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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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翻译处由徐大年同志任处长、章文晋同志任副处长，研究处由柯柏年同志任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同志任处长。我记得当时成员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黄华、王凝、凌青、马牧鸣、张林生、张香山、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同志。黄峥：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也从延安撤离。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党中央开始了转辗陕北的岁月。王光美：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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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2）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黄峥：显然少奇同志这段时间里同样不知道您的情况，可能也不方便打听。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王光美：当时通讯很落后，又是战争年代，同志亲友之间多年不通音讯是很普遍的。这时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刘少奇、王光美在北海公园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交谈（1959年4月）。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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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3）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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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