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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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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等待期开始于1967年5月，当时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驱逐了联合国观察员，并开始向西奈半岛增兵。虽然我们其他的阿拉伯邻国含糊其辞，以色列静观其变但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之后，纳赛尔对以色列船只关闭蒂朗海峡，这样的封锁实际上束缚了以色列的手臂，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战争却姗姗来迟，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完全忘记了它拥有备受称道的武器研发部队，没有一个任务派发给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每天聚在位于特拉维夫总部的地下室，进行头脑风暴，我们将每个军区碰到过的情景形象化，然后研究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编辑整理了大约25个紧急事件清单，比如监控燃料、军需品和食物供应护卫队，沿着他们的路线分析后勤绩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开始的空袭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步兵和装甲师必须深入西奈腹地，在那里，他们将穿越沙漠公路，会遇到很多严重麻烦，因此我们将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的使用性能中去。如果铭记在心或者不断呼吁，我们想至少在实际中会有所准备。我们仍然没有从总指挥部得到任何指示，大概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让那些真正的勇士为战争做好准备。
在武器研发部队高度戒备期间——有人开玩笑称之为“天才的戒备”。我们这些新加入者大把的时间都是在老前辈们的陪同下度过的，当时跟我一起服役的有很多后来都成了杰出的大人物，像艾朗·克尔伯格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耶胡达·卡哈纳和艾瑞克·泰米尔成为了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米基·塞缪尔是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教授，而摩西·本·巴萨特在运筹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后来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出生在弱小贫穷的以色列，却接受了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组成了一个高智商的小团体，很好地发挥了“希伯来大脑”的潜能，当然教育功不可没。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新兵，还是服役多年的老战士，都渴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一显身手，扮演重要角色。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晚上都能够回家。马蒂亚和我习惯去阿尔罗祖奥大街的安琪儿咖啡馆，这里照常营业，只不过收音机里的广播充斥着不好的消息：以色列经济陷入深深的衰退；利比亚加入了对抗我们的阵营，接着是伊拉克。一边喝着咖啡，马蒂亚一边询问我，以色列理工大学因为大量的预备役征兵而将毕业典礼推迟，没有典礼，没有毕业文凭，这是否让我烦心？
说真的，现在我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些。
每天早上，我们都返回总指挥部，也就是那座有着红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子重新加入“天才的戒备”，大部分的普通士兵就随机被安排在石头房子里的各房间内。这座房子是19世纪由教团军人建造，放眼望去，它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实际上这并不符合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标准，周围是各种各样的棚户建筑，也夹杂着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留下的石棉瓦屋顶小屋。在这些各色各样复杂的建筑群里，暗藏着为国防军高级军官准备的地堡，这些现代的建筑当然符合安全规程，不过这是专门为军队要人准备的，而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准备的。在这整整三个令人神经紧张的星期里，这个国家最好的智囊们就待在没有导弹防御系统的地下室里，没有人有时间考虑将我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尽管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未来。全国人民都待在笼罩在黑暗之下的不安全建筑物里，然而对他们来说，灯火管制只是一个小麻烦，更可怕的是心中的黑暗，真真切切的世界末日般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我们。民防管理员教导普通民众用胶带密封窗户，但实际上玻璃破碎是他们担心的事情中最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恐惧是担心以色列会毁灭。这样一个小国被成千上万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包围着，另外这个冷漠的世界曾经对屠杀灭绝犹太人都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如果这一次以色列不再像1948年独立战争那样取得奇迹般胜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个笑话已经流传开来，以色列国际机场向公众的广播通知就是要求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关掉灯再走。
1967年6月5日早上，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被召集到部队，但并没有被指派具体的任务，总参谋部显然是把我们给忘了。整个武器研发部队组成十五辆车队，出发去执行我们预先编写的任务清单。在部队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而被称为“万事通”的四个预备役军人坐在一辆被征用来的民用车辆里，我们年轻人坐吉普，由于没钱考驾照，我投靠了会开车的朋友米什卡。我们得到指示先开到南方，在那里会有进一步的命令，日落前我们到达了贝尔谢巴市，住进了青年旅舍，并探听最新的消息。虽然我们直接来自总指挥部，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比平民百姓知道得多。
