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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什么吸引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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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做事方式、良好的判断,总是给创业家带来好的资源,使得它们投资的企业成功率大大增加。
如何选择投资人(2)
但中国现在看不太出来,因为品牌的建立需要时间,几十个VC的差异在哪儿还不够明显,而且大家评判的标准不一样。现在很多人评论VC,都以基金有多大,有多少投资额来衡量,或者说谁投的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了,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而没有评论哪个VC特别懂得哪个行业,和企业家的关系如何,在企业的关键节点做了哪些贡献,谁提前预测了发展的趋势、预先站了位,等等。
中国的VC市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喜欢谈热点,说这个热那个冷。热是什么意思?热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大家投了很多钱和很多公司,所以称之为热,被炒热是坏事,因为大家会比较盲目,都一窝蜂去投,可能前三个投资来还可以成功,再往后就不一定了。
创业者不能因为大家一窝蜂投什么,就做什么。你做一件事不应该仅仅因为可以融到钱,而是这件事在商业模式上有意义,可以改变产业。如果你证实这个产业可以被改变,你就会变得非常热。只要做好了这件事,放心,会有人追着你投钱。
中国的创业者还是喜欢拷贝美国的模式,美国有YouTube,中国就出现无数视频网站;美国的MySpace火暴,中国也出现很多相似的公司。其实拷贝美国模式是2000年中国VC的投资方式,因为当时在中国做事的VC没有决策权,只有拷贝美国模式的公司才能使坐在美国的投资委员会看懂,才可以被批准。
今天我们自己有投资决策权,让我们激动的是将为行业和产业带来巨大影响的案子,我们愿意把钱投进去,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帮助这种公司成长,从而带动整个行业和产业的变革,今天的中国市场充满了这样的机会。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KPCB在中国成立中国基金时,我们没有融太多的钱,我们想做一个规模适中的基金,比较灵活。我们觉得自己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投资一些可能比较偏门的公司,而不见得是大家都一拥而上的公司。
天使投资
1、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邓锋
要别人跳火坑,你自己先跳
我从上大学起就开始创业,特别是研究生期间,先做科技个体户,后来在清华租了几间房子,找本科生和研究生,接了活再分给下面的人,相当于工头、总承包商。
我1990年出国,先去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读硕士。从南加大出来的大陆留学生做企业家的最多,而且都做得很成功。在我们回国的大陆留学生中,在政府任职最高的,应该是中海油的老总傅成玉,副部级。公司做得最大的就是我的NetScreen,2004年卖了40亿美元。不过我在里面的股权比例并不高,风险投资一进来就占了很多。我们留学生里个人财产最多的,也许是我一个叫谢明的校友。他做的一家公司叫Cogent System,在洛杉矶,上市时是20亿美元,而且他中间没有融过资,自己控制75%的股份。
2005年我回国创立北极光创投基金。我做过企业,现在又做风险投资,而且我在中美都做过,对中美两边的VC和创业都有一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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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别人跳火坑,你自己先跳
我在南加大读了一半,跟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觉得没意思,就跑到公司里去做,又在英特尔做了四年工程师,负责奔腾笔记本电脑的芯片设计。因为血管里流的还是创业者的血液,我还是想做自己的公司。
1997年,我跟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叫NetScreen的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硅谷型公司。一帮工程师对商业并不很懂,但有创业热情。一开始在我家客厅做,几个月后,再到外面找律师,成立公司,再找风险投资。
这时我面临着要从英特尔离开的选择,而英特尔给了我很多股票期权。当时我的心理上经历了很大的挣扎,如果离开,损失的期权相当于100多万美元。我刚刚买了房子,生了小孩,我太太没有工作,还要在外面念书,住在外地,家里还要雇保姆。离开后,既没有工资,我又付房款、学费和她的住宿费,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在当时硅谷文化下,大家都希望出来创业。当时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钱,但是你必须先出来。如果你自己不出来,说找到钱再离开过去的公司,等于给人家一个信息:我是闹着玩的,拿到钱我就玩,拿不到钱我就不玩。从别人兜里掏钱是很困难的事,就相当于让人跳火坑一样,要让别人跳,你自己必须先跳。
一个人创业的最佳年龄是30~45岁,既有精力又有经验。那时就算融不到钱,这个火坑我也跳了。我们创业团队的三个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我们互相做了一个承诺:把一切全抛到脑后,破釜沉舟,没有退路。当时我们规定每个人拿5万美元出来,我没有钱,买了房子后一点钱都没有了,就跟大学同学借了五万美元。
