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登临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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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要重视经济解释学（2）
转谈北京吧。这几年他们推出不少政策。一项新政策是说局限有一项新转变，「解释」的工作是要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发生。复杂头痛，不仅因为一项政策之内有不少条文，而政策与政策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效果如何——跟着的行为或现象如何——要推断或解释可真不易。
　　我的投诉，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来是没有经过经济解释的方法来推断什么会跟着发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么经济学的，对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着分析什么。蠢人不说，但不少聪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对头。当年老师艾智仁就曾对我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设计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经济感受。毫无贬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经济感受好，经济解释的法门对政策的取舍是没有帮助的。佛利民在生时几次对我说，数之不尽的人──包括数之不尽的聪明人──不可以学经济。
　　转到本文的重要话题吧。一项政策会带来的效果，原则上经济解释可以推断得很准确。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会，见仁见智，牵涉到价值观。这些不是作经济解释的专长。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但当我说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解释或推断这些效果会出现。后者是经济学者的本份，他的价值观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经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其推断是否有经济解释的专业水平。
　　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与愿违相差甚远，显示着设计这些政策的人或则没有作过经济解释的推断分析，或则专业水平不足。我也不怀疑有些人混水摸鱼，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或受到某些压力团体的左右，推出对社会为祸不浅的政策。在先进之邦，或*之国，这些行为常有。我认为这些年中国的共产党不容许这些行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为中国不会有今天。
　　这里我要诚恳地作出如下建议：北京的任何谋士建议任何政策，必须通过经济解释的方法，用上严谨的逻辑，详尽可靠的资料，把这些政策将会带来的效果说得一清二楚。这些推断要找懂得经济解释的人作评论。牵涉到国家整体，是对是错其差别动不动以千亿算，双方都要负责。建议政策推错了效果的要负责，评论的人认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错了也要负责。赏罚分明，至于赏什么罚什么，我的书生之见不便说了。但如果对政策效果的推断可以下赌注，我会是个常客吧。
　　回头说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我搞不清楚。但何谓经济解释，因为有科学方法的约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视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解释学。
　　

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1）
（2008…09…23　07：07：43）
　　要先为小朋友们说几句话。国内牛奶出事，大件事，真真假假伸延到所有与牛奶有关的产品去，风声鹤唳。昨天一位同学说国内的人到香港买奶粉，只准带回一罐。不可能吧。北京要立刻开放所有安全的奶粉进口，免关税，甚至政府过渡性地补贴一点也应该。从来没有赞同过政府补贴什么，但这一次，只这一次，一段时期的补贴与奶有关的产品我不容易反对。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质主要来自奶，别无其它，而婴儿缺钙长大后很不妥。奶酪（芝士）最好，短暂地大量进口分发给穷人家的孩子吧。上述是基于读到或听到的，如有失误，则作别论。
　　转谈地球的金融灾难吧。年多前次贷出事后，几位相熟的朋友听到我没有发表的分析与推断，今天说我的水晶球天下独有。尽管如此，最近突如其来的大风暴还是把我吓坏了。资产数千亿美元的名牌宝号，接二连三地一叫救命就立刻出事。六国央行联手救市，而美国考虑或决定融资抢救的天文数字很混乱，我搞不清楚。本想等一下，看清楚一点才动笔，但细想后认为要先说几句。此际也，美国还没有落实要怎样做，众说纷纭。效果如何，变局如何，太复杂了，我的水晶球锤碎了也失灵。
　　整个问题的重心牵涉到经济学的最弱一环：市场或人民对前景的预期。不是没有预期这回事，但此物也，既看不到，也摸不着，怎样形成，为何转变，能否调改，经济学者的分析要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事后孔明。我也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无从解释的现象而引申到预期的转变是这样或那样的。
　　好比上星期市场出现了两个现象，互相矛盾，加不起来，我们逼着要从预期有变那方面想。其一是美国债券之价急升，其二是金价曾经在几个小时内上升了百多美元。前者否决了通胀预期，后者否决了通缩预期。我们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事后孔明，我砌出来的预期转变，是人们抢着去找避难所。不相信银行够安全，于是购买债券；认为大难将至，仿效我的母亲当年逃难，购买黄金。当然还有其它性质的预期转变逻辑上说得通，孰对孰错只有天晓得吧。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出现过。
