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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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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大家都安顿到车上之后，我又去海法接上了马蒂亚。当时还在以色列理工大学读书的她正在公寓里等着我们。在我们走进她房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她，典型的本地土生土长以色列女孩：长长的腿，没有化妆，平滑的黑色马尾辫和一个完美的笑容。我们在贝尔福地窖里享用了快乐的家庭餐，是用我部队工资支付的，然后我们开车前往以色列理工大学参加仪式。当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母亲强忍着泪水，而父亲和我握手，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是家庭里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在确保没有人看的时候，马蒂亚给了我一个热情的亲吻。令人难过的是，我的哥哥乌里不能赶来参加仪式，他是一个基布兹＇基布兹（英文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在希伯来语中它是“团体”的意思。在以色列，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基布兹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合作。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创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农民，第一职责就是土地，不能站着等待任何事情，甚至是弟弟的毕业典礼也不例外。
战争教给我关于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有些是现实的，而也有些是哲学层面的。我见证了生命的短暂，但作为年轻人，我用“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思想将自己的恐惧伪装起来。我经历了与敌人的短兵相接，近到能闻到它的气味，这使事情变得更难。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既不是生理学上的意义，也不是要摆的姿态，而是人生的使命。它不仅需要勇气和机智，而且需要勤奋和坚韧。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和国家的责任，一个团结的集体所产生的力量，以及我本人作为单个个体的力量。
我在战争期间及之前积累的个人和专业经验财富是巨大的。我开始意识到以色列人力资本基础的重要性，以及从她自身的队伍里锻就的有才华和凝聚力的团队可以发挥的强大影响。理论的分析与实践相结合，这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脑…纸…笔”变成了一个有效的武器系统，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才智有其市场价格。
第3章 三段往事
1
我的父亲在一家印刷合作社上班，微薄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家庭的开支，母亲之前在一家电力公司工作，但当弟弟阿姆农出生后，她就辞职在家专门照看他了。我的哥哥乌里在他15岁那年，父亲就劝他退学开始工作。他欣然从高中辍学，先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并上夜校去完成大学入学考试。对于他为家里做出的牺牲，我父母感到非常欣慰。
乌里离开学校时是毫不犹豫的，再后来他进入了位于加利利的伊夫塔赫基布兹。他深受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该思想强调耕耘土地以使以色列人民将“被种植于被迫迁离的自然土壤中，深深地扎根于赋予生命的物质当中”（戈登博士，以色列劳工运动思想家）。我在孩童时代有着相似的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崇拜哥哥并他支持的思想，同时这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想。追随青年运动的额外好处就是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服兵役，并最终一道进入基布兹。但我终究是个来自都市的小孩，是一个热爱脑力劳动胜过体力劳动的书虫，我害怕步哥哥的后尘，像他那样被迫离开学校去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xjqi。
我的父亲是个高度自律、自学成才的人，他认为工作比教育重要。19世纪30年代，他独自从波兰移民到巴勒斯坦，然后通过夜校自修会计学，他认为并不真正需要正式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扩展自己的视野，并学到一切需要
知道的知识。我非常钦佩他自力更生、热爱阅读以及心胸开阔的品质，但感觉父亲缺乏前瞻性。世界处于不断地变化当中，一旦这里的大学入学考试条件具备，大学教育将很快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一直以来，我觉得即使没有金钱，但只要有才智和教育，就能够塑造我美好的未来。
