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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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党营事业，从此和党营事业结下缘分。
　　蒋孝勇先进中央玻璃纤维公司担任协理，以后逐步升任总经理，5年后他调到中兴电工机械公司。进入中兴公司之后，他设法提升公司的竞争力，调整生产线以提高产能，整顿员工纪律以改善公司风气，把家电、发电机、中央空调等业务扩大。由于蒋孝勇非凡的活动能力，凡是台湾大型冷气设备的安装，一律划为中兴公司承包安装。
　　经过蒋孝勇的锐意革新后，中兴公司一改以往的颓局。从他当初刚进来时的总营业额6亿元，逐步上升为每年纯利润就达到6亿元。一眨眼几年过去了，从前在实业界默默无闻的蒋孝勇，很快变得声名日隆了！
　　在中兴站稳脚跟后，蒋孝勇接任了电器工业同业会理事长。到1980年他不但掌控中兴上市公司，而且又成为台湾“*全国工业总会”的常务理事。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蒋孝勇一下蹿升至国民党党营事业的“领军”人物，并在工商界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被媒体称为“台湾最年轻的领导者，却具有最大的权力”。
　　蒋孝勇年纪轻轻就做到这么高的位子，正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美满，儿子蒋友柏聪明伶俐，健康茁壮地成长。在大儿子友柏两岁时，第二个儿子友常也来到人世。蒋孝勇每次回家看到两个可爱的儿子，就觉得工作上再苦再累也值得。
　　少年得志的蒋孝勇虽然不事张扬，但蒋经国还是觉得儿子在政治上十分稚嫩，一时还难成大气，所以，一直有意地抑制他在政治权力圈里过早出头，以防他“得意忘形”而自毁前程。蒋经国总是告诫蒋孝勇专注于工商业，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以后，再考虑在政界的发展。国民党十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时，蒋经国把他从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一次蒋经国跟儿子意味深长地说：“孝勇啊，你已经成熟了，你以后要做什么，我随便你；但我又劝你一件事情，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蒋孝勇听后直接跟父亲说：“报告父亲，我这辈子啊，你放心好了。别的事情我都会做，就是两件事情我不做——第一个不干公务员；第二个不做党工。”
　　蒋孝勇虽然回答得如此干脆，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一头栽进了政治的漩涡中。
　　那是1985年，正当蒋孝勇在商界干得有声有色，二哥蒋孝武犯下弥天大错。本来在政海宦途干得大有希望的蒋孝武，由于涉嫌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这一年初春被“外放”新加坡。
　　恰恰在蒋孝武黯然离台不久，蒋经国的先天性糖尿病越发严重了，不但改装一只名存实亡的义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而以轮椅代步，他不得不选择了儿子蒋孝勇作为他的帮手。蒋孝勇无奈之下把中兴公司的公务推给手下总经理全权代管，眼看着由他一手经营起来的中兴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因为蒋孝勇长期跟随在父亲蒋经国身边，在权力的顶峰周围，哪能和政治撇得清干系。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整天跟政坛中人打交道，纵然蒋孝勇不想走政治这条路，也会被人视为政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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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台湾迎来了腾飞
在蒋友柏尚在襁褓之中时，正值台湾发展的关键期，考验一波波接踵而来。但是，在他爷爷蒋经国稳健地带领下，居然化险为夷稳步发展。
　　在蒋友柏出生之际，正是台湾社会深处挫败感之时，岛内外的局势异常严峻。美国和大陆恢复建交，让台湾外部生存环境困难起来；全球石油危机和台湾通货膨胀，让岛内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蒋介石当年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计划，已对台湾人没什么吸引力。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可是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几十年。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的口号越喊越弱，只能改为“三*义统一中国”。
　　在这内忧外患情形之下，逐渐掌权的蒋经国决定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台湾人民建立信心，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1974年，蒋经国宣布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这项巨大工程包括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赤贫人口大幅降低。在稳定的政治与社会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经过大约20年的时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等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
　　现实虽然如此，当初蒋经国提议的“十大建设”，因为规模过大和举债甚巨，仍遭到各方专家的质疑，纷纷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蒋经国却力排众议，抱定“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的信念。
