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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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锡山辞职不久，蒋介石对人事安排作了重大调整。蒋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取代阎锡山；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亲美派军人孙立人当上了陆军总司令；周至柔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桂永清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蒋介石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所有一切重要部门的职务，都与阎锡山无关，这样，阎锡山就无声地从台湾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为了安抚阎锡山，不致引起国民党其他“###”太多的怨恨，1954年2月19日，在台湾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虚情假意地表彰了阎锡山，他以十分感激的腔调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说完这番话，蒋介石将眼光转向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阎锡山，频频微笑，向他表示致意。在蒋的示意下，台下也响起了一阵掌声。
　　

山西王阎锡山（2）
听了蒋介石的这番恭维话，阎锡山不禁暗暗苦笑，何必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既然是功不可泯，为何要敦促下台，夺去职权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虽如此想，但阎锡山不敢表示丝毫的愤怒于形色，他知道，这里是台湾，不是山西，他岂能斗得过蒋介石呢？于是，他尽量装出笑脸，对蒋介石的表彰表示谢意。
　　阎锡山并非是目光短浅之人，他靠自己的深谋远虑统治山西几十年。1949年，他从太原逃到南京时，就已断定这个政权不会长久，因此，他给自己的未来做了精心安排，他先将他的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给他们一大笔钱，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继而，让他的第四个儿子阎志敏远走美国，并带走大宗财产，在那里买下高级别墅；然后，又派他的亲戚徐士珙到日本，也给其大量资金，让其在东京营建新的巢穴。三个地方都作了准备，真可谓“狡兔三窟”。现在，阎锡山被免职的下场确是应验了当初的预料，他本来是准备在台湾长住下去的，但免职后，他考虑了很多，蒋介石既然不容他，台湾也决非久居之地，不如远走他国，去了却人生的最后岁月。于是，阎锡山便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说他身体有病，想出
　　国治疗，提出了到日本或者美国的要求。
　　国民党一些###大凡要出国，多是以病为由，如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旦出去以后，便不再回来，且在洋外互相联络，独成一体，甚至有的人还写文章、发表谈话，攻击与谩骂台湾政权。这一点，蒋介石深为恼火。他不能放阎锡山出去，他知道阎锡山在罢免行政院长后满腹牢骚，只是在台湾不敢表露而已。一旦出去，又将是他的一个对头，这只虎不能放出去。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阎锡山的出国报告。
　　蒋介石大权在手，阎锡山不敢碰硬，只好乖乖留下来，在台湾消磨多余的岁月。阎锡山本来在台北闹市区准备有豪华的公馆，但他不愿住在这里。为了避免经常见到那些上台的新贵，惹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搬到了市郊阳明山的菁山居住。这里虽然风景如画，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气温凉爽；但地区偏僻，交通不便，而且连起码的现代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灯、电话都没有。但阎锡山却不管这些，硬是住了下来。为了适应环境，他叫人把房间用石头垒成西北地区的窑洞一样；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就像当地山民一样，到涧边取水。堂堂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在下台后，就住在这石头窑洞中，像古代人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的隐居生活。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中，他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时起床。早餐后便开始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然后会客、座谈、看书或思考；晚饭后，他喜欢一人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阳明山暮色中绮丽的风光；回来后，便拿出一部《易经》来，慢慢阅读。岁去年来，逝者如斯，他长住在此，怡然自乐。
　　十年时间中，阎锡山的主要工作是著书立说。这期间，他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人应当怎样》、《日本应当怎样》、《###为什么，凭什么###》、《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如何造成足够###的力量》、《共产党为何必败》、《###的哲学基础》、《###复国的的前途》、《共产党为何与中国文化为敌》等。纵观这些书的内容，纷纭复杂，但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便是###。阎锡
