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振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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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酒店之一，一座三层高的传统德式建筑。这家酒店的登记处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会有精通旅客所属国家语言的年轻女子上门。对克格勃来说，刺探情报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他们的西方同行在这方面也不逊色。
德国情报机构近年调查了一个名为“日出”的行动计划，并且认为这个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而寿终正寝，换言之，普京当年布建的间谍网可能现在还在运作。这使德国方面相当困惑。受到德国情报机构调查的前民主德国情报高官和政府官员都不知道“日出”计划，当然受过训练的间谍大师即使知道也决不会透露。因此德情报机构认为“日出”计划实际上还在黑暗之中，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见到阳光。
总之，普京和他的小组（其中有些战友现在成了他的部下），当时直属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的弗拉基米尔·谢罗库夫将军指挥，卓有成效地进行着工作。
普京在德国五年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得以观察联邦德国社会和经济的运作。他虽然常驻民主德国，但也经常前往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切身的体验，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的直观了解。事实证明，有这样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外派的经历使普京这样的克格勃官员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比较开放，因而也比较务实。普京在担任俄国总理和代总统之后，曾经多次表示对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好感，特别是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推动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做法，他深表钦佩。　　。。
　　　　　　　　　　　　　　　　　　
　目睹历史剧变
　1984年普京初次离开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结束，表面上苏联国内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克格勃也处在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已经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甚至可以说，癌变的迹象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苏联阵营的岌岌可危。民主德国作为苏联阵营的一员，尽管经济和社会水平在东欧位居第一，但是和联邦德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1／4，社会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30％，职工的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1／3，进出口总额只有联邦德国的1／10，科技水平比联邦德国落后10～15年。
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演变苏联东欧阵营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德国、捷克和波兰。长期处于冷战的环境、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西方的渗透和压力、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民主德国执政党本身的失误，这一切都使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逐渐紧张。尽管民主德国政府筑起了坚固的“柏林墙”，希望用钢筋水泥的建筑和武装军人阻止民主德国人移居联邦德国，但是仍然有大量公民采取各种手段出逃西方。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社会生活陷入混乱之中，各地的游行示威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新纳粹组织也出现了，他们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苏军。德累斯顿是新纳粹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巨大变化是普京从未经历过的。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复杂的局势肯定对正常的情报搜集工作会有影响，而且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公开报道中从未提及普京对这场巨变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决不会是兴高采烈的，而毋宁是迷惘、困惑和痛苦的。毕竟，他为之服务的克格勃是苏共的情报机构，又和民主德国的官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苏共领导人导致了民主德国的变化，而巨变的结果是新纳粹对苏军的攻击：德累斯顿的大街上出现了“占领军滚出去”的大标语。普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的两个哥哥死于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期，现在纳粹居然卷土重来，普京的内心想必很不平静。
对普京小组的直接冲击终于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之后，德累斯顿有人冲击了民主德国情报机构的办公楼，接着又有人来到普京小组的所在地。过去这里的武装警卫这时已经撤销。普京单枪匹马先将人群阻挡在门外，然后要求附近的苏军基地派人来支援，因为办公室里有克格勃的机密文件。苏军起先没有答应。普京独自和人群对峙，他很镇定地和示威者交涉，要求他们不要冲击这个地方。数小时后，苏军抵达，驱散了人群。普京当时的感觉是：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明显，苏联正在生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普京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度过了民主德国最后的岁月，但这还不是他最后一次见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共产党的终结。在东德，虽然苏军还要再过几年才完全撤走，但是作为克格勃的派出机构，普京和其他在民主德国的情报人员都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工作的基础和土壤，更糟糕的是，苏联的局势远不像民主德国，没有人知道苏联、苏共和克格勃今后的命运是什么。　
　　　　　　　　　　　　　　　　　　
　投身政界　相助恩师
　1990年1月，普京回到祖国。有人推荐他去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觉得，克格勃系统已经没有前途，他的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与其在这个系统里，眼看一切在自己周围垮掉，还不如做点别的事情。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退出克格勃，但是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了。
于是，普京回到故乡列宁格勒，在母校谋到了一个职务：副校长的外事助理，显然学校当局认为他在国外的经历有助于大学的对外联络，当然学校也了解普京的背景。虽然克格勃的名字引起许多人不愉快的联想，而且1990年克格勃本身也受到冲击并且也在改革，但是在列宁格勒，克格勃仍然还在运作，普京当年的同僚，也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为克格勃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从外国回到苏联的克格勃情报军官，仍然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继续其情报职业。普京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
1990年春夏之交，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市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普京在大学里的恩师索布恰克这时已经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在选举中振臂一呼，顺利当选，从一个议政的人民代表进而成为一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索布恰克具有知识分子型政治家的特点，他思路敏捷，善于演说和鼓动，能够直接和人民对话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善于在市杜马这样的场合估计形势，合纵连横。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索布恰克是苏联反对派的一面旗帜。索布恰克虽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的经验，但是，当市长和做议员不同。议员是“务虚”的，特别是当时苏联的人民代表，主要是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议，索布恰克以其法律知识和口若悬河的政治鼓动能力在人代会如鱼得水。但是成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务实的职位，是必须做出具体成绩，让市民得到实惠的位子。因此索布恰克不能像在人代会那样和其他精英联合作战，而必须有自己的班子，有可靠而能干的助手。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的普京出现在索布恰克面前。
