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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两性:易中天文集 第六卷·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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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向市场并不容易
1997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坐在北京一间办公室里，挖空心思要为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起一个抢眼的书名。
这本书，就是收入本卷之《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继《闲话中国人》之后，第二本打算走市场的书。策划出版事宜的，是我的学生和朋友野夫，他同时也是作家和书商（现在已经只写作了）。既然走市场，书名就不能不讲究。但是，我们两人差不多想了整整一天，什么招都使过，也没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最后只好这样。看来，走向市场，并不容易。
那么，为什么要走向市场呢？
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有学术，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学问？如果是为了谋生，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我想要有财富，就应该去经商；想要有权势，就应该去从政。哪怕去打工，虽然收入不多，却可以活得轻松一些，不像做学问这么费神。如果说是为了社会，那么抱歉，学问这玩意，似乎并不像学问家自己讲的那样重要和有用。请诸位想想，大学里学过的那些学问，有多少在工作中当真派上了用场？学问家出版的著作汗牛充栋，真正阅读的人又有多少？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学问呢？问得再深一点，在这个社会中，学问和学术，究竟有什么存在价值？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事，就不说了。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的事，也不说。这里只说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意义，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文明的延续”，一个是“人文的关怀”。工作，也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播”。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文明的延续。没有文明的延续，就很难保证我们大家，都成为文明的人。这是一个长远的效益，不能算眼前小账的。
因此，作为社会分工，必须有一批人，专门来做文化传承的工作，包括做一些既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也没有直接社会效益的事情，比如古籍的整理，考古的发现，历史的研究，等等。这很重要，不可或缺。做这项工作的学者，甚至不必有什么“创见”。只要能让人类文明“薪尽火传”，就是成就，就是贡献。何况传承的过程中，也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甚至“有所创造”。这本身，也是延续。
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态度，即“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不为别的，只为学术本身。既然如此，那就不需要走向市场，也不能够走向市场。一旦走向市场，就可能会丧失学术的品位和纯粹。因此，这一部分学者，应该由纳税人养起来。养起来，才没有后顾之忧，也才能专心致志于学问。这个钱，纳税人得掏。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
然而文化和文明，不但需要传承，还需要传播。没有传播，文化和文明，就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当然，纳税人可以去博物馆参观。公共博物馆，现在还免费。这其实也是传播，但有限。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也很难发生直接的关系。何况大多数学术著作，一般人还是看不到、看不懂的。这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跟广大人民群众八竿子打不着，那么，文化传承和文明延续的意义，又如何体现呢？
显然，我们需要“文化的传承”，但不能只有这一项工作。我们需要“为学术而学术”，但不能只有这一种态度。至少，我们还需要“文化的传播”。比方说，把思想文化的遗产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公众。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纳税人的回报。因为学术研究花的钱，是纳税人掏的。学者这个群体中，总得有人来报答一下吧？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传承也好，传播也好，文明的延续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是为了让每个人活得更好。这，才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的。因此，还应该有一部分学者，秉承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表现出“人文的关怀”，甚至直接以此关怀为目的。这，就是“为人生而学术”。
为人生而学术，就要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而且，这种关注还不能是居高临下或冷眼旁观的。研究者必须把自己也摆进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甚至要当作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活法。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这就可以走向市场，也必须走向市场。因为公众是否接受，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肯不肯掏钱买你的书。这是公众在“用钱投票”，因此也是一种“民主”。只不过，学术著作走向市场，经受市场的检验，并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就只能以后再说了。
201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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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奶油小生（1）
中国有男人，也有女人。
中国的男人怎么样？好像曾经有点问题。
就说戏曲和小说中的那些“正面形象”吧，大体上无非三类。第一类是“无用的男人”。这类宝贝，是所谓“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如《白蛇传》中的许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厢记》中的张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其共同特点，是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主见，极易哄骗，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在戏曲舞台上，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都必须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用假声说唱，听起来与旦角没有什么两样，可见连语音也女性化了。他们的扮相，更是女性化，一律地唇红齿白，眼如秋水，眉似青黛，与旦角的妆扮也没有太多的区别。甚至如传统的越剧，台湾的《新白娘子传奇》，就干脆用女演员来演，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不对头。究其所以，恐怕就在于那角色，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
这就煞是“好看”。
事实上，在中国，确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白蛇传》之类的戏久演不衰，便是证明。这类戏曲节目，曾被某些理论家好心地界定为“爱情的颂歌”，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么“可爱”之处。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者，无非姣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不是齿如白玉，面若桃花，便是腰似杨柳，声如雏凤，地地道道的“女里女气”。这类形象，在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中，只怕就没有什么“市场”，然而中国人却爱看。不但女的看了芳心暗许，便是男的看了，也我见犹怜，或恨不如他。