　　山并没有从大陆失败中找到人生的真谛，淡化其###的意识；相反，他从反面去总结教训，更加顽固地坚持其###立场，卖力地鼓吹###的陈词滥调，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阎锡山虽然隐居菁山、闭门写书，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远离尘世，实际上，他参与政治的欲火并没熄灭，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除了写书、在书中大谈政治外，他还常到台北一些机关、学校、团体，向公众发表###演讲。他虽然年迈体衰，但只要有人邀请，他必去无疑，几乎每月都有十几次演讲，有时一天讲几次，真可谓不辞劳苦。
　　

山西王阎锡山（3）
在写作与演讲之余，阎锡山还在他的寓所里接待各类人物。这时期，常有很多人前来拜访，有亲朋故旧、政界显要、民意代表、军界首领、实业巨子、企业领袖、教授学者、神父牧师、新闻记者等。在与这些人的会谈中，他也不忘大搞###宣传，不厌其烦地劝导别人去###，企图以此博得蒋介石的好感。
　　阎锡山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先哲仁人，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联云：“造福世界，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是仁者责任；净清宇宙，为现世除冤，为往世鸣冤，替来世防冤，乃圣贤心怀。”他说，他如此精心于###事业，是为了“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但他不知道，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不过是一跳梁小丑。过度的劳累，使阎锡山的身体急剧垮了下来，体内各种疾病交替出现，而且日趋严重。他先患糖尿病，不久，又出现冠状动脉硬化，随后，又是心脏病，这诸多病症时刻困扰着他，威胁着他，使他不得安宁。再加年龄一天天增大，各种器官日趋老化，身体的抵抗能力逐渐减弱。阎锡山已是日薄西山，“昏惨惨黄泉路近”。
　　1960年5月初，阎锡山突然发生腹泄，不久，腿部和脸部出现浮肿，他气喘吁吁，
　　站立不稳，不能自持，常常要人扶着在沙发上坐一下，或者用小车推着在室外走一圈，自理能力一天天减弱。
　　阎锡山知道自己在这世上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了，他常常望着窗外的山峦和树木出神，随从人员问他想什么，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这阳明山比我们文山树多，风景好！”随从人员知道他说的文山，是他老家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的那个小山头，是啊，老人在想他的家乡，他已是十几年没再去老家了。
　　“我们没有到过文山，文山一定好玩吧？”随从人员好奇地问。
　　“嗯，很好玩，山上有很多树，山下，滹沱河水缓缓流过，山水相映，也是很美的，当然，跟阳明山比，就差些了。唉，现在不知是什么模样了。算了，不谈这些了。”阎锡山叹了口气，又不说话了，依旧望着窗外的山峦与树木出神。一会儿，他的老朋友贾景德进来，他儿子、儿媳也来了，望着亲人故旧，阎锡山情绪十分低落，他以悲哀的音调说：“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儿子、儿媳见此情状，都劝他安心养病，不必考虑太多，他说：“不是我考虑太多，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再活多久了。我死后，你们一定切记：第一，一切宜简，不宜奢；第二，收挽联不收挽幛；第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第四，出殡以早为好；第五，不要放声而哭；第六，在墓碑上刻我写的思想日记第一百段及一百二十八段；第七，每日早晚各读我写的《补心录》一遍。”家人含泪答应。
　　5月21日，阎锡山因感风寒，又患感冒，早晨便卧床不起，左右扶他起床时，发现他的腿已完全不能站立，口中不能言语，手已麻木，连衣扣也不能扣上，头低垂，不能抬起，与前判若两人。由于离市区远，便拖到了第二天。
　　5月22日，家人请来医生，经诊断后确定，阎锡山所患感冒已转成肺炎，情势严重，必须赶快送医院治疗。于是，家人迅速将阎锡山抬上救护车，准备送台北市台大医院诊治，但车行中途，阎锡山病情转危，不几分钟，便已昏迷。到台大医院后，虽经多方抢救，终因耽误太久，而无力回天，阎锡山于当天死于台大医院，终年78岁。
　　阎锡山本来已被蒋介石忘掉，但现在人已死了，蒋介石还得装模作样表示一下，他派人送来了“怆怀耆勋”的匾额，以示哀悼。5月29日，阎锡山入殓时，蒋介石亲自致祭，言语动情，让人感动，似乎他与阎锡山从来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他对阎锡山的死是真心痛悼。
　　阎锡山的灵柩埋葬在阳明山七星山南面一块坡地上，这里有山有水，绿树成荫，景色秀美，是山西五台县的文山所不及的。但阎锡山倘若地下有知，他还是不会满意，他倒是愿意长眠在他的家乡，与文山的轻风明月相伴，听滹沱河那潺潺的流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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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胆”陈布雷（1）
1947年初，南京城里，斜风细雨，春寒料峭。这时，在通往总统府的路上，一辆黑色轿车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布料长衫、个子瘦弱、面色枯黄的老头，一副落拓不羁的乡村教书先生的模样。此人却不是一介寒儒，他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大名鼎鼎的陈布雷。