我们三人做了这个承诺后,再跟风险投资家承诺。我们获得第一个100万美元非常简单,只花了一个星期,都是一些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不太懂技术,他就赌人,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承诺。你说“我把裤子都输掉了跟你一块玩”,他肯定跟你干。我现在也做天使投资人,也是这个想法。
经常有创业者问我,什么时候找风险投资比较合适?我觉得把公司建立起来第一件事是组织一个很好的团队,认准一个足够大的、成长性的市场。另外你得有独特性,到底在技术方面还是在商业模式方面,一定要有创新。没有创新,你没法跟人家竞争。这些都想好之后,你最好先自己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像我们当时每人先投了5万美元,然后在自己家里做了半年,自己投资买硬件,做出一个模型后再出去找钱。虽然找钱时间比较晚,但是价值比较高,因为我们已经有产品了,我一直建议创业者也这么做。
NetScreen做起来以后就很顺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高科技公司。我们当时是一个工程师团队,工程师团队做产品、做工程管理很有经验,但是没有做市场的经验。我们跟风险投资商谈得很好,从外面招来管理团队,包括CEO、销售副总裁、技术副总裁。我们是在美国红杉进来之后,即一年以后雇了第一个CEO。我们几个创业团队成员负责产品管理,CEO管销售。
很多中国企业的创业者一心想要控制公司,但又可能做不到。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创业者不介意别人来当CEO,我们的想法是把饼画得越大越好。在文化上,美国也和中国不同,就算你雇用10个CEO,两三年换一个,创始人在公司的地位也是不能替代的。
公司从三个人开始,做到2001年就上市了。我们是9·11以后第一个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当天的市值就到了26亿美元。我们做的防火墙、VPN(虚拟专用网)算不上这个行业的先驱,我们估计是第35个做网络防火墙的。但我们的做法叫破坏性技术:在一个已知的、存在的市场上,用一种破坏性的方法来实现同样的效果。
其实你看Google也一样。Google做搜索的时候,搜索市场已经存在了。我们做防火墙的时候,防火墙市场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所有做防火墙的人都用软件来实现,而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芯片来做的,现有的公司根本没办法跟我们竞争,对手很快就一个个被甩掉了,这也是我们当时吸引VC的原因。NetScreen的防火墙至今还是全世界的高端防火墙,市场占有率第一。思科也走这条路,这是一个趋势。
卖还是不卖?
2001年NetScreen上市,上市以后又收购兼并了几个公司。表面上看速度非常快,很顺利。四年上市,六年卖掉,从0到40亿美元只用了六年时间,但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如果给我一张表,这张表有三列两行:第一列是上市,第二列是买公司,第三列是卖公司;两行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这六格我全都填满。
1999年9月,有一家公司想收购我们,出价亿美元。快签合同的时候;却变卦了。
2000年3月底,又有一家公司想买我们,叫Efficient Network。合同已经签了,碰上纳斯达克市场崩溃,股价大跌,它的市值在三周内从100亿美元掉到30亿美元。NetScreen的出售价格跟它谈的时候是9亿美元,相当于它的十分之一,因为全是股票交换,这么一来,等于我们的市值也跌了30%,只剩下不到3亿美元。
整个团队就要崩溃了,压力很大。我是管理团队的一员,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大家的信心重建起来,并且能够从那个收购中不受伤害地退出。如果做不好会带来很多法律上的麻烦,对上市、员工的信心都有影响。最后我们不但让对方放弃了收购,一年以后对方还因没有履行后来签订的合同被起诉。我们做得很漂亮,不受伤害地退出了,但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2000年年底,NetScreen终于准备上市了。没想到上市前两天,保荐人说NetScreen根本不可能上市,不做我们的承销商了。因为整个财务部门出了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根本不会算账”。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财务部彻底换人。
2001年9月,我们再次申请上市,突然发生了9·11事件,又上不了市。9·11之后两个星期,我们就提交上市申请,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究竟要不要上。最后决定还是上,结果还是挺不错的。NetScreen的发行价是16美元,IPO那天涨了50%,当天以24美元收盘。
2004年年初,我们本来没想卖公司,但来了好几家公司想买我们。当时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结合在一起肯定是趋势,而我们正是专门做信息安全的厂商。
我在公司有三个职责:第一,我是高管,管公司战略和工程,要管好团队,给股东带来最大的权益;第二,我又是董事,董事的义务是对其他股东负责;第三,我还是公司的创始人,创始人是公司文化的缔造者和发展的关键人物。在美国,创始人在公司的地位非常高,无论换多少届CEO,创始人的地位都没法改变,创始人是公司的精神领袖。
我的三个身份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作为创始人,我绝对不想卖公司,但作为董事我必须卖。因为当时收购方给的价格,超过我们上市公司价格的57%。你不卖,可能对其他股东不负责任,因为你使股东丧失了赚57%权益的机会。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投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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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风险是人(1)