然而我的父母却不认同，作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代人，他们并不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毕竟，祖国才刚刚建立，很多新的东西都还没有完全形成，人们不得不去考虑谋生度日，而不是挑三拣四。我在自己的志向和对父母意志的尊重之间左右为难，越是临近我15岁的生日，这种困惑越发地严重。我该如何调和这两种世界观？我该做些什么去说服父母让我留在学校？
大概在我生日两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我决定查阅百科全书。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父亲同意的学术职业，也许他会让我完成高中学业。百科全书比较多，厚的卷册放在上面的架子上，最宽的放在书柜里，比较小的书整齐地放在较低的地方。
我拿来一把椅子，爬到上面够到了上面的架子，我安全地拿到了书。但当我下来的时候，重重的卷册从我手中滑落，碰到了中间书架上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的《丧亲之痛和失败》，然后掉进了下面一个小桌子上的鱼缸里，顿时我不知所措。正在阳台看书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他站起身来，从水中把书拿出来，然后仔细将书铺开让它晾干。父亲对着我摇摇头，
讷讷地说：“哦，罗尼，罗尼，”像是在说我无可救药。在此之后，他给我系统讲解了印刷的敌人——水。父亲引以为豪的是，众多重要的犹太人作家的作品都在“他”的印刷机上印刷出来。就这样，由于我的严重疏忽，竟把他的“工作成果”掉进鱼缸喂了鱼儿。父亲问我：“不管怎样，小家伙，你到底在那里找什么？”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想我惧怕的时刻到了。母亲感觉到了“暴风雨”的来临，迅速抓住了阿姆农的手，说道：“我们正准备去西玛阿姨家。”父亲点点头同他们告别，但他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
“罗尼，很快你应该加入进来，挑起家庭责任的担子，要为家出一份力，”他直奔主题，“当然，你可以在夜校继续你的学业。”
原本我是要直接抗议的，可这时我却有些口吃：“我……我是个好……好学生，爸爸，我想完成我的学业，并得到一个好的入学考试证书，我想我可以的。”我微弱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但也逐渐变弱了。
“晚上学习，”父亲回应我，“就像乌里一样，你可以得到同样的入学考试证明。”这次他的声音嘶哑了。
“它们完全不同！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老师，”我从心底里喊着，“我不要现在离开学校，不要，就是不要！”当时我完全地表达了我的反抗之意。为了争取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我满眼泪水，几近哽咽，但我立场坚定地表达着我的诉求，直至父亲被我说服。
“可以，”他终于说道，“我尊重你的意愿，你可以待在学校，但你要牢牢记住，你必须在假期里努力工作，挣你自己的生活费。”我高兴万分，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我的学业不会中断。
我终究不再需要百科全书了，父亲自己将它放回到上面的架子上，保险一点总比遗憾要好。
2
三年后，我们一起坐在位于诺尔道大街和迪岑哥夫大街拐角的一套新公寓四楼的阳台上，新公寓没有电梯。当时，我已经像希望的那样以高分录取入学了，并且获得参与以色列军方享有声望的学术项目阿图岛的全额奖学金，这使得我能够在服兵役前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在我选择的领域服务。我志向远大，但在当时却并不清楚我想要从事的专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学习。
在当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犹太人”，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一个合乎体统的以色列年轻人应当在田地里或者柑橘园抛洒汗水，辛勤劳作，而一个体面的城市小孩应该选择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富有成效的职业。
当父亲得知我优异的入学考试成绩结果时，他写信给以色列理工大学索要信息资料和入学申请表。在收到这些资料后，我们俩坐在阳台上，仔细阅读着招生专业目录。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坐着，心里思索和盘算着，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对我有吸引力的专业。尽管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如何从这些专业目录中选择专业。在林荫大道另一边的阳台上，我们的邻居大诗人内森·奥特曼正坐着看报。也许我们应该咨询一下人家的意见，父亲低声说道。但父亲也只是想想，没敢打扰大诗人邻居，因此我们继续翻阅着专业目录，做不出任何决定。
海上开始起风了，这时奥特曼站起身，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房间。天也慢慢黑了下来，我们想尽快阅读完整个目录。当弟弟阿姆农从青年运动中心回到家，妈妈叫我们进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终于翻阅到了最后的目录列表。
“电气工程和电子力学，”父亲虔诚地读了出来，听上去还不错，“选这个，罗尼，选这个，电气是未来的方向。”他可能听到过阿泰克的预言，阿泰克是父亲的姐夫，是一家以色列电气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父亲一直很崇拜他。
当查看了该专业的入学条件，我反驳道：“这是最难被录取的专业，录取比例只有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我知道，这样的挑战只会让父亲更加的兴奋。