　　陈布雷是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人，原名恩训，字彦及，生于1890年11月15日。辛亥革命时，他以布雷为笔名，写了很多反清文章，笔扫千军，震动一时，布雷之名为时人所知，而真名反被人所遗忘。1927年，他追随蒋介石，成为蒋的首席幕僚、国策顾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随国府还都，从重庆到了南京，但一直没有房子住，好长时期住在招待所内。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一些要员却利用职权，占了大量别墅、洋楼。他心中愤愤不平，常在家里发牢骚，对属下说：“我们都是澹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子和机器。”甚至对与他颇有交情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指责说：“现在党民要员都不能严于律己，像果夫与立夫兄弟，过去我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现在唯恐学不到孔、宋。”在家里发了牢骚，陈布雷还觉不解气，便去找蒋介石发泄。蒋介石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蒋介石对陈布雷总是温文尔雅、十分谦恭，见陈布雷面色不好，便关心地问：“布雷先生，你近来身体怎样？”
　　陈布雷声音低沉地回答：“身体还好，只是，我想辞职返乡。”这句话，陈布雷不知向蒋介石说了多少次，差不多成了见面的口头语。
　　“那为什么？我还想借重你负责一项重要工作。”蒋介石心里虽有所知晓，但仍然装模作样地问。
　　“今抗战胜利，大敌已除，当把握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但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党国要人因循苟安，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布雷触目伤心，心中郁抑，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已不堪工作，愧对国民……”
　　“布雷先生，这要不得，要不得！”不等陈布雷说完，蒋介石连忙好言抚慰，他知道，陈布雷对抗战胜利后一批党国要员搞“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的腐败情景深感不满，对自己弄到无房可住牢骚满腹，便不得不顺着他说几句：“你对党国的忠心，我是晓得的，有些人实在太不像话，我一定会采取办法制止这种现象的发展。”
　　蒋介石的几句虚言假语果然起作用，陈布雷话说完了，牢骚也烟消云散。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政权还是忠实的，他认为，国民党再腐败，至少20年的天下总是可以维持的。发发牢骚，只是恨铁不成钢而已。
　　见陈布雷精神状态转好，蒋介石便把话转入正题，说：“现在共产党方面鼓动###，反对制宪，制造事端。我准备召集重要人士会议，定期召开，就称为‘官邸会报’吧，会前需要进行各种宣传、准备工作，这就要成立一个‘宣传小组’，实际上是‘官邸会报’的秘书室，并兼管全国的宣传工作，由你来主持这个小组吧！”
　　陈布雷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我希望工作越少越好……”事实上，陈布雷说的也是实话，近来，他的身体极差，已不堪重负。但蒋介石却不听这些，他打断陈布雷的话，连连称赞说：“我知道你办事认真，而且文化宣传方面的人又熟悉，你一定会不负众望的。”顿了一下，蒋介石又接着说：“至于身体不好，可以到庐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好了，这就说定了。”
　　陈布雷再也不好推却，他忠于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任命，一方面他因身体原因不愿接受，另一方面又有“皇恩浩荡”之感，觉得蒋介石是信任他的，“士为知己者死”，为蒋介石效力，再苦再累，他也愿意。本来，陈布雷到蒋介石处是为了发发牢骚，希望得到、听到几句安慰的话，谁知却又揽上了新的事务，他只有苦笑一下，抖擞精神，奋力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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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胆”陈布雷（2）
这个宣传小组虽然只叫小组，级别却很高，其成员都是大人物，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等。陈布雷对工作确是认真负责，他接受任务后，亲自召集了好几次会，想了不少办法，但宣传方面仍无起色。他这才认识到，时代变了，不是北伐与抗战时那样的宣传，民众不但对宣传信服，而且深受鼓舞，往往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现在，有谁相信他们呢？陈布雷无法，只好再去找蒋介石。
　　蒋介石也知道其中的难处，也没有什么高招，只是硬着头皮给陈布雷鼓气说：“共产党现在宣传很厉害，他们有计划制造谣言，恶意中伤政府及负责官员，这样可以以讹传讹，一时有众口铄金之势。因此我们宣传小组要制定原则，建立社会声誉，坚定同志信心，巩固党和国家政府的地位。”
　　陈布雷口里答应着，心里思考着，他认为蒋介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便委婉地说：“蒋先生，实际情形与宣传不应有很大距离，竭诚盼望许多实际问题应有改善，实际问题改善后，宣传自易取信于人，否则，徒责宣传之不能尽责，而委过于宣传，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