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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登临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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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汰之吧。这位朋友说,美国不断地向他招手,邀请他到那里去设厂,提供很多方便、补贴等等。主要因为此友的工业,从科技看是「夕阳」,但雇用人手多,有养生之术也。世界难道这么快就轮流转乎?中国不要的工业,美国却抢着要!
  回头说「人民币」与「劳动法」这两个问题,读者以为厂家们排哪个是为祸之首,哪个次之呢?我赌你猜不中,虽然厂家的看法很一致。你不可能猜中,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答案。一、论到生意亏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祸首(其中复杂的内情要另文分析)。二、论到关门大吉,则要拜新劳动法所赐(其中内情也要另述)。
  最近的三中全会及跟着推出的政策,显示北京是体会到事情来得严重了。他们推出的有对有不对——对多于不对——但我认为这些政策不能解决面对的困境。到处都是问题,世界本来复杂,今天看是大乱了。北京的朋友千万不要以复杂的政策来处理复杂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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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格老致意
(2008…10…31 07:02:46)
  美国搞起来的金融灾难继续演变,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十月二十三日在国会作供,解释所知与看法,跟着在质询下承认自己曾经作出错误的判断。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者中,论到政策的举足轻重与国际荣誉斗多,没有谁可以比得上格老。然而,这次风暴伤亡惨重,将来的经济历史总会用上一整章处理,而格老将会无可避免地成为该章的一个重要角色,能不使人感慨乎?
  事实上,在这次国会讲话之前,格老被媒体骂得厉害,而学者也出了几本很不客气的书。这些言论给我有点「事后孔明」的感受。就是投资天才毕菲特五年前说金融衍生工具是「大规模杀伤武器」,最近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三年前说美国的楼市是泡沫,这些「先见之明」只是买中马,没有谁曾经清楚地解释在哪方面美国的金融制度有大错。君不见,只在不久前,美国数百位经济学者(其中几位也曾获诺奖)签名的反对政府救市的公开信,第三点说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伟大的,给国家带来史无先例的繁荣。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操作的一般是聪明人,虽然不少因为优薪厚职而获利,但今天看是整体中了计。格林斯潘看错了不奇怪,做错了也不奇怪。奇就奇在美国的金融制度为什么会发展得复杂如斯,就是今天行内的专家们还是各说各的,使我这个局外天才(一笑)读得天旋地转也。
  我也事后孔明。这个孔明可能旁观者清,也可能胡说八道。以我之见,美国的金融制度有两个大麻烦。其一是通过什么衍生工具的扩散,借贷总额与抵押资产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的)是升得太高了。其二是借贷的扩散,加上保险的安排,使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交错地织成一片,大事发生整层金融市场的合约组织塌了下来。我是研究合约经济的,任何经济制度都从合约组织的角度看,认为一个制度的合约怎样组合或怎样串连起来很重要。读者可能记得,几个月前在这里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高举此制,说地区之间的承包合约上下连串,而重点是县与县之间不连。以我之见,美国的金融制度闯大祸,一个主要原因是合约的串连出错。那是为什么呢?这是难题。
  格林斯潘是信奉自由市场的。我也是。这次金融风暴惹来的国际言论,说自由市场证明是失败了,政府要多加管制。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市场应该自由到完全不需要政府。问题是什么政府要管,什么不要管,争论了好几代,到今天还是没有一致的看法。格老年纪比我长,对专政的可怕比我知得多,而又受到Ayn Rand的影响,对「自由」的看法可能与我的不同。我是从令人非常讨厌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任何涉及政治的事皆避之则吉。然而,从事交易或社会费用的研究多年,知道好些事项应该用上有形之手。经验不同,局限的认识不同,什么政府要管什么不要管的看法可以有别。其实是大同小异,但有些事,有些情,大家到今天还没有一致而又肯定的答案。
  提到上述,因为我认为美国今天搞得一团糟的金融制度,不可能全是自由市场促成的。自由市场不会接受那么高的浮沙指数,也不会衍生出我们见到的纵横交错的合约组织。美国的金融制度无疑是政府的干预与市场的运作合并而衍生出来的悲剧,其中的含意,是某些政府要管的事没有管,不应该管的却管了。什么政府要管什么不要管往往不容易作出准确的判断。像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那样,只一读就知道会闯大祸的政府管制,是不容易遇上的。
  顺便一提。昨天晚上在电视见到刘老弟遵义分析次贷事件,没有说错。但他可没有指出,目前的地球灾难「次贷」只是导火线,不是主角。主角是制度,那把浮沙指数推得高而又让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的金融制度。只要这制度存在,没有次贷目前的灾难也早晚会发生。这也是说,目前的灾难不是救市那么简单,而是制度本身要大幅修改。
  我不认识格老。他的好友佛利民也是我的好友。认识佛老四十多年,知道他喜欢的人不多,而格老肯定是其中一个。佛老认为六十年来,称得上是及格的联储主席,只有格老。我的货币观早期受到佛老的影响,后来改变了,认为无锚的货币制(fiat money)不可取,也不同意把利率辘上辘落──虽然在无锚制度下可能是需要的(佛老早期反对以利率调控,后来没有反对格老这样做)。像佛老一样,格老显然认为一个大国找不到一个可下之锚。得到*的启发,这一重点我是不同意的。
  历来佩服格老在国会的应对,也欣赏他临危不乱的大师风范。记得一九九七年初,洛杉矶加大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夏保加荣誉讲座」,请我开场。我怕会议,更怕写应酬文章。过了两个月,邀请者给我电话,说在我之后的那届讲者是格林斯潘,把我吓得立刻动笔,写成了《*的伟大改革》(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二篇)。这可见我对格老早存敬佩之心。
  作为炎黄子孙,我对格老是感激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起来,但未富先骄,地球上眼红者无数。在众人皆欲杀的喧闹声中,格老维护中国,没有说过半句对中国不利的话。也是中国之幸,*掌管中国经济的十年(一九九三至二○○三)间,把人民币紧钩美元。那是格林斯潘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奇的十年。因果关系只有上苍知道,但中国欠格老是肯定的。
  再请格老到中国来吧。他名头那么多可以从简了,但故人之情还是要表达一下的。
  

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1)
(2008…11…04 08:09:45)
  在国内的飞机上见乘客手持报章的大字标题:「政府救市凶猛,楼市坚冰难融。」没有借来一读,但心想,那不是发了神经吗?
