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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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
　　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　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　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干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　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人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　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
　　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l　l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　个孩子。
　　1961　年，　
　　43　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　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　年12　月3　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
　　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
　　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　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l00　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
　　“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闹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
　　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顽皮，妈妈还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捣蛋方法。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说：“这里是电话公司，现在正在你们家外面调试电话线，你们家电话会响，但是千万不要接噢，因为一接我们就会触电了。”对方说，“好。”此后，我和外甥们开始一次次地拨打这个电话，对方一开始肯定是不接的，但每隔5　至10分钟，我们就会打上一阵，对方最后总会忍不住接一次。在接通的那个瞬间，我们马上模拟触电的声音，惨叫三声：“啊，啊，啊；；”吓得对方把听筒
　　都扔到地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伟川合著了一部“科学、武侠、传奇、爱情”巨作——《武林动物传奇》，主人公就是我的家人，我给他（她）们每个人都编了个名字，他（她）们要么行侠仗义，要么惩恶扬善。
　　在开篇的人物介绍里，我根据他（她）们的性格特征画了像、做了诗。我的四姐李开菁，当时又矮又瘦又黑，我却给她起名“擎天柱白高飞（肥）”，配诗是“人人都向她低头，只是因为她太高，眼睛也是十分好，是否投进了这个球？”在这首嘲笑她太矮、篮球打得不好的歪诗旁边，我还配上了“白高飞”
　　的图片：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小人，拿着比她长好几倍的长矛。四姐气得要命，我和伟川却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给另一个外甥宇声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猪八戒拿着叉子的形象，我们对他也有详细的描述，“得其母遗传，体重三千斤。得其父遗传，没有好脑筋。”
　　当然，我也没忘了自嘲，书里有句话“你要记住啊，愈吃就愈胖，愈胖就愈不动，愈不动胃就愈大，胃愈大就愈胖”，就是爸爸讽刺我胖的名言。
　　在这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里，我们每个字都是亲笔而书，每幅插图都是亲笔绘制，我们还在每页的右上角标上页数，做得如同一本真的出版物一样。在这本“手绘本”的最后，我还写上几行字“1972年8　月3　日发行；；翻印者死！”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争相传阅这部小说，大家都被里面的人物逗得哈哈大笑，妈妈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一直珍藏着这本武侠小说。这可能是我儿时最大的“文学成就”了。据说，邻居们听说了，都纷纷跑来借阅这本传奇，在小街区刮起了一阵风潮。
　　
　　我当时还跟母
　　亲开玩笑说，
　　“要不然我们
　　真的卖给他们
　　算啦！”童年的时
　　光，短暂而快
　　乐。现在回想
　　起来，母亲的
　　宽容和娇宠，
　　就像阳光一样
　　笼罩着我，给
　　我无忧无虑的成长氛围。回忆起童年，就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荒唐可笑却又温暖如斯的时光。在我们捣蛋的时候，母亲没有板起脸孔，严厉训斥，而是如同搭乘一部哆啦A　梦的时光机，回归她自己的童年一样，和我们一起经历梦游一般的快乐光影。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爱一直很透明，这也让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爱
　　的表达”，让我一生受益无穷。小学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放权”给我。
　　5　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仰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
　　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
　　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
　　自己一丁点儿的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
　　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
　　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ftenu：n＇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
　　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