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响亮-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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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目光落到信笺上，继续阅读苏超光的信件。她想从来信中对苏超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免见面时闹出笑话。我发觉姐姐突然滋生盼望的心情，这种心情像禾苗一样，在她的身体内部慢慢生长。
　　我提醒她为苏超光准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一定昂贵，但必须别致，必须出人意料，并且能代表爱情。她说她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看一看她准备的礼物，她不让我看，故意做出神秘的气氛。
　　杨春光在我们去北京之前，赶回来跟牛红梅办离婚手续。办完手续后，他们站在兴宁区人民政府的门口握了大约两分钟的手。他们暗暗使劲，总想使对方的手疼痛。彼此都疼痛了一下，手指离开了手指，他们发出友好的微笑。牛红梅由微笑发展到大笑，由量变到质变。她的笑声使马路上的汽车停了下来。杨春光站在一旁说，这有什么好笑的，离婚有什么好笑。
　　走出北京火车站，我看见一双手、两双手、许多双手举着纸板，我在纸板中间寻找牛红梅三个字。我的目光越过一块又一块纸板，没有看见牛红梅的名字被人举着。我们随着人流往前走，走了大约十米，我看见拥挤的人群之外，有一块纸板被人高高地举着，上面写着牛红梅的名宇。这块纸板比别人的纸板高出一倍，所以我能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它。
　　我的目光沿着纸板往下滑，我看见粗壮的手臂，人头呢子大衣，呢子大衣的下摆盖住一颗人头，人头下面是一件棉衣、棉裤、大头皮鞋、水泥地板。这块纸板之所以举得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由两个人共同举起来的。举纸板的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当他看见我们时，他从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跳到地面，他像是突然缩小了一倍，由高大变得平凡而普通。他先付给另一个人20元钱，等那个人走开了，他才转过身来跟我和牛红梅握手。他说他叫边鼓，欢迎我们到北京来。他是苏超光的朋友，昨天下午，为了那部冲刺金鸡奖的影片，苏超光被导演临时拉到保定去补拍镜头去了，预计今天晚上或明天赶回北京，我们的吃、住和游览由他负责。
　　这个名叫边鼓的人身高不足1米6，比牛红梅还矮半个脑袋。如果你把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分开来看，没有一处不优秀的，但是当它们组装到他的脑袋上时，却夸张变形了，他的面孔与国外许多现代派画家笔下的面孔极其相似，好像是有什么重量长期压迫他的面部，那些绷紧的肌肉会因重量的消失，在某一瞬间突然恢复到正常位置，而这一瞬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他拦了一辆黄色“面的”，把我们拉到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家宾馆。我和牛红梅分别住进三楼的两个单间。房间里有暖气，我们把身上的棉衣脱了下来。边鼓坐在牛红梅的房间里，和牛红梅聊天。边鼓说他是从陕西来的自由撰稿人，每天靠一把剪刀加浆糊为各地的晚报、小报提供影视拍摄动态和电影明星的照片，以及介绍影视明星的文章，偶尔也与别人合作写写剧本，现在苏超光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唱遍天涯》，就是他和另一位北京的作家合编的。他的嘴巴里吐出来的名字，常常会把我吓一个大跳。那些我在电视里或报纸上看见过的明星，现在就在他的嘴里滚动着。他每说一个演员的名字，就用右手拍打一下他左边的胸膛。他的胸膛像一面鼓，被拍得咚咚地响，仿佛拍得越响，他说的话就越真实。