　　基本的理论架构是相当肯定的，可惜对目前的麻烦用场不大。这里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吧。大手简化，篇幅所限，很短的分三课说。
　　第一课。天才费沙昔日提出的利息理论精彩正确，但简化得厉害。没有货币，没有风险，也没有交易费用，变量主要是三个：收入、利率、财富。收入由生产力决定，利率由市场决定，财富是被动的，由收入及利率决定（再简化是财富等于长期收入除以利率）。
　　第二课。加进货币，有通胀或通缩的可能，市场对前景的预期于是引进，上述三个变量的关系可能变得深不可测。更头痛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场决定的，人们预期的转变更加复杂了。如果再加上交易或讯息费用，市场的借贷或与金融有关的合约不易做得安全。年多前出现的次贷风暴，究其因，是一组重要的、牵涉广泛的合约，由于种种讯息的误导而出错，保不住。说过了，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晚会辘出事来。
　　第三课。费沙的理论说财富是由收入与利率决定的，没有其它——Wealth　is　a　derived　concept。然而，因为上述第二课的复杂因素的引进，财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这就是楼价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无常的原因。一般而言，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责任。目前的主要问题也是费沙理论之外的一个大麻烦。这就是财富暴跌之后，因为市场对前景的预期有所转变，如果这转变来得固定，在种种原因下，费沙的方程式会倒转过来，财富的暴跌会导致产出的收入下降。费沙提出的三个变量的关系早晚会体现，但由于财富本身暴跌，有了固定性而带来的收入下跌，是灾难。如果上述的预期有了固定性的转变，很麻烦，政府不容易知道要怎样处理才能把这预期扭转过来。

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2）
赶着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中国可能在半年左右从通胀转为通缩。通缩出现，灾难一定跟着发生。我不要在这里再解释中国的通胀其实不严重，也不要细说昔日芝加哥之见：何谓货币现象、价格上升与通胀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等等。这里要说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宁要通胀，不要通缩。最近的北京公布的，是物价通胀率下降至四点九，但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指数却与去年同期上升了十点一。这后者一则反映着原料价格上升，二则反映着新劳动法对产出成本的为祸比我预期的为高。
　　重心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中国通缩出现，达到九十年代出现过的负三强的水平（其实当时的产品质量上升得快，通缩高于负三强），大灾难一定会在神州发生。九十年代时中国没有新劳动合同法，而最低工资微不足道。今天的局限条件是明显地改变了。工资向下调整缺乏了弹性，合约的自由有了新法的左右，而近来劳资双方出现了的敌对局面，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本月十九日北京推出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于事无补。
　　通缩在神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小。中国本身的政策频频出错，国际形势会使原料价格大幅下降，外资内资皆裹足不前，再加上几个月来神州到处出现不妥情况，我听也听得厌了。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说的是实情。
　　有预期转变协助着的通缩出现，不是放宽银根那么简单就可以化解的。如果通缩真的严重地在神州出现，效果会是怎样呢？告诉你吧。因为工资下调出现了困难，大量员工会被解雇（因为人口流动，北京不容易有可靠的失业统计）。回乡耕田吗？几个月前开始了一点，但转为不容易，因为有些耕地换了承包者，而职业农工已经普及了。被解雇的会到处流浪，治安会出现大问题。政府大手推出福利不容易养起那么多人，而治安混乱甚至上街的行为，福利政策只可助其威势，解决不了。唯一可取的明智之举，是不管工资多低，让工业或企业养着这些人，继续给他们工作，守住，希望守得云开见月明。
　　因为上述，除了不久前发表的《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外，如下建议是重要的。
　　（一）撤销新劳动法，连最低工资也要撤销。这是重要的未雨绸缪：今天撤销也不容易，到时撤销更困难。不要忘记，香港发展得最好的日子——穷人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是完全没有最低工资或什么重要的劳动法例的。同样，中国穷苦人家生活改进得最好的几年，绝对不是靠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没有这些法例约束着。
　　（二）取消所有楼房买卖政府要抽的税。这会协助稳定正在下跌的楼价，对人民的财富预期是有帮助的。
　　（三）以企业减税的方法来稳定股市，比出钱救市高明得多。过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货币的政策与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现过那么多问题的制度引进。这项不能急，而困难还是有争议存在。举个例，在基础上，蒙代尔和我对货币用途的看法没有两样，但怎样安排却意见不同。要找机会跟他坐一下来研讨一下。英谚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远是互相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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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
（2008…09…30　07：57：52）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亲抱着我说：「牛耕田，马食谷；父赚钱，子享福。」我问：「马儿不是吃草的吗？怎会吃起谷来了？」不记得母亲怎样回应。她的智商比我高，从小就斗她不过。