　　“十大建设”的确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从蒋友柏出生之前就开始启动，直到1979年底才完成。这时蒋友柏已经3岁了，开始蹒跚学步。
　　后来现实发展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大工程建设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台湾领先全球从经济萧条中复苏，之后更以经济成长率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发展。
　　台湾在蒋友柏的童年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缔造举世知名的“台湾奇迹”。当岛内经济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时，人们思想也开始呈现百家争鸣，1977年终于酿成一场“乡土文学论战”，那就像一场五四新文*动。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动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旧文学，而乡土文学一方坚决抵制外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流派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主张文学向民族立场回归；另一方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思想和艺术经验，对传统的中国文化采取批判态度。
　　台湾的思想界如火山般活跃，但岛内的政治气氛却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民众对*自由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大家着手一次又一次的“冲破”行动。
　　1977年“中坜事件”拉开了党外运动的冲突序幕，到1979年12月10日高雄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由一本杂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了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开明的蒋经国没有对当事人采用血腥*，而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和辩护律师日后都成为民进党的主力。接着*化从小而大以致扑天盖地而来，蒋经国先采取高压，最后只能默认。
　　当然，一波波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对尚在牙牙学语的蒋友柏来说，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他的童年像每个台湾的孩子一样，耳畔传来的是邓丽君的歌曲，电视里热播的是琼瑶的言情剧，而金庸的武侠则是他的最爱。
　　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给童年带来无数欢乐的歌谣，《蜗牛与黄鹂鸟》《三月里的小雨》《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缮这些婉约情调，就像悄悄流逝的岁月般美好。
　　这是一场几乎与蒋友柏一起降临人世的校园民谣运动，当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以产生大量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这些歌让蒋友柏的童年蒙上一层诗意的光辉：罗大佑《童年》里的无忧无虑的快乐，侯德建《龙的传人》的爱国主义情怀，陈贤德《兰花草》的清新优美，齐豫《橄榄树》那种对故乡淡淡的眷恋缮
　　成长在台湾第一家庭的蒋友柏，童年时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锦衣玉食。他手上就像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只要说一下要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有仆人送到跟前。不怕别人做不到，就怕自己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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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永远没法在花圃里培植
童年的蒋友柏多数时间是住在台北市内的。父亲蒋孝勇因为工作的需要，所以一家人经常住在中兴公司分配的住宅里，以方便联系业务和应酬打理。而他们家在阳明山上有一幢日式的别墅，离开台北市有16公里的路程，有时一家人隔三岔五的去那里上小住数日。
　　这座阳明山原来叫草山，因为多生茅草而著名，后来蒋友柏曾祖父移居台湾后，选择这里做行宫官邸，却忌讳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阳明山”。阳明山虽与车水马龙的台北近在咫尺，但却有种世外桃源之感。在万木葱茏的大山中间，蒋友柏家的别墅就身藏其中。旁边是大伯蒋孝文以及二叔蒋孝武的别墅。
　　蒋友柏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但在蒋经国俭朴作风的影响下，蒋孝勇对孩子的教养是一切按蒋家家规管理。蒋经国常用一句话训勉蒋孝勇：“苍劲的松柏永远没有办法在花圃里培植”，这让他对他的柏儿更是严格要求。
　　“男孩是要用管的，女孩是要用疼的”，是蒋孝勇的名言。蒋孝勇从小是被父亲蒋经国这么打大的，所以他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友柏小时候因为淘气没少挨爸爸揍。虽然大多数时候玩起来，父子两个没大没小的，但只要蒋孝勇一含威发怒，友柏就像老鼠见到猫般。但友柏的性格很倔强，往往就是死鸭子嘴硬，一旦爸爸真正揍他时，他又逞硬汉不肯服输，这样爸爸就越揍越狠缮
