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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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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马林科夫主持下的苏联部长会议例会通过的决议举办的。但1949年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把交易会定为反党活动，随即通过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反党活动的决议”，列宁格勒州、市中层以上干部统统撤职，其中不少人被捕。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大获全胜。2月21日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发狂似的向列宁格勒的党员们喊道：“你们筑造了反党老巢！编造了列宁格勒特殊‘围困，命运的神话！贬低了伟大斯大林的作用！准备伟大斯大林来的时候进行恐怖活动！”1949年8月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以及州、市党政负责人统统被枪决，两千名干部被赶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位置被马林科夫的人占据。这是苏联战后最大的一次清洗，历史上称为“列宁格勒事件”，这是斯大林暮年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场权力之争，主要是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之争，他们两人都有接替斯大林的可能。日丹诺夫触犯了贝利亚的利益，才迫使贝同马林科夫结盟。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使斗争第一次公开化。苏联领导层一向对外掩盖列宁格勒事件，把关于两杂志的决议同整个事件分开，有意把日丹诺夫制造成迫害知识分子的刽子手的形象。不应仅凭日丹诺夫所做的报告评价他的文艺观点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也不应忘记他是斯大林时代的人，那个时代人的特点他也应有尽有。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当中，日丹诺夫的文化修养还应算高的，对知识分子比起别的领导人来也还算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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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4）
附带提一句，1988年10月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作为一项错误决议予以废除。
（原载《随笔》1996年5月号）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一）
大约十年前，严秀先生对我说，他约请几位先生撰文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头头日丹诺夫。他说日丹诺夫开打棍子先河，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尤为恶劣，不清除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难以健康发展。但他约写的文章参差不齐，终未能结集出版。我插了一句：“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更坏。”严秀先生兴奋起来，说道：“苏斯洛夫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时间比日丹诺夫长得多，带来的危害肯定更大。可连日丹诺夫都写不出来，更不用说苏斯洛夫了。”那时，我便产生了写苏斯洛夫的想法。
可是要写苏斯洛夫确实困难很多。我掌握的资料太少，对他的反感多于了解，没有充分的资料，如何动笔？2001年再次到俄罗斯远东大学执教时，便着手搜集苏斯洛夫的材料。先找到1982年为纪念他逝世而出版的《苏斯洛夫三卷集》。翻开一读，叫苦不迭。一面读，一面想，要是惩罚一个人，用不着对他施行体刑，强迫他读苏斯洛夫的文章就行了。三卷集的内容用两句话便能概括出来：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坚决镇压；苏联各方面的成就辉煌，苏共光荣伟大，路线一贯正确。从1946年至1982年，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三十八年间，在各种场合翻过来倒过去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思，没有一点新鲜东西。接着便搜集散见报刊上的资料，多半都是1989年以后发表的。这时苏联开始实行“公开性”，作者们已无顾虑，苏斯洛夫四十多年来的劣迹逐渐被披露出来。苏联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的形象在我眼前也逐渐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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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1）
苏斯洛夫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朝的股肱之臣，但与两位主公的作风完全不同。赫鲁晓夫是冲动型的人，一旦奇思突发，便会干出意想不到的荒唐事。如随口答应替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他性格粗鲁，动辄对政治局委员们大发雷霆，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说时脱下皮鞋敲讲台，成为外交史上的笑料。但赫鲁晓夫思想活跃，看到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的危害，不改变不行了。勃列日涅夫性格平稳，为人随和，但好出风头，拼命在各方面表现自己。他不仅冒充天才的统帅，还以卓越的作家自诩。勃列日涅夫贪图享受，酷爱打猎，有专门的狩猎场扎维多沃。他思想保守，对集权体制情有独钟。所想的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势，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手下的人只要不影响他的权势，干什么他都不管。苏斯洛夫性格阴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特别是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很多事都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对他的印象往往不坏，连桀骜不驯的索尔仁尼琴都如此。
“1962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带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会面活动”，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他带着我在大厅里转，有选择地介绍我同作家、电影工作者、画家认识。在电影厅里有一个瘦高的人，长着一张聪明睿智的脸，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说他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非常喜欢，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摆，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见面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特瓦尔多夫斯基同我说话的人是谁，他低声对我说，声音里含有责备：‘这是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我耸了耸肩：‘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是谁？’特瓦尔多夫斯基加重责备的口气说：‘就是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对我不认识他并没生气。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如此热情欢迎我，因为这时赫鲁晓夫并不在旁边，也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看到他同我握手——就是说，他没有讨好任何人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实感情的流露？硬装出自己是政治局里最有民主作风的人？——党内头号理论家？难道果真如此？”这段话是索尔仁尼琴后来写的，从这次会面到写《牛犊顶橡树》，他对苏联政权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但从中仍能看出他对苏斯洛夫最初的印象还是不坏的，因为此时，他对苏斯洛夫一无所知。