“好的，爸爸，”我说道，“就在申请表上填上电气工程吧。”
父亲非常满意，用他细腻的笔迹在表格里填上了我们的选择。“希
夫娜！”他大声喊正从厨房端着一碗沙拉出来的母亲，“罗尼将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
这就是我最终选择申请电气工程专业的全部过程。对于即将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习生活，我一无所知，不过想到要离开家独自去生活，还是相当令我激动的。很快我将开始我的成年独立生活，从而摆脱父母的严密监督。
睡觉前，在我们的房间里，我看到阿姆农已经帮我整理好了床铺。我知道他很沮丧，就像我当年看到乌里将参军的时候一样，这是离别时表现出的爱的姿态。作为哥哥，我打心底里的确想对他说些什么，可我们在家里一般都不谈论感情，取而代之的是，我跟他开起关于妈妈煎得有些糊的蛋卷的玩笑。接着我们下了盘国际象棋，他战胜了我。作为奖励，我给了他一把精致的随身小折刀，我知道这是他垂涎了许久的东西。之后，我们都睡下了，他充满哀伤，而我则非常地兴奋。
3
1968的6月，正好是“六日战争”整整一年后，那时我在军队里，几乎每天都回家。我当时正在准备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校区的面试，我想攻读那里的硕士学位课程。但是，不再是电气工程专业了，因为电气工程专业已经变得不适合我了。为了不再继续无聊的另一个三年，我决定换个专业，转到工业工
程与管理方向。虽然，我对这个科学的了解比起我一年前对电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但这个领域听起来更广泛、更多样化。我想我做出第二次选择时了解的情况也就比第一次选择时多那么一点点，尽管我也是瞎蒙，但是我会命中目标的。
在我面试的那天，我妈妈生病了。在我离开家前，我给她沏了杯茶并陪她坐了一会。她已经不舒服很长一段时间了。坐在床上，她几乎不能喝东西了，但是为了让我高兴，她还是喝了一点点我给她沏的茶。她没有胃口，连她的妹妹——西玛阿姨，阿泰克的妻子，带来的热鸡汤她都没有尝一下。她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给乌里写了一封信。妈妈设法把信放进了信封，但是都没能把它封好，并交代我：“罗尼，修正里边的错字，把它寄出去。”我点了点头，把信封放在我的衬衫口袋里。当时我赶时间，怕面试迟到。对于她信中的错字，我想最好还是保持原样。这些东西肯定会让乌里微笑的。尽管父亲和母亲都一样出生在波兰，但父亲的希伯来语还是不错的，而母亲却从来没有完全掌握希伯来语。
我走进厨房，为自己泡了杯咖啡，一饮而尽后回到我母亲的床边，帮她拿走了茶杯，并和她道别：“妈妈，我要走了。”妈妈说：“去吧，罗尼，祝你成功！谢谢你为我沏的茶。
告诉爸爸，他不用早点回家，我很好。别忘了你口袋里的信哦。”我走到门口打开门，一阵清新的微风迎面飘过。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停下来，我回到了父母的房间，叫了一声：“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碰了碰她，她也没有反应。她闭着眼睛，我又试着叫了声：“妈妈！希夫娜！”仍然是一片沉默。我清楚地记得她穿的是什么衣服，她是什么表情，笔从她张开的手中滑到了地上。我发现她已经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想记得。我不认为在这一刻之前我们还交谈过。即使是现在，谈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那时我才24岁。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是弟弟阿姆农，他最依恋母亲了。当时他是苏伊士运河区一个装甲旅的信号员，我该怎么告诉他呢？
我第二个想到的是，很遗憾在母亲去世前马蒂亚和我还没有结婚。我知道母亲一直在悄悄地、耐心地等待和期盼着我们结婚，甚至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催促的话。我和马蒂亚是在两个年前相识的——1966年6月6日，一个月前我正好学完了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位，并开始我的军队服役生活，那天又恰好比“六日战争”几乎早了一年。从那时起，她的父母对我的父母变得非常地友好，而且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一起去看戏了。马蒂亚和我已经生活在一起，而且双方父母都不理解我们在等待什么，怎么还不结婚。
我第三个想到的是我应当哭出来，打电话寻求帮助，至少做点事情，虽然没什么可以做的。我不需要医生来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叫了救护车并告诉了他们地址。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我的父亲，并让他立即去艾希洛夫医院。乌里在基布兹，我也需要通知他，但是我必须先告诉阿姆农。民用电话是不可
能打通军人的军用电话的，所以要想和我弟弟通电话，我必须去我的军队办公室。而且我还不能直接拨通阿姆农单位的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经过一个军事交换机。
救护车来了，带着母亲和我去了医院。当我们到达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那等着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刚从学校毕业的医生宣布母亲到达医院时已经死亡。他轻轻地蒙上了母亲的脸，又劝我父亲回家。父亲悲伤地点头，我尽快出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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