  曾几何时,是年多前吧,读报,某官员说一定要把国内的楼市打死。当时正在打,乱打一通。楼市也真顽固:这里那里交易要加税,谁可买谁不可买有规限,利率加了多次,借钱诸多留难,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单位要建在九十平方以下,廉租房要拜香港的难民时期为师……打了大半年,终于把楼市打死了。应该大事庆祝一番才对,怎会叫起救命来了?
  也是几天前,国内某报的标题说北京要鼓励劳力密集的工业,增加就业机会云云。我想:曾几何时,不是说要搞经济转型吗?不是说要淘汰劳力密集的夕阳工业而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吗?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卦?
  老人家快要气死了,说说笑,发一下牢骚,或可延年益寿。转谈真理吧。一个像中国那么人多,人均农地极少而天然资源又乏善足陈的国家,大事发展工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在这必需的庞大农转工的过程中,工人住得差、吃不饱、苦不堪言。这些现象无可避免。但像中国那样的国家要发展起来,有多个穷国参与竞争,别无善策。整国的高楼大厦、公路、大桥等都是令人哭得出来的劳工血汗建造起来的。有幸有不幸,机会存在,好些劳工成功地打上去,生活改进了。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关心劳苦大众的——抗战期间我比他们还要苦,苦很多。然而,研究法例的效果是我的专业,学术的尊严不容许我说假话。每次依理直说都给网上客骂个半死,但历史的经验说,热情是换不到饭吃的。
  我和太太不是什么慈善家,但认为吃少一点无所谓,见到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手软过。可惜毕竟是小人物,爱莫能助之感天天有。我的主要本钱是经济分析得准,地球史实知得多,动笔写点文章,解释与推断因果,是我可以帮助劳苦大众的最佳方法吧。我认为演变到今天,新劳动法的主要困难再不是初时的第十四条,而是劳资双方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合约的条件不能让双方自由议订,不斗个你死我活才奇怪。令人睡不着觉的故事,罄竹难书,篇幅所限,这里从略了。
  先说一个大麻烦。因为人民币的处理不当与新劳动法的引进,国内无数工厂关门主要是在地球金融风暴之前出现的。停产、减产、没有注册而失踪的无数,公布的八万多工厂倒闭是低估了。更远为低估的是百分之四的失业率。某些地方,某些情况,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
  我要赶着说的大麻烦,是为写这篇文章再找做厂的查询而获得的。很不幸,非常不幸,地球的金融风暴对中国工业带来的不良效果,比我此前估计的严重!是赶工的季节,但自十月初起形势恶化,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因此推断:如果北京不迅速大手处理,在未来的农历新年之前——近农历除夕之际——神州大地会再出现工厂倒闭潮,使工业区的已经出现问题的治安急转直下。不能排除骚乱会发生。
  屋漏更兼连夜雨,地球风暴真麻烦。立刻取消新劳动法,取消最低工资,肯定会帮助,虽然可以帮多少很难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撤销这些法例,不明事理但还有工作的工人可能吵起来。如果北京不当机立断,起码用一些婉转的手法软化这些法例为零,使做厂的见到一线生机,三个月后的新春很头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地取消新劳动*减少麻烦。这里要说明,我急着查询的只是工业的重灾区,其它没有时间顾及。

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2)
转说楼市,像中国那样的国家,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支持。目前,楼价跌得最少的是上海,而上海的优质楼价下跌甚微。这些现象是因为上海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还有国际的商业人士支持着。一般而言,工业遇难,中国的楼价不会出现奇迹。想想吧:无论工人回乡耕种(据说不少)或失业,他们空出的床位,是楼市少了支持,而老板失踪是更大的支持损失了。工厂倒闭,厂房空了,厂租急跌,对住宅楼市也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住宅用地的供应早晚增加的预期,会受厂房空置的影响。更明显是工业的收入减少对楼价有负面作用。不明