但是深知苏斯洛夫权势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了。苏联评论家拉扎列夫在《第六层楼》（《各民族友谊》）一文中描绘出《文学报》主编、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电话的一幕。“一次，我成为有趣的一幕的见证人。柯切托夫因为一篇稿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时‘红机子’响了。‘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柯切托夫向对方问好（我知道是苏斯洛夫打来的），立即站起来，整个谈话过程，他都保持立正姿势，说话的口气也同立正姿势相吻合。从柯切托夫的辩解上判断，苏斯洛夫在训斥他。柯切托夫一再保证，一定听从党的指示，并立即执行。我猜到他们谈的是《文学报》下一期将要发表的抨击恰科夫斯基的小说《生活中的一年》的文章。这篇批评文章是按照柯切托夫的意思写的。柯切托夫对恰科夫斯基素无好感，能在报纸上打他一个耳光非常开心，再说《生活中的一年》并非杰作，批评一下并非不可。但苏斯洛夫喜欢恰科夫斯基，认为发表批评恰科夫斯基的文章是个错误。批评文章马上撤下来，扔进字纸篓里。”柯切托夫在苏联也算大作家了，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在作家当中飞扬跋扈，在《文学报》里称王称霸，但在苏斯洛夫面前竟如此奴颜婢膝，因为他了解苏斯洛夫的为人，知道他的厉害，他的一句话便可决定自己的命运。柯切托夫后来被逼自杀，逼迫他的人当中便有苏斯洛夫。
“我们已经说过苏斯洛夫对荣誉头衔不感兴趣，随时感到自身的权势才是主要的。他在私人生活上是禁欲主义者。他不修建豪华住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女儿玛伊尼娅和儿子列沃利从未担任过要职。苏斯洛夫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也并不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跟另一位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特拉别兹尼科夫不同，前者获得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后者几经波折最终当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力获取学位。苏斯洛夫置身于以勃列日涅夫为榜样的席卷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的浪潮之外。”（梅德韦杰夫《原地跑步或向后转》）苏斯洛夫对待子女的态度不仅跟政治局的同事不同，而且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大相径庭。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借老丈人的光当上《消息报》主编还情有可原，因为他本人确有才能和见识。勃列日涅夫的快婿丘尔巴诺夫在老泰山的庇护下一步登天，无恶不作，一直逍遥法外，除证明勃列日涅夫的袒护外，不能做别的解释。苏斯洛夫要比他们干净得多。还可以补充一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人早已不穿的旧式西装和套鞋，很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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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二）（2）
苏斯洛夫每年把党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我在《涅瓦》杂志（1989年）上读过作家格拉西莫夫的小说《美好的愿望》，描绘了苏斯洛夫是如何交饭费的。苏斯洛夫到某州府视察，州委书记知道中央大员莅临事关重大，接待好坏影响自己的前途。其他方面的精心准备自不必说，单说如何准备苏斯洛夫的午餐。主人问他明天想吃什么。苏斯洛夫感谢主人想得殷勤，随口说，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忘了，明天是全国食鱼日，大家都吃鱼呀。州委书记马上派人飞往莫斯科，打听苏斯洛夫爱吃什么鱼，得知中央书记最爱吃鲑鱼后，又立即派专机飞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买鲑鱼，因为那里出产的鲑鱼最好。次日午餐时端上鲑鱼，苏斯洛夫吃得津津有味，夸奖鲑鱼鲜美。吃完问应付多少钱，书记说半卢布，苏斯洛夫从钱夹里掏出半卢布放在桌子上，微笑着离开餐桌，对自己的廉洁非常满意。他真不知道鲑鱼的价钱？也许真不知道，因为他从不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苏斯洛夫的思想却比赫鲁晓夫保守得多，甚至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僵化。他信奉的教条是：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和平共处”，现阶段思想意识斗争日趋尖锐，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决斗争。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分子。对一切违背教条的言行都坚决打击，彻底铲除，毫不留情，这一点又同《套中人》的别利科夫憎恨一切新鲜事物一样。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叙述了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经过。
“我走到老广场，料到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父亲在世时，我见过苏斯洛夫几次，但从未说过话。父亲去世后，他同柯西金一样，一见到我便问道：‘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上班？’我提起呈交柯西金的那封信，我说：‘我的请求是否批准了？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么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谁也不能责备我们没医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了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战后我到英国，飞机一降落，一伙举着标语的人就朝我喊起来：把妻子还给我们！你明白吗？’‘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挑衅’我说，‘我不明白你们何苦为我操心，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难道我不能应对？’‘你一到国外就会被记者包围。你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句话，到处都有政治挑衅，我们不愿意你受折磨。’白费口舌，谈不到一起去：各说各的，从不同的观点谈论不同的问题……‘你干吗非要出国呢？’他最后说，好像我申请出国旅行。‘你看我们全家，包括孩子们，谁也不想出国！没意思！’他为全家的爱国主义颇为自豪。我走了，带走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石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苏斯洛夫的爱国主义就是不让斯大林女儿把身患重病的丈夫送回国医治。她丈夫辛格是印度共产党员，在气候温暖的环境中长大，不适合莫斯科的气候，后来果真病死在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护送到印度德里，印度使馆发给她一个月的签证。但阿利卢耶娃到德里后，苏联驻印度大使命令她在两周内必须回国。深谙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利卢耶娃当然知道限期回国意味着什么，只得选择“叛逃”这条路了。她的“叛逃”完全是苏斯洛夫逼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让阿利卢耶娃在德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不逼她，她是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尚有同情心，苏斯洛夫没有。但这时，赫鲁晓夫已下台，无法照顾阿利卢耶娃了。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三）（1）
苏斯洛夫是1902年生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他还是少年，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考入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工业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1989年，我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去看望俄国朋友伊格尔，他说我来晚了，不然便能看到新闻系有趣的“人文景观”。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以资纪念。但挂上后经常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只好重换一块。换了又被涂抹，弄得校方挠头，没有中央的指示又不敢摘下来，只好用铁皮包上，上面写着“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他告诉我，1988年校长征求师生的意见，摘不摘木牌的时候，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苏斯洛夫到莫斯科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大清洗之后了。斯大林把老干部杀得七零八落，空缺的领导岗位急需填补。那时，苏斯洛夫不时向《真理报》投稿，他的文章旁征博引，经常大量引用领袖们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话，深得主编梅赫利斯的赏识。这里得顺便对梅赫利斯介绍几句，因为中国读者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梅赫利斯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凶残狠毒的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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