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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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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室地位高于其他各科室，处于二陈的直接控制之下。
二陈安排CC派骨干濮孟九任书记，王思诚任副书记。
书记室下设4个组，即指导组，组长田昆生；行动组，组长马啸天；审理组，组长吴若萍（又名李树华）；组织组。
以上4组分管各专门事务。
2．总督察。
是二陈为了严密控制下属而设置，是特工总部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其职责为监督考核特工人员对二陈是否“忠实”，对特务工作是否“卖力”，有无“非法活动”，如发觉其成员有“不忠”的言行，可以随时进行各种处罚，轻则被训斥、关禁闭，重则被关押，直至处死。
督察人员分布在特工总部内各机构，每一机构中有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
总督察直接对二陈和徐恩曾负责，一般人员甚至高级人员对于总督察的活动也无法了解。
二陈赋予这一部门掌握有对特务的生杀大权，当时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
先后担任总督察的有二陈亲信刘不同、王杰夫等人。
3．设计委员会。
是徐恩曾直接领导的一个咨询单位，主要职责是对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直接向二陈提出意见或建议。
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陈果夫安插其浙江同乡张冲担任。
张冲，字淮南，20世纪20年代初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俄文，后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肄业，并在这一时期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此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张冲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
东北易帜后回南京，由于他才华出众，又能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还是浙江人，因而受到陈果夫的重用，调入组织部调查科，与陈果夫相处甚密。
特工总部成立后，陈果夫便让他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
特工总部（2）
但由于张冲不满徐恩曾的工作作风，矛盾逐渐加深，张冲便不予合作，对设计委员会中事务，概不过问，仅只挂名而已。
4．情报科。
主要职责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
二陈对情报科十分重视，他们要求该科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他们过目，如认为特别重要的，必须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出，由他们审阅后，再报蒋介石核阅。
情报科科长由陈果夫指定其心腹刘桂担任，副科长由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张国栋担任。
情报科内分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分别由CC派死硬分子王广来、杜品山、薛敦平担任。
另外，科下还辖有三个情报站，分别设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各情报站都配有电台，与南京总台直接联系。
5．训练科。
其职责为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施行训练，以强化其反动思想，提高特务伎俩。
另外，还负责编辑《动力》、《群力》两种小型内部刊物及其他书刊。
训练科成立后，遵照二陈的指令，举办过多次训练班。
陈立夫特别注重对特务的训练培养，他在谈到培训特务时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
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
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因此，每次训练班期间，不是陈果夫，就是陈立夫，他们再忙，也要亲临向学员训话。
训话时，总是反复强调特务们对蒋介石要忠心耿耿，他们提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
他们还散布，一切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
只要随领袖的脑壳去做，你可以万无一失。
特别是陈立夫，他十分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平时，他对特务们总是温文尔雅，十分客气，训话时也总是像谈家常，娓娓道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就是为他们撑腰打气，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这些话对一些没有经验的新特务能够产生一定的向心力。
二陈就是这样通过训练、训话等方式，提高特务的思想素质，培养特务对他们的忠顺精神。
训练科科长为CC派骨干王云亭，副科长为薛秋泉。
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6．总务科。
其职责为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
科长初由周伯良担任，周于1936年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章祖模继任，副科长由仝道云担任，计有工作人员10多人。
7．电讯总台。
其职责是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
其联络工具为电讯总台，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发出去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
总台长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
除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
省特务室设室主任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4个科，较小的室只设3个科，各设科长1人，其编制人员无定额。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二陈指挥下，与国民党宪兵、警察结成一伙，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调查、监视、跟踪，必要时实施逮捕和杀害，而尤以上海地区为最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因此，特工总部的活动中心也放在上海。
平时，在上海只设特务室，1931年，陈果夫和陈立夫在召见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
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
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
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
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
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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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总部（3）
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
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
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
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
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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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省院”（1）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
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
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
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
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
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
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
”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
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
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
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
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
”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
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
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
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
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
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
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
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
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
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
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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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省院”（2）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
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
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
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
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
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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