其实卖掉公司也很好,我可以开始干人生的第二件事。我从小就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要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做一个企业,在经济上独立;第二件事就是做有影响的事,叫创造影响。
岁数越大就越发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的第二件事一定要做跟中国相关的,不过当时也没想过会做风险投资。
我开始是做天使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草根运动,你看中哪个公司,就帮哪个,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都跟他们讲一讲。美国的天使投资比中国成熟很多,因为美国有钱人多,而且天使投资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有一些规则,最关键的是天使投资人很专业,被投的人也很专业——创业者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天使投资,知道天使投资人要找什么样的企业。而天使投资人最关心的不是钱,是创业者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NetScreen当年找天使投资人的时候,不是我去找他,而是他来找我;不是他挑我,而是我挑他。
我跟中国创业者讲,你找天使投资,不要把价格弄太高,要看他是否对你有帮助,对你以后的融资有帮助。事实上,创业者最关心的应该是他退出那一刻公司的价值有多高。融资是一系列过程,也许你这次融资处在价格低点,但你给人很好的回报,他帮你把下次的价格抬高,最后你可能更赚。而且创业者要把天使投资人看成是战略合伙人,双方互相帮助,然后一起去找风险投资。
天使投资人也会比较不同的创业者。不光是天使投资,美国有一些风险投资商都只看人,他们的理论是,什么样的人永远比做什么事重要。在中国更是这样,中国的市场环境,谁也看不清楚,到今天为止谁也摸不出一套系统,很多东西都是靠运气,在美国也要看运气,不过中国运气的成分更大。因为公司情况好坏变化非常多,中间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在美国硅谷,投资一个公司的第一大风险是市场风险,就是对市场判断准不准的问题,包括市场时间、市场大小、竞争对手切入市场的时间。第二大风险是技术风险,比如,创业者说的事能不能做出来,做得跟你想象的是否一样。
而在中国做事的第一大风险是人的风险:第一,中国很少能找到一个完整的有管理才能的团队。一个公司的成功可能完完全全不靠创意,技术、市场等很多因素也都排得非常靠后,团队和执行力永远大于商业模式、技术和市场远景。创业团队是决定一个公司成败的最关键因素,一般来说,一个创业团队有多强就决定公司能走多远。
第二是整个商业环境导致的诚信问题。无论团队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商业诚信都特别重要。另外,他要有领导力,没有领导力不能建立一个团队。技术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找到比你技术强的人愿意跟你合作。如果找的几个人都是负责一件事情,将来非打架不可。一个搞销售,一个管财务,一个管工程,这才是最好的匹配。
团队的构成,到底是一个“太阳”好,还是多个“太阳”好,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公司和什么样的团队。如果一个团队需要很多创业者才能成功,这时候就是人多好,举个例子,红孩子是四个人的团队,这四个人非常团结,非常本土化,因为它的商业团队要在全国各地跑,需要有足够的人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
创始人团队是最可靠的团队,每个人都只要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还把自己的钱投进去,有的甚至借钱投进去。如果这个公司输了,他们就一文不名。要把这种团队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是靠商业利益,过去再好的朋友都没用,没有共同利益不行,没有领导力也不行。我认为再好的创始人团队,也不能人太多,两到四个人最好。不过在某些条件下,确实一个人更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好?家族企业,或者说一个人的企业,存在一个换代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人好,还是多个人好,我觉得要从时间上看,你这个企业是要运作五年、十年还是三十年,而且要看是什么样的行业,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中国的第一风险是人(2)
做天使投资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投资公司的个数很少,真花时间去做,帮他们实现他们的价值,甚至进去帮他们做一段时间CEO;另外一种就是我相信这个人,让他去做。到现在为止,我做天使投资大概投了将近20家公司,全是我们中国人的公司,一半在硅谷,一半在中国。我第一个天使投资项目是两年回报八倍,卖给思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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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跑短跑,跑马拉松
我有几个跟我同样有创业背景、把公司带上市然后退出或者要退出的朋友,也在做天使投资。我想不如把我们的钱放在一起做投资,这样比较正规一些,于是就想起做风险投资。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对我们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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