　　父赚钱，子享福——天下间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儿子四岁开始入学，今天三十六岁了，还在大学进修。历来成绩好，不需要他养我，没有理由要求他赶着去赚钱。在医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个小时，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放弃应有的操作。除税后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时算工资比不上一个香港的小学教师。如果儿子不再深造，出去赚钱，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继续学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对。儿子勤奋好学，也喜欢花点钱。我对太太说：「补贴他一点吧，花钱可以松弛一下，儿子神经出事我们岂不是输光了？」
　　说没有心痛过是骗你的。不久前给儿子电话，找了几次才找到。我问：「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他答：「三十个小时没有睡了，很累，但还要继续。」「为什么呢？」「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机会不高，希望奇迹出现，我不能让他死去。」「没有其它医生替代吗？」「有的，但这个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进。」我只能回应：「你做得对，医生是要这样做才对的。」
　　二十多年前，儿子在香港念书，暑期让他到海运大厦商场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为儿子的英语流利，对外籍小朋友推销很有两手，店子的老板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个小时给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细算，儿子拼搏六个小时后要到食肆大吃一餐，来去要不是司机接送就是坐出租车（父赚钱也），总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亏蚀。但我还是鼓励儿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没有什么知识可以学得的。我对儿子说这种工作可以训练他的干劲与耐力，可以教他怎样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让他知道，事无大小，责任总要有个交代。今天儿子不论工资，每星期工作七十多个小时，算是学会了。
　　我不怀疑儿子的际遇与机会，比今天国内的劳工高出很多。问题是在新劳动法下，国内的员工每月不能超时工作逾三十六个小时，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逾四十八个小时。这些劳工怎会变得比我的儿子矜贵了？说是国家爱惜劳工吗？当然是，应该是，但有谁会相信，国家爱惜劳工胜于我爱惜自己的儿子呢？要为劳工争取上进的机会吗？爱惜他们，不让他们多劳，这机会怎样算了？国家为工作时间设了上限，可不是劳工的意欲，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学的经历，远不及今天自己的儿子那么写意，但要比国内的劳工好一点，好不太多。父亲早逝，母亲爱惜，但我没有求过她一分钱。在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什么工作都做，较舒适的是在摄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时加币一元。后来转到洛杉矶加大就读，机会难逢，看到前途，就拼搏起来，每星期的工作与读书时间加起来约九十个小时。我不是例外。从香港去的学子，除了几个娇生惯养的，一般都工作「超时」一倍。有到火车站搬行李的，有敲门售货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尝试过的工作，足够写一本厚厚的书，不写也罢。勤奋负责，不乏雇者，后来成绩好，有奖学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书助理的工作，应接不暇也。
　　比较过瘾的是进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发明，是与一位同学合资，五百美元买了一部旧皮卡车（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买了一部用汽油的旧剪草机，到处敲门替人家剪草。市价八元，我们收五。两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约三十分钟剪得客户满意。过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课后操作一两个小时，周末多一点。
　　我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儿子的，但比今天国内的劳工好。我父亲那一代当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国内的劳工。父亲当年的拼搏与一些叔伯的艰辛，母亲生时对我说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母亲说，上世纪早期在香港工厂作学徒的不仅没有工资，较蠢的要给老板补米饭钱。几个月可以学会的技术，学徒要先作洗碗、扫地等粗活，学满师通常是五年了。几位叔伯打上去，事业有成。父亲胜一筹，晩上自修英语，加上学习，半译半著地以中文写了一本电镀手册。后来设馆授徒，也卖电镀原料。他的名字是张文来，被誉为香港电镀行业之父，谢世后多年他的诞辰被拜为师傅诞。火尽薪存，今天在昆山的文来行，还在产出当年父亲改进了的拋光蜡。小生意，但既然是父亲的玩意，可以继续就继续下去吧。
　　提到上述，是要说明论生活与收入无疑一代胜于一代，但论到创业成就，以我家为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断言，如果新劳动法在神州严厉执行，有工作时间的上限，而每个被雇用的炎黄子孙都受到这上限约束，不可能有一个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亲，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