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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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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中国近代历史笔录计划，包括访问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陈光甫、曾琦、张发奎、胡适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记录整理后出版回忆录。
因此让陈立夫协助做这一工作，并要陈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以第一章作为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赞助经费。
陈立夫接受了邀请，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一位叫夏莲英的华人小姐，每周到陈立夫家作录音访问一天，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后来，哥大现代史研究所认为陈立夫还年轻，应先去访问年龄较大者，因此便将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访问陈光甫、曾琦、张发奎等人，而将访问陈立夫的事搁置下来，陈立夫也就无事可干了。
涸辙犹欢（2）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便和过去几位养鸡的朋友商量，合伙做皮蛋生意。
他们说做就做，弄来一张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陈立夫闲置的鸡舍做厂房，很快，皮蛋做出来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受华人欢迎，称之谓“陈立夫皮蛋”。
生意一炮打响，使陈立夫很受鼓舞，于是他们扩大业务，将皮蛋厂组成食品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如做月饼的蛋黄、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酱等。
这些产品虽说手艺不是最佳，但在异国他乡，很能勾起华侨的乡情，受到华侨的喜爱，都深受欢迎。
特别是辣椒酱，味道好、价格便宜，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华人亲切称之谓“陈立夫辣椒酱”。
正当陈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森林大火突然发生，陈立夫的三排鸡舍厂房、外加他一部新买的座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望着败壁残垣，焦土余烟，陈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样，伤心到了极点，燃不起半点希望。
本来，陈立夫的养鸡场过去一直是投保万元，后来不养鸡了，鸡舍闲置。
保险公司的人因和陈立夫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劝他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那么多的险呢？可以少保一点。
”这样，陈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刚好退掉不久，便发生了这场大火，因此保险公司只理赔4000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时，好心的人劝陈立夫卖掉地皮以安度余生，也有的劝他回台湾去，免得为生计发愁，儿女们都打来电话，写来充满亲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们一起，安享天年。
儿女们的建议一度打动过陈立夫的心，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已完成博士学业，服务于美国一家大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已结婚，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可以自立。
陈立夫与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现在是困难时期，确实想与家人团聚，得到亲人的温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有的心情。
但不久，陈立夫就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夫生活。
陈立夫于火灾后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他以保险公司赔偿的4000元作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买来少量的来亨鸡喂养，并少量的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镇上去卖，活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他已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
当陈立夫手工制作这些食品时，夫人孙禄卿给他当副手，切豆腐，理粽叶，伴调料，干得十分起劲，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有时闲下来，陈立夫看书，孙禄卿则重操旧艺，画上几幅国画，拿到镇上去卖，也可聊解无米之炊。
每日劳动，虽十分辛苦，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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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台湾（1）
在得知陈立夫的鸡场毁于大火的消息后，蒋介石曾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能回台湾工作，并先后开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长，驻西班牙大使，驻希腊大使、巡回大使等，但都为陈立夫一一拒绝，虽然他很想回台湾，但不愿在自己困难时去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是他的性格。
后来陈立夫夫妇重振家园，渡过了难关。
正当他们在“不觉辛苦亦觉甜”的村野生活中过得十分顺心的时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蒋经国的来信，信中说：“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
”邀请陈立夫回台湾参加庆祝活动，并盼能返台定居。
尽管陈立夫与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锐气消尽，过去的恩怨已被岁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难时，蒋介石给他寄过钱，有过工作安排，这些帮助令陈立夫心存感激。
因此，他不想扫蒋介石的兴，便答应了蒋的邀请。
去参加蒋介石的生日庆典，以什么作为寿礼呢？陈立夫颇费了一番心思。
他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蒋介石过生日的时候，朱家骅为了讨好蒋，请人铸了9个直径2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
结果，美国人对此大肆渲染，说蒋介石让人给他献九鼎，寓意是想当皇帝。
国内舆论也紧跟其后，指责批评蒋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蒋介石不好下台，气得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而朱家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后，仕途受累，一蹶不振。
过去的历史已成教训，陈立夫知道自己虽早已远离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
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钻研所著的《四书道贯》作为寿礼。
一则，表明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品物作为寿礼，志趣高远，符合气氛；二则，蒋介石国学根底深厚，但多年来，人们只知他是军事人物，寿庆上来个附庸风雅，蒋介石会高兴。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悄悄回到台北，虽然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一些记者拥向机场。
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
”希望媒体不要过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总统”府，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这次返台，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过分的亲热，紧紧握住陈立夫的手不肯松开。
陈立夫深受感动，即捧出寿礼，献给蒋，蒋介石接过来，见是一本书，果然十分高兴，他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陈立夫诚恳地说：“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易经》、整理四书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