第二天早上，当地人的欢呼声给了我们最新的战况消息：“嘿，同志们，猜猜怎么着？我们的空军在战斗中击毁了敌人的战机，战争结束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只是听起来是那么的不大可信。毫无疑问，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力量，但战争不可能在一天内结束的。当然了，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将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剃了剃胡子，冲了个澡，喝了些咖啡，然后决定去更南边的耶路撒冷。我们快速地向边境开去，但很快就被设置路障的部队拦了下来，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指挥官生气地走到战地指挥所提出我们的要求，然而，他们说道：“抱歉，以防万一你们没有注意到这里有战争
正在进行，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这些书呆子在西奈到处乱跑的，这很危险！”
尽管我们以世界上最好的军队著称，但我们的经历却是不可思议地充满了偶然性。我们走过去，到处看看，然后说：“您好，我们是来自武器研究部队的智囊机构——总参谋部，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从作战区域收集信息，请告诉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开始还对我们置之不理的那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最终同意配合我们。“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天才想进行调查，那么就请便吧！”他们既没有提议要护送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其他任何帮助，就好像他们对于我们的处境毫不在意一样。“你们想去探索，尽管去吧，我看你们是迫不及待地找死，那就请便吧！”他们对我们的蔑视是露骨的，但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最终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地图。从决定我们应该调查的重点到最终被允许进入作战区域，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天时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我们的使命很重要。首先，这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场战争，我们有必要为下一次积累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第二，从实战而不是那些二手资料中学习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实际作战条件下发生的事情跟试验设计的场景肯定有很大不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战斗结束后尽早看看作战使用的坦克。
接下来，当第一次进入广阔的沙漠，我是如此的兴奋，简直忘记了我们正处于战争地带的中心。大片大片的沙映在眼前，像波涛汹涌的金色海洋，一望无际，但是对于这梦幻般的美景，我们无暇顾及。就像保险评估员，我们必须在证据还没来得及掩盖前尽快赶赴现场。因为要在战区待上好几天，我们决定在临近的一个部队控制区住下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部队非常的混乱，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隶属于哪里，或者也不知道谁来负责，因此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去说服作战士兵，让我们在他们的营地里休整。第二天一早，我们再返回战区，继续我们自己的战斗。
这慢慢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会从心里还有些不情愿的指挥所那里获取有关坦克战现场的信息，然后前往那些瘫痪的或被毁灭的坦克被遗弃的地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之前都是在战争模拟训练或者独立日游行的时候才见到过坦克。而如今在西奈沙漠，在坦克装甲上被埃及军队打穿的巨大弹孔触手可及，我们不断触摸着坦克被焚毁得发黑的框架，在散落着满是血迹回转炮塔的沙地里蹒跚而行。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火一般的洗礼。我们既不参与战斗，也没有直接暴露在危险当中。然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这么多的尸体，大部分是埃及士兵，横七竖八地就横在他们阵亡的地方，有些士兵不幸战死在雷区，血肉模糊，几乎不可能将这些尸体拉出来。已经腐烂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起码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恐怖的场景。我和战友们尽可能不去想他们曾经也跟我们一样，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也尽量不去想象在他们的国家或许还有母亲、妻子或是孩子在期盼着他们回家。实际上，我们很难装作他们不存在一样地去继续我们的工作。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细致地查看一辆又一辆的坦克，然后为每辆坦克写两页的分析报告。我们尽力去克服那些令人作呕的气味和恐怖的景象，只关注我们的使命，即在地上标记燃油标志、粉碎包装袋子以及分散的金属碎片。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未完成的配给，那是在俄国坦克上的标准配置设备——一把斧头，我们不再是平静地看一场模拟战争，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恶劣、血腥、骇人听闻。
