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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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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得的是，即使某个城市只有一个考生，他都会亲自去争取。
武汉姑娘张黔后来回忆起当初的笔试场景，“刚开始还有点奇怪，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考生，而且只有一个人来考我？是不是骗子？是不是色狼？”后来发现陈宏刚给了她卷子以后，就自己出去逛街了，似乎不太像有问题的，就不声不响地答起了卷子。后来，张黔通过了层层面试，顺利地进入了微软研究院。KFC、拱猪、黑猩猩
1999年1 月，研究院里的招聘达到了高潮，此后两个星期内，走进希格玛大厦的博士超过了 l00人，后来，我们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对学历的要求。
大量的暑期实习生也开始进入研究院，他们和
自己的老师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员工一样拼命地工作。而他们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对于申请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级院校，都有很大帮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KF，我为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研究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一个桌子吃午饭，还规定每个人轮流讲笑话，讲不出来就要受罚，有些女同事讲不出来，就掏出手机来翻。
公司决策方面，我极力倡导依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发动大家给会议室取名字。早期，我们的会议室没有名称。我想，为什么不召集大家一起来想呢？我立即发出一封邮件：“大家都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想想如何给我们的会议室命名，比如，我想了个名字，叫火药库！大家觉得怎么样？快来参与！”在邮件的末尾，我还画了一张笑脸。我觉得在火药库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一个不赖的比喻。
邮件一发出，很快引起热议。研究员徐迎庆最先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复的火药库的名字不错，那我们可以用四大发明来命名我们的会议室，比如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行政助理郑薇回应说，“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名字，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会议室里都是奇思妙想！”研究员张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比如阿伦·图灵、阿伦．伯利斯，以激励研究人员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攀登。”徐彦君建议用“雅典娜”来命名，以示对研究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罗马”来命名另一个会议室，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这象征着研究院要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关于命名的邮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再次发出邮件说，“我忽然觉得迎庆四大发明的名字挺有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个，零和一的概念跟计算机息息相关，可不可以用‘Zero Room’来命名一个会议室，不过，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准确表达了，总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来经过研究员陈通贤和孙宏辉多次讨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翻译——灵感屋，此外，他们还想了个新名字——算盘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结束的时间。会议室的名字最终确定，分别是：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印刷厂、灵感屋和算盘室。
现在想来，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脑力激荡的结果，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演练。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宁也都钻过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按我的肚子，我就会说话。我按了一下，听到的是他们的祝福，当然，还夹带着一些嘲笑我的话。
有时候，他们还会恶作剧地给我做一条斜挎的缎带，上面写着字，然后逼我戴上照相留念。
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乐时光，总是让我觉得温暖。无处丌在的白板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自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
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20 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大约是13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14米的白板！”
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l l4米！你在开玩笑吧，开复，那么大的白板可以延伸到长安街上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l4米，我搞错了，它大约3 米宽、1．5 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只有4 米，开复，你还欠着10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手把想到的要点写在桌上——桌上有嵌入的白板，那场面，就像“围炉夜话”一样。
在我们最大的会议室“指南厅”里，可以看到
正方形、长方形，甚至圆形的白板桌。还有整整一面的“白板墙”。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白板，成了研究院的一种标志。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
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火药库”，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了！”
我总是觉得，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后来，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教授来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时，看到研究院的“白板茶几”，非常惊讶。他说：“开复，这个构思真的不错，要不然，你寄一个这样的桌子到美国来吧！”如何对老板说“丌”“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30 年的中国人，你到底在文化方面是更倾向于美国，还是更倾向于中国？”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1999年之前，我的回答总是：我是一个多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因此我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回到中国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其实过于自信了。