　　为了陪我们，他在三楼也订了一个单间，他说钱都是苏超光留下来的，不花白不花。
　　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共进晚餐时点了几个好菜。他说点吧点吧，反正苏超光有的是钱。
　　用罢晚餐，我们仍然回到宾馆牛红梅的房间。边鼓坐在沙发上没有离开的意思，他继续说演员们的轶闻趣事，他的嘴角堆积了两团白色的泡沫，我都为他感到累了，可是他还在说话。我说如果你有事的话，可以走了，你陪了我们半天时间，也挺累的。他说不累，一点也不累，苏超光反复告诫我要陪好你们，我怎么能不陪好你们呢？
　　牛红梅从她随手携带、有备无患的坤包里，抓出一把红豆递给边鼓。牛红梅说我们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口袋红豆。边鼓双手接过红豆，说这就是王维诗里写过的红豆？
　　牛红梅点点头。边鼓说这就是用来表示爱情的红豆？牛红梅又点了点头。我们以为他拿到红豆后，会知趣地走开。谁知他又以红豆为话题，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牛红梅房间后，我们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边鼓带我们去颐和园。我们爬了佛香阁，荡了昆明湖的舟，晚上回到宾馆，边鼓去找苏超光。苏超光还没回来。我对边鼓说，他怎么能够这样，他把我们骗到了北京，自己却溜了。边鼓不停地搓着他的手掌，说他也有他的难处，他得听导演的。你们再耐心等一等，或许明天他就回来了。如果他不回来，我陪你们去游长城。你看怎样？
　　边鼓用讨好的口气，征求牛红梅的意见。牛红梅说你问我弟弟。我说他再不回北京，我们也不玩了，我们回去。边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一会儿拍脑袋，一会儿摸下巴。他说怎么能够这样呢？你们刚来就想走。你们连长城和故宫都还没有玩，怎么就想走了。
　　很早我就听到边鼓的敲门声，我没有开门。牛红梅早就起床了，她把口袋里的红豆散发给宾馆里的服务员。那些年轻的服务员抓住红豆，就像抓着爱情那么兴奋。边鼓叫服务员打开我的房门，然后他跟着服务员走进来。他掀开我的被子，说快起床，我带你们去找苏超光。
　　我们跟着边鼓出了宾馆，进了电影制片厂，左拐10米，再有拐20米，再往前走30米，我们来到一排低矮的房屋前。边鼓指着一扇破烂的门板说这就是苏超光的宿舍。边鼓拍了一下门板，同时叫了一声苏超光。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我们估计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声音，边鼓只是拍给我们看一看，以此证明苏超光真的不在北京。边鼓抬起右脚，开始踢门板，他每踢一下，就骂一声他妈的苏超光。门板摇摇晃晃，差不多被他踢破了，一些粉尘和朽木脱落到他的皮鞋上。我说我们走吧。边鼓说他真的不在，我们与其在这里踢门，还不如去逛一逛天安门，去逛一逛故宫。
　　这天晚上，边鼓拿着苏超光发自青岛的一份电报给我们看。苏超光说他们摄制组已被导演拉到了青岛，为了赶镜头，他恐怕一两天还回不来。他委托边鼓照顾好我们，并保证在春节前赶回北京。我们只好跟着边鼓。去长城游玩那天，牛红梅忘了穿棉衣。出门时谁都没注意，一直上了旅游车，边鼓才呀地叫了一声，说牛红梅你怎么没穿棉衣？
　　牛红梅也是这时才发现自己没穿棉衣，她望了望车窗外的雪花，再看看自己的身子，说不冷，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哎？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冷。也是从这一天起，我才知道牛红梅不怕冷。她穿着一件毛衣，在八达岭的长城上走来走去，一点也没觉得冷。她还扒开砖头上的雪花，去辨认砖头上的字，去看谁谁到此一游了。
　　第二天，边鼓又接到苏超光的一份电报，他说他们摄制组飞到上海，他希望我们玩得开心。再过一天，苏超光又来一份电报，他说他们已飞到福州，恐怕要在福州过春节。