”实际上，蒋介石也了解陈立夫写《四书道贯》的情况，并知道此书在海外有影响，已重印了好几次，而且知道陈立夫将此书作为寿礼的用意，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蒋介石在生日庆典后，专门邀请陈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
在慈湖，青山秀水下，两位白发苍髯的老人促膝谈心，互诉肺腑之语，完全像一对知心的朋友。
思古怀旧是老人的通病，陈立夫感慨地说：“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如熬，心中没有一日平静……”说到这里，一时语塞，老泪都几乎滚落下来。
蒋介石急忙安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
”“是啊，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没办好，累及总统……真是惭愧啊！”陈立夫的话，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绪。
蒋介石听出陈立夫话中的怨艾，便略带歉意地叹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
”顿了顿，蒋介石正式向陈立夫提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居住。
蒋介石诚恳地说：“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
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
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听蒋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陈立夫感到与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又清晰起来。
对蒋介石的邀情，他默默无语，不再拒绝。
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陈诚逝世了。
蒋经国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陈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对“太子”造成任何威胁了。
对此中微妙，陈立夫十分清楚。
但多年客居异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独，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国，台湾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总是中国的土地，他一踏上这块土块，便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内心是愿意居住在自己国土上的，年纪越大，这种思想越强烈。
慈湖的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及，这是陈立夫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来一次最自由的谈话。
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过去，谈现在，又谈到了陈立夫写的《四书道贯》，蒋介石说：“我先看过你这本书的前言及结论，觉得你写得很好，只是书名太深了一点。
重返台湾（2）
”陈立夫即请蒋介石提一个更好的书名，他说：“假若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
”蒋介石说：“让我再想想看。
”并提议让陈立夫到台湾各军校去作演讲，陈立夫欣然答应。
过了两天，蒋介石让蒋经国带来他的亲笔题字和口信，说：“《四书道贯》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题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
”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
蒋介石的题字和口信使陈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强烈起来。
根据对蒋介石到军校演讲的允诺，陈立夫开始到各军校演讲。
台湾军校有十几所，讲完后，其他非军事学校也来邀请，这样一讲就不可收拾，在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感觉体力不支，终于在台北国际狮子会作演讲时病倒了。
很快，陈立夫被送到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
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关切地向医生询问病况，医生说明病情后，蒋露出焦虑的神色，嘱咐医生尽力医治。
随后，蒋又专门从香港请来著名的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进行会诊，张先生说：“荣民的医治很好，陈先生的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一场虚惊很快过去，陈立夫的病情逐趋稳定，再而渐渐痊愈。
病中蒋介石的关照又一次感动了陈立夫，也使他最后下了决心，离开美国，返台居住。
不久，他回美国，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于1969年4月正式回台湾居住，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
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过去，陈立夫当有无尽的感慨。
20年的岁月给陈立夫留下斑白双鬓，也冲刷了他的冷酷与傲慢，走下飞机的陈立夫如一谦谦君子。
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
他知道自己的政坛生涯早已结束，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
当有人问他是否出任要职时，他一口回绝，说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
陈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对蒋深有了解，当年台湾危机重重时，蒋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坛，现在台湾已趋于稳定，怎么还会重用他呢？“之推辟赏从，渔父濯沧浪”，他十分欣赏古人的风范。
当年在大陆时，权倾一时的他不能有所作为，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他还能施展什么抱负呢？他深深明白，年高体弱的他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在这时，也感觉到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与时间，也都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果然，蒋介石只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看待，给了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职务，对此，陈立夫很乐意接受。
他既已回到台湾，就要维持蒋、陈两家形式上的亲密关系，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好环境。
过去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脱脱是位和蔼的老人。
复兴文化（1）
陈立夫说他对政治完全失却兴趣，只是给蒋介石听的，以消除蒋介石对他的戒心。
实际上，他的心灵深处时时燃着政治的欲火。
他回台湾后，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
为了表示他不问政治，开始一度闭门谢客，拒绝和来访者见面。
但不久，便觉于情理不可，于是，每星期定出两天时间，这两天中划出两小时，在家里约见亲友和访客。
在与客人交谈时，开始只谈家庭、生活、玩乐等，后来，渐渐扩大内容范围，谈海岛、谈大陆、谈政治、谈时局，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了。
不久，蒋介石找到陈立夫，给他一项具体工作，担任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陈立夫还想推辞，蒋介石说：“这个职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辞了。
”陈立夫只好接受下来。
陈立夫担任文化复兴会副会长后，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振兴中医药事业。
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达半世纪之久，中医被歧视、中药不能开，民间治病由日式西医取代。
日占据前，岛内曾有中医1988人之多；光复时，有营业执照的仅剩8人，祖国医药事业惨遭摧残。
对此现状，陈立夫心急如焚，决定首先振兴中医药事业。
怎样振兴中医药事业呢？陈立夫觉得应从舆论入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
为此，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
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
”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
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
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
这叫“道并行不相悖”。
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
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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