那是1990年初的一天，索布恰克从市苏维埃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办事，在办公楼的走廊里遇见普京。普京向老师问候，彼此很自然地先是寒暄，然后谈起现状。索布恰克正忙于过去他所不熟悉的各种事务，看到这位学生，他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助手人选吗！只有38岁，当年在学校是优等生，虽然是克格勃，但是没有什么劣迹，在国外多年，为人显得干练，不嚣张跋扈。索布恰克单刀直入，问普京愿不愿意到市苏维埃工作。普京爽快地答应了。这几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普京的后半生。
普京随即辞去了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工作，跟随导师来到了市苏维埃，开始了他六年的行政官员的生活。普京敏捷地捕捉到这个机遇。如果他当时没有接受索布恰克的邀请，很难想象他会有机会成为今日的俄国领袖。普京担任了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外事顾问。过去的地方外事活动都由莫斯科的外交部或有关部门安排、交办，现在实现了地方自治，列宁格勒可以自主展开外事活动。来自世界各国特别是中欧和北欧的客人络绎不绝，普京陪同索布恰克接待外宾或代为接待一些次要的客人，同时也开始熟悉一些大城市的市政运作。1991年6月列宁格勒取消了苏维埃，举行市长选举，索布恰克当选首任市长，随即任命普京为市政府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经历8。19事件（一）
　1991年的苏联已经陷于全面的危机。具有惊人政治直觉的叶利钦，断定苏联的解体势所必然。他从1990年春就开始全力经营俄罗斯共和国，很明显，即使苏联崩溃，苏共解散，俄罗斯大地和俄罗斯人民仍将存在。只要夺得占苏联领土70％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政权，叶利钦就能掌握未来。在这方面，优柔寡断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叶利钦的对手。叶利钦在1991年5月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实现了成功的第一步；接着他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给戈尔巴乔夫来了个釜底抽薪，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空架子。
这时，苏共领导层中的一些人正在酝酿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其中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可夫大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等人。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取代戈尔巴乔夫掌权。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发生了。
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全家在克里米亚别墅被扣留。军队按照命令进驻莫斯科。1991年8月19日，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戈尔巴乔夫鉴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副总统履行总统职务，国家权力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叶利钦在克格勃特别部队到达之前20分钟离开所住的别墅前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白宫成为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总部。
政变发生时，列宁格勒作为第二大城市，没有卷入政变，并且还阻止了军队的进驻，普京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列宁格勒军区接到了莫斯科紧急状况委员会的命令，准备派兵进驻市区，控制列宁格勒。正在度假的普京闻讯立即赶回列宁格勒。他马上亲自带领武装警卫到机场接索布恰克并保护他安全返回家中，以免索布恰克被逮捕。随后，他彻夜奔走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和军区之间，和有关各方面展开了紧急磋商和协调。普京向军方力陈：列宁格勒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军队进驻，如果军区一定要派兵，则可能引发不利的后果。在普京的大力斡旋下，列宁格勒街头最终没有出现苏军的坦克，也没有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这使市民和外国游客、商人大感放心。
普京的沉着镇定和处变不惊的能力，在这一次危机中得到了提高，索布恰克也因此对他更为器重。索布恰克后来回忆道：“此事过后很久我才从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绩，身上透着一股可靠、忠诚和自信的精神。”不过，事后当普京回忆起这段经历却百感交集，他说：“我在索布恰克那里任职，这个职务虽不是关键性的，但却有权去解决相当多的涉及各类商业机构利益的问题。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按照有利于某些集团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我是在尽力为圣彼得堡和国家的利益工作。为了不损害索布恰克的名声，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这段时期之所以能够顺顺当当地过来，是因为我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这个‘屋顶’下来到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来自这所大学。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为自己挑选的都是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当时就已经有人想对我进行讹诈，因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真实身份的传言。泄露情报的是那些当时已经被解职的‘克格勃’人员。
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还会有消息见报。你看着办吧。’
当时，我几乎被迫做出决定：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确（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
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
要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是在政变当天——1991年8月20日写成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利用来解决某些国内的政治问题。我是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我有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让人利用来进行国内###的。
那时，我十分现实地考虑了所有情况。比方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领导会更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一切都崩溃了。
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　
　　　　　　　　　　　　　　　　　　
　经历8。19事件（二）
　因为我研究过外交问题，毕竟在情报机构工作过，对我来说，当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各个方向上的单方面裁军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和不久前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而在那个时期处理这种关系的人们并不知道合适的尺度。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前的制度已经死亡。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事，那就应当置身于新生的体制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实事，以便消除现有的荒谬状态并将这一进程纳入积极的轨道。
我记得我是在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离开‘克格勃’的。所以，我没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知道对抗会怎样结束。而我有妻子和孩子。正因为如此，做出决定才十分困难。坦率地讲，我当时甚至想过：如果政变以政变分子的胜利而结束，并且我也没有被关进牢房的话，那今后该怎样养活全家？说句老实话，我甚至想过去开出租车，好在我还从德国开回一辆‘伏尔加’。因为我知道，如果政变分子胜利了，我就没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我惟一要操心的是——孩子们怎么办，怎么来保证她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