　　他让边鼓为我们买两张返程的火车票，他在福州拍摄完毕后，即赶到南宁与我们见面。
　　我和牛红梅要在北京过春节的想法就此破灭。边鼓想尽办法用高价为我们买了两张卧铺票。他坚持要送我们上火车。我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当然我也骂苏超光不是个东西，是大骗子，狼心狗肺。边鼓说骂得好，苏超光他不是个东西。
　　临上火车时，牛红梅把她口袋里的红豆全部倒到垃圾桶里。她说南宁有的是红豆，我不可能再把它们背回去。边鼓放好我们的行李包，把车票交给我们后，便下了火车。
　　他站在车窗外，跟我和牛红梅说话。我看了看手表，火车要30分钟后才开。我说你回吧，天气怪冷的。他双手抱在胸前，双脚跺了跺，说没什么，我陪你们说一说话。我一时找不到话说，该说的话也已经说了。他张了几次嘴巴，想说什么也没说出来。
　　上车的人愈来愈多。边鼓望了那些跑动的人群一眼，然后又跺了跺脚。他说红梅，其实我就是苏超光。他说这句话时，有许多热气从他的嘴里喷出来。我被他的这句话吓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看牛红梅，她基本没做出什么反应。边鼓低下头，我宁可他永远是边鼓而不是苏超光。边鼓说明天就是除夕了，我真不忍心把你们送走，我真希望你们能跟我在北京过一个春节，可是我再也骗不下去了，我不想再骗你们。我知道你们看不中我，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跟你这么漂亮的女人说过这么多话，相处这么长的时间。她们总看不上我，我能写文章，边鼓是我的笔名。我也有钱，家里没任何负担，可是她们就是不愿跟我结婚。我起码谈了二十多次恋爱，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我知道我们也不会成功，夫妻不成朋友在，就算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玩了一趟。如果你们不认为我是骗子，愿意跟我在北京过春节，现在我仍然欢迎你们下车，过完春节后，我再买票送你们走。
　　我知道我说也白说，你们不会看上我，你们不会下车。
　　我看见牛红梅的脚动了一下，好像是要下车的样子。我迅速用手按住她的膝盖，不让她站起来。她的眼泪，她好长时间没有流过的眼泪，这一次终于奔眶而出。边鼓吊着两只手，呆呆地站在窗口外面，说她怎么了？她为什么不骂我？她是被我吓怕了吗？我告诉边鼓，她这是高兴，我的姐姐她好久没这么高兴了。不高兴时，她常常发笑。高兴的时候，她常哭。如果不是你真的长得难看，我百分之两百地愿意让她下车。边鼓说人总得讲一点感情，为什么要以貌取人？你让红梅自己表态，她的命运她可以自己选择。
　　红梅，你说呢？这时火车已开始启动，边鼓小跑跟随我们的窗口，他似乎是在等待牛红梅的回答。牛红梅抹了一把眼泪，她把眼泪摔出车窗。眼泪砸在边鼓的脸上。边鼓说红梅，你说呢？牛红梅说我听我弟弟的。边鼓停止奔跑，车速愈来愈快，我看见他被抛在站台上，他呐喊着，不停地用手扇他自己的脸蛋。
　　从此，我再也不相信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外表美不是真正的美。有时，外表美实在是太重要了。
　　火车所过的城市或村庄，到处洋溢着春节的气氛。我看见欢度春节的巨大横幅挂在高楼上，农村的孩童在收割后的稻田里点炮仗，我看见土墙上的春联，看见汽车撞死了一位中年妇女（她骨头被压碎的声音铺天盖地），看见夜晚的城市里燃放的焰火，看一位坐在自家门前的老大爷，缺了四颗门牙。我和牛红梅都想不到，我们会在火车上度过除夕之夜。
　　第二天早晨醒来，已经是春节了，火车仍然在我们陌生的地盘上滚动着。牛红梅从中铺伸出头来，说了新年里的第一句话。她说他们的名字差不多，都有一个“光”宇。
　　他们都是骗子。他们为什么要骗我们？我说不知道。牛红梅摇了摇脑袋，头发像水一样从中铺飞流直下。她自个笑了。在她的笑声中，窗外闪过一堆小山和一排挂满冰雪的树木。
　　我刚走出南宁火车站，就被一双手抓住了左手臂。抓住我的手温柔细腻阴险毒辣，它的十个手指中，至少有两个手指留着长长的指甲，指甲们深深地戳进我的肉里。这是一双愤怒的手，这是一双有话要说的手，它长在发誓永不嫁人的老处女牛慧的身上。牛慧是我的姑姑，我已经好久没提到她了。