认真说来，这种爱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女人喜欢，证明她们已多少有点不像女人。男人喜欢，同样只能证明他们也多少有点不像男人，甚至还有“同性恋”嫌疑。因为这类身材纤小、皮白肉嫩、没有胡子的男性形象，是多多少少有些像“娈童”的。而自古有“龙阳之好”的男人，其性爱对象便多半是这类“小白脸”。不过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无妨先分析一下这类男人或这类角色，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不像男人”。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见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亲生前在世曾对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实在绕不过去，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工夫？”谁知七仙女一句话，便把他顶得哑口无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么？”上帝保佑！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倘若拦路的是强盗，他又该若之何呢？
这样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主动追求爱情和幸福。事实上，他与七仙女的结合，完全是对方的“一厢情愿”，甚至带有强迫性质。他自己则一推再推，一躲再躲，直到最后“神迹”出现，老槐树“开口说话”，作媒作证，才接受了这桩“做梦都想不到”的婚姻。这说明他只相信“天意”，对于自己的能力，则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当后来七仙女为了少受一些奴役（将长工期限由三年缩短到百日）而与财主打赌织锦时，他不但一点忙都帮不上，反倒还在磨坊里一个劲地埋怨“娘子多事”。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证明他自己“胆小怕事”。 。。
一 奶油小生（2）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一事当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斗争，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或拦在她面前，浑身乱颤，双手直摇，连连叫道：“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双眼圆睁，牙关紧咬，脸色惨白，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害得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盗仙草》是《白蛇传》中很好看的一折戏，常可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但可惜人们往往忘了，这台“好戏”却是以一个男人的胆小和无能为背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胆小怕事的，也不只是这几位，差不多也是咱们的“通病”。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吃饭防噎，走路防跌”，不要多管闲事、招惹是非。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论其他？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少有见识”。中国有句老话，叫“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在历史上、现实中，或者在文艺作品里，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儿们”：他们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副安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样子，一旦真格的有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环讨办法，一点见识也没有了。甚至如唐高宗（李治）这样的皇帝，干脆把朝政也交给老婆（武则天）去处理。“万岁爷”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好去苛求小民？
至于现在要说的这类角色，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在这类人物中，《西厢记》中的张生张君瑞，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他有胆，敢于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更敢于为此追求，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围，退孙飞虎之兵。他也有谋，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莺莺；而解救崔家厄难，也全靠他的缓兵之计。这就颇有些侠肝义胆，又能运筹帷幄，比起董永、许仙辈来，是能干多了。
然而，即便这位风流才子，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角”。他在普救寺，不过无意中见了莺莺一面，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只听见崔莺莺娇语一声，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及至第二次见了红娘，便忙不迭地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诞生，并不曾娶妻”云云，简直是傻得可以，当然也就被红娘抢白了一通，弄得灰头灰脸，好没有意思。事后，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也还要评论说：“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得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他没有半点办法来对付老夫人，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促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又用一套表面上为老夫人面子着想，实际上为崔张爱情抗争的说词说服了老夫人（这番说辞的水平堪与苏秦、张仪之流媲美，所以《拷红》一折，也是《西厢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则崔张二人的爱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只能是“呜呼哀哉”，难怪张生对红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谢再谢，并声称“当筑坛拜将”了。 。。
一 奶油小生（3）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前已说过，他们都是些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细皮嫩肉，奶声奶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来绝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所以一遇到麻烦，他们的本事，无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后只能靠动了恻隐之心的女人或侠客前来搭救。即便最有胆识的张君瑞，倘若不是有一个“官封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的“铁哥们”杜确一再保驾，那前程也实在是岌岌可危。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没法子，只好先把她们设定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七仙女和白娘子，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体力，也指智力，而且主要是指意志力。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甚至以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莺莺“倾国倾城貌”的资本，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依照这个逻辑，则咱们中国人的爱情，就不是“美女爱英雄”，反倒是“美女爱病人”了，岂非病态？这里面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们姑且按下，留待以后再说。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既然胆小怕事，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
所以，董永对七仙女与财主的“赌”不负责任，也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过，严格说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也承担起来的。因为夫妻俱为一体，祸福荣辱，原本休戚相关，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家难。何况一个男人之于家庭，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我们可以不谴责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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