一开始我们是群一无所知的新手，慢慢地，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从实际工作中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战场上，我们学会了识别不同种类的燃料，也学会了区分炸的地方是被高性能榴弹还是被空心电荷弹打击的。我们变得善于鉴别是由普通穿甲弹还是硬心穿甲弹打击的弹孔，还学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创新和完善了操作流程，这使我们在实地的工作能像在实验室一样有效。你要问我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其实很简单，直尺、卷尺、铅笔和相机。我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轮廓图上标识出每个撞击点的角度，给它们编上号，记下它是否打穿了盔甲以及它造成的具体损害，同时调查发现的情况也都从各个角度拍上照片。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装甲车、反坦克连队（也被称为“坦克搜寻者”）的残存者，以及运输兵员装甲车，还检查了不同坦克军需品的效力，最后作的损失评估分析涉及面很广泛。然而，上述分析并不能说明我们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目标，因为三天后战争就真正结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小护航队与数百名正向苏伊士运河行进的埃及士兵不期而遇。我勇敢地拿过自己的步枪，并没有意识到忘了把枪放置于安全模式，一颗子弹飕地从我的耳边划过。我们整个车队来了个急刹车，车上的“博士”以为受到了埃及士兵的攻击，迅速跳下车，寻找掩体。而正在逃命的埃及人以为他们受到了攻击，也停了下来，并举手投降。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作为我羞愧的纪念。
该部队真正的成就是我们做到了在战区进行快速研究。在数周之内我们检查了大约三百五十辆坦克，其中一百辆在战争期间做了检查，其余的在战争胜利后检查。我们往北到戈兰高地参观了一些坦克修理库房，查看那些曾遭受较为轻微的损伤的盔甲。我们不想错过任何完整的图片。事实上，我们往返奔波于我们的国土，其现在的面积比战争以前要大4。5倍。当我们完成任务时，我们已经检查了超过六百辆坦克，收集了综合研究所需的数据。
回到总部，我被提名来编制材料。一群新的学术型人才被招募入伍，我从中挑选了两人来帮助我。我们不得不整理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些新兵们注重细节，毫无怨言，工作做得非常不错。在所有的材料整理和归类后，我们写了一个详细的总结，附上照片，并印了五十册，被界定为最高机密。我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这得留由我们上级决定。
1967年9月，在犹太新年的前夕，我们向总参谋部业务部门负责人埃泽尔·魏茨曼将军递交了最终的报告。魏茨曼将军以爱搞恶作剧而为人熟知，他收下报告，把它放在自己头上，顽皮地笑着说道：“我该怎么利用它呢？用它作为一个太阳帽？”他不是唯一一个小看我们成果的人，相当多定期接收我们报告的作战单元高官对我们的成果都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他们称我们为天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结合实战而进行的系统性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结论刚好不符合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往往不会立即关注我们的这些报告。
埃泽尔·魏茨曼对于我们报告的反应也不例外，亚当·谢菲的著作也曾遭受同样的命运。亚当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军官，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一直在摆弄一个安装在我们Linolex计算机上几乎过时的文字处理程序，试图创造类似对数表的东西，通过对结果的编程，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机化的射击范围图。利用这样的图表，一个炮兵炮手能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立即可以锁定目标范围并开火射击。但当谢菲将这个研究成果递交给他的炮兵部队首领的时候，却讨了个没趣。他们习惯于手工计算，对谢菲提出的概念嗤之以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选用了这项技术，他们就是在做拿普通金属去换取黄金的好买卖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项技术，直到最后其中一人真的进行了尝试，一下子就见识了这项技术的优点，决定接受这项技术。亚当·谢菲绝妙的即兴创作最终引领了野战炮数字自动计算技术的发展（FADAC），现在这是以色列国防军设备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的报告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作战部门的某个重要人物在看到报告之后，意识到了它的真正价值，并将其以巨额数目的价格卖给了德国部队。只有这样，在它受到了国外认可和赞美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终于转变了观念，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成果。当前，我们的报告已经被用作以色列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种教学手册。此外，退休的少将艾莫斯·霍雷夫最近告诉我，事实证明，报告对以色列梅卡瓦主战坦克的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报告的重要性源于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意识到实战中的坦克性能与演习时不同。在实际战争中，温度会更高，机器上满是灰尘，它会用尽燃料，并且弹药的可用性也是波动的。我们有先见之明，从战场上收集这些数据，经过科学的分析，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些努力最终影响了研发和部队的快速反应。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证明以色列人力资本优势的许多证据之一，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这一特殊单位存在的正当理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曾报道，美国人在此次战役结束后进行的试验导致了“积极性防御”这一知名理念的发展。如今，积极性防御在装甲设计中被视为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由于我在装甲领域的出色工作以及我对战事的实际参与，我从第二中尉被提升为第一中尉，这比按部就班的提升提前了好几个月。我在以色列获得惊人胜利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开车。在米什卡的指导下，我已经在西奈沙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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