　　蒋孝勇那时事业正是如日中天，进入国民党党营事业工作。不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接管了颇具实力的中兴电机公司。年富力强的蒋孝勇正值事业打拼的黄金时期，每天都有谈不完的项目、开不完的会议。他虽然在商场扮演着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角色，但从不影响他严格管教两个孩子。
　　作为父亲的蒋孝勇很称职，每周一到周五一定是在马不停蹄地工作，但到周末雷打不动般要把时间留给孩子们，这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
　　在每个美好的周末里，一家人经常要出去旅游，台湾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都被他们全家跑了遍，台北附近可以郊游的地方没有他们没去过的。有时一家人也喜欢出去吃饭。经常为了吃一顿特色的饭菜，一家人可以开几个小时的车，不计成本地到很远的地方。
　　在小友柏童年的记忆中，经常和弟弟友常兴奋地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流。偶尔也会因为去的地方太远，友柏和弟弟又一刻闲不住，加上车厢内局促的环境让他们烦躁，就会在车里一直唠叨着，不断地问爸爸有没有到了？怎么还没到？
　　爸爸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到了后会有各种山珍海味的东西等着他们，大大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等着他们，大大满足他们的好奇之心。
　　等他们到后才发现果真如此。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稀世珍宝，但尽是些美味可口、好吃好玩的。记忆中他们经常去台中吃小吃，到基隆吃海鲜缮那种美好的滋味让蒋友柏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有时他还会故地重游，但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味道。
　　童年的蒋友柏最喜欢父亲带着他制作标本，因为制作标本全家要去郊外抓昆虫、养昆虫。蒋孝勇也很喜欢带着友柏和友常一起在阳明山附近抓虫子。一家人拿着大大小小的网兜，浩浩荡荡地向山谷里进发。
　　阳明山气候温和，无严寒亦无酷暑，所以各种昆虫资源丰富，光蝴蝶就有180余种。这里真是蒋友柏童年快乐的天堂，就像一个无奇不有的博物馆，让他认识了各种大自然的精灵。
　　友柏记忆中的阳明山一年四季景色各异，尤其是山花烂漫的春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与樱花团团似锦，还有茶花、桃花、李花、杏花等争芳斗艳。小蜜蜂、金龟子、花蝴蝶们也纷纷翩翩起舞。一家人扛着网兜穿梭其间，如入画境，其乐融融。
　　爸爸妈妈总扛着两只硕大的网兜，而友柏和弟弟拿着小网兜。看到蝴蝶、蜻蜓什么飞过来时，一家人齐齐上阵，你追我赶，左扑右打。一阵昏天黑地地忙活，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地上弄得尘土飞扬。等抓住小昆虫之后，一家人才筋疲力尽地坐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全都乐开了花。每次友柏亲自抓到小东西后，会兴奋地四处炫耀。
　　等抓到昆虫满载而归，友柏会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宝贝保存起来。爸爸总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他：“要做好一个昆虫标本，得先很有耐心，等昆虫风干，再一步一步把肢体撑开，这样才会好看！”
　　那时台湾针对标本制作的书很少，蒋孝勇托朋友从国外带回很多参考书，让友柏制作出近乎专业的标本。
　　至今这些标本还保存在家里，友柏每次看到这些鲜活的标本，童年的记忆如电影历历浮现，种种情感一下子涌上心头。
　　

“第一家庭”的“家庭日”
蒋家有个沿袭多年的家规——“家庭日”，这天是一大家人团聚的时间。爷爷蒋经国在世之时，每周四中午都是友柏全家去见爷爷的家庭日。蒋友柏叫爷爷蒋经国为“阿伢”，叫奶奶蒋方良为“阿娘”，按照原汁原味的奉化方言叫法。
　　蒋经国和蒋方良住在七海官邸。这个地方原本是蒋介石提供给美国军事顾问团高级将领的招待所，因为美国人喜欢的幸运数字为“七”，再加上寓所附近是海军总部所在地，所以简称“七海”。
　　房子用石头垫高分成两个楼层，显得典雅而气派。进入屋内的玄关处（宅室内与室外之间的一个过渡空间），一边摆放着曾祖母毛福梅画像，一边是曾祖父蒋介石亲手写的“贤良孝慈”。玄关的右边是接待室，放着蒋经国和蒋方良自己的照片。
　　在蒋友柏的童年时代，爷爷蒋经国在台湾政坛的地位早已十分牢靠。
　　蒋经国于1978年5月顺利当选为“总统”，但一直低调的他就职当日即对外指示：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刊上，因为今天是一个*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和公民。也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蒋经国不光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也真的放下架子，出现在普通百姓之中。他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以“新人新政”鼓舞日益低落的台湾士气，改变民众对蒋家及国民党的恶劣印象。
　　蒋经国与蒋介石风格不同。蒋介石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从不与民同乐，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个人在公众面前比较严肃刻板，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而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凡的吃苦精神。上世纪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他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就算后来贵为“总统”，每次外出视察也直接到小饭馆吃盒饭。为视察建设中的一条公路，他竟可以进山21次。在1980年永安矿难发生后，他可以做到挨家挨户地慰问。
　　蒋经国的“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