1999年1 月31 日，刘挺来希格玛面试的时候，是从哈尔滨坐火车来的，他很优秀，最终得到了微软的 offer。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刘挺认为，研究院说他们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其实潜台词就是让大家坐火车，这样节省费用。“啊！这不可能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长大的我习惯了直截了当的表达。我说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意思是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作选择。
我发现，由于大家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我有时候无法洞悉员工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很急迫，我不希望大家拐弯抹角，而是有话直说。
因此，刘挺进入研究院工作时，我特意把他找来谈心。解开了刘挺的心结，但是，这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做老板要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老板说“不”的习惯。
一个下午，我召集研究院所有员工到“指南厅”开会。首先，我请凌小宁介绍一下在微软美国多年体验的文化，他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个让员工诧异的题目——如何对老板说“不”。“你有权力说‘是’或者‘不’。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会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比开复懂得多，开复也不是万能的；；”
接下来，我跟大家敞开心扉，先讲了“火车票与飞机票”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研究机构，开诚布公是那么重要。
我说：“这件小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大家的想法，对很多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这让我感到很内疚。如果过去，我没有更好地了解大家的想法，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都可以做到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希望，你们能把研究院当成你们的家，把研究院的同事当成你们的家人！”说完了，我期待地看着大家。
这时，一位副研究员站起来，鼓足勇气说：“开复，作为‘副研究员’，我们总是担心两年以后能否转正，根本无心作研究！你知道吗，现在‘正研’和‘副研’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我们甚至认为我们和‘正研’不是一家人。”
听到这里，我条件反射般地给出了一个“标准
答案”：“我理解大家会有这种顾虑，但是你要想留在微软，就不要想后路。”
很明显，大家对我的“公关回答”很不满意。一名副研究员接着说，“开复，你的道理是对的。但这又是经理立场，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想想，我们是名校毕业的博士生，给微软做‘临时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前途。请为我们想想，好吗？”“这就对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开诚布公的讨论！谢谢你的质疑。”我说，“你说得对，我这么回答真的不合适，请允许我重头介绍一下这个‘副研究员’的制度，介绍完了，我很希望听听你们的建议，然后再和你们讨论。”
首先，我解释了“副研究员”制度的由来。接着，我举了个实例：“我想告诉大家，提升‘正研’不一定要等两年。比如徐迎庆，迎庆点子特别多，而且特别喜欢帮助别人，他是最好的团队合作者，任劳任怨，有话直说。其实，我们马上就要提升他了，今天提前宣布这个好消息，希望大家把他当做榜样，努力争取提升的机会。”“晋升‘正研’，我们没有名额限制，如果每个人都做得好，每个人都可以提升。”我补充说。
这句话说完，我觉得大家眼睛都亮了起来，原来大家并不知道这一点。开诚布公就是如此奇妙！但是，我发现有几位很快又表现出了疑虑，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心中的最大担忧——万一不能提升怎么办？
于是，我又接着说：“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不能违背公司规定来雇用你。不过，就算不能提升研究员，我们也会争取发给你一个‘企业博士后’，公司也会给你一定的时间，让你找新的工作。相信你的微软经历，加上一个有价值的博士后，绝对不会伤害了你的事业。”“真的劝你们不要整天把心思都花在担心上。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恢复从小被培训的零和思维，想把别人比下去，那你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重视的不仅仅是创新、成果，更需要团队合作的精神。”
讲到这里，我能感觉到大家心里慢慢放松了。如果我不知道员工的苦闷，就没有沟通，而没有沟通，员工们就会假设最坏的结果，认为公司一边剥削劳力，一边鼓励零和竞争，因而降低团队合作。
这时，我已经觉出气氛正在变得融洽起来。
一位副研究员站起来说：“老板们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他们自己需要升级，就分配好多工作给我们做，很多经理一开口就是‘你可以不分白天黑夜’。短时间为了deadline（截止日期）拼命可以，长期这样就不应该。”
另一位副研究员也说：“每天工作量太大，有时又很枯燥，实在受不了。有些经理总是告诉我们，开复以前多努力，他们自己又多努力。但是，我们一天做l6个小时，脑子都麻痹了。”
我对大家说：“你们说得很对。每个经理必须要尊重每位员工的私生活，不能期望‘超人’或‘非人’的工作时间。创新是靠激情和灵感产生，不是仅仅靠劳力的。我会和所有的经理沟通，尊重每一位员工的私生活。另外，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擅长并喜欢的课题，这样才能激发出最大的热情，而取得最大的成就。”
通过这次沟通，小组里的情形开始好转，研究院里逐渐形成了有话直说的氛围。为了打破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鸿沟，每两个星期，我就和‘副研’们一起吃一顿饭。
通过不断努力，研究院的气氛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和谐，大家达到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作研究的时候，形成一种团结的合力。兵团作战
做一流的研究院！做有影响力的研究院！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还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整整两年，全力以赴的拼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研究院的目标是作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就是研发一些现在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成果，我们期望它们在5 到10年之后成为主流。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作为研究院负责人，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拟定研究方向。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用户可能碰到的巨大问题：比如如何在多媒体（视频、3D）崛起时处理带宽供不应求的问题；如何在互联网无序信息爆炸时让无序信息变得有序；如何让中国用户用更自然的方式使用电脑。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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