　　牛慧抓过我的手臂之后，又去抓牛红梅的手臂，她把牛红梅的手臂当做话筒。她说你们终于回来啦，我接了三天的站才接到你们。你们去北京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们的眼里还有我吗？我不明白，你们干嘛要跑到北京去谈恋爱？更不明白你们干嘛要恋爱？
　　干嘛要结婚？没有男人你们就活不下去了吗？不谈恋爱你们就不是你们吗？……
　　从牛慧的嘴里一连吐出了十几个问号，我们无法回答她如此深奥的提问。她在发问的时刻，根本不考虑听到什么回答。她像领导作报告一样，只顾不停地说。说过来说过去，始终没主题。最后她告诉我们，他还活着。我突然感到脊背一阵一阵地冷，我一直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牛红梅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应有的反应，她问牛慧谁还活着？谁？牛慧说牛正国，你们的父亲。牛红梅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牛青松都已经死了，他怎么还活着。牛慧说一个星期前，我收到他托人从东兴寄来的信，他现在在越南的芒街，他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牛红梅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带上他曾经用过的一些用品，跟我到芒街去找他，牛慧说，我知道他的脾气。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把牛慧的话当作耳边风。牛红梅说我太累了，我已经没有再走下去的力气，现在我需要睡觉。牛慧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她严肃认真地看着我，说他是你们的父亲，又不是我的父亲，你干吗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说我宁愿他死了。牛慧抽动双肩，发出一声神经质的尖叫。她说你真没良心。我说我宁愿他死了。他为什么还要活着？他为什么在消失十年后，又回来打乱我们的生活计划？只要他还活着，就说明我们全错了，何碧雪错了，金大印错了，牛青松白死了，我们白活了。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为他流过的眼泪，全部变得没有意义了。
　　牛慧像是被我说服了，她带着征求的口气问我，那还去不去找他？我说不去。她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跑到我卧室的书桌边，寻找牛正国曾经用过的用品。她从书桌里翻出几张旧照片，一把旧牙刷和一支旧钢笔。她用手抹这些旧东西，想把上面的灰尘抹掉。
　　她一边抹一边说还是去见一见他，说不定他发财了，我们可以分一杯羹。
　　第二天，我背着还未打开的旅行包，跟随牛慧向着东兴进发。牛慧要去见她阔别十年之久的哥哥，我代表牛红梅、牛青松去见曾经死去的，现在又复活的我们的父亲。青松已死，父亲健在，我愤怒、恐慌、好奇、悲伤、怀疑地坐在汽车上，想象我父亲的模样。牛慧问我见到他时会怎样？她连拥抱的姿势都已经想好，并且决定给他一个吻，这将是她此生中献给男人的第一个吻。我告诉她我一点都不激动，我很想激动，但是我的大脑、心脏它们一点也不激动。
　　牛慧通过熟人，在东兴办了我们两人的临时护照。我们踏上木船，夕阳正好西下，北仑河红得像一滩血。船每移动一下，河水就皱起一条又一条的波纹，人的倒影、土堆的倒影、楼房的倒影全都不见了，只有晚霞的倒影那么红色地刺激我的眼睛，把我的眼睛刺瞎了。一船人说着乱七八糟的语言，它们从船头飘到船尾，又从船尾荡回船头。我想起胡须飘扬满身伤疤的哥哥牛青松，我们的船仿佛正从他的尸体中间穿过。我提高警惕，认真聆听周围复杂的空气，我闻到了父亲的气息。他的这种气息，在几十公里之外，我也嗅得出来。
　　姑姑手里拿着父亲给她的信件，迈着殷勤的步伐。尽管她年过40，但她的身材苗条，女性的气息饱满。我用力迈开大步，但总跟不上她的速度，她近乎小跑，好像要一直跑进父亲的怀抱。遇到十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