而不可得的痛苦，又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加诸在对方身上？”
我只知道在我生活、工作、吃饭、睡觉的当下，所有的政治都是虚幻，在生活中，我只需要跟我身边的人相处好与融洽，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因为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我们彼此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与感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老外彼此见面会在大庭广众下拥抱甚或亲吻，我们不以为怪，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老外的“生活习惯”，那么两岸的人们因为语言、外型的相同，是否我们就会不小心的忽略了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对彼此不经意的“霸道”？
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的“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是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在这漫长的大陆旅途中，跌跌撞撞多年，我，虽是独自行走，但我仍是“得道多助”，感谢许许多多的两岸朋友们。北京市台办孙宇女士，真诚热情的姊妹情谊；郭成炎先生的多年相伴与情感的支持；刘丹小姐的跨两岸、跨年龄的友谊，还有许许多多族繁不及备载的网友支持。
我由衷感激邹明先生在凤凰网共事期间，无私地给予我舞台，并因着他的“伯乐”精神我有了重生的机会，虽然我并非千里马。也因为他不懈的毅力与坚持，本书才得以完成。我真挚的感谢这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领导、朋友与哥哥，是他给予我在2008年起，一个不同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贾默如女士，我的姥姥，没有姥姥的北平故事、北平话，乃至许许多多的北平生活习惯，我不会如此好奇渴望地想要到这片神州大陆一探究竟。我因为姥姥而骄傲的想象着我是前世格格重回北平胡同，因而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笔名的发想。
我感谢宫维钦先生与任丽文女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年来我独自在大陆闯荡，他们心里有着无限的担忧与想念，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按此标准我极为不孝，身为女儿的我似乎少在他们跟前尽孝，替他们分忧解劳，反倒增加他们不少烦心。但因着他们对我的身教言教，让我有这份勇气与涵养，得以在面对无情风雨时，仍能坚持地走下去。我无力给予我的爸妈奢华的享受，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我只想告诉他们，或许我能够感受他们的情感与哀伤，然若孝道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或许“贴心”亦能表达我对他们深刻的爱。
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而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
2010年8月30日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1）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对于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而是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车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不过，父亲也曾淡淡地说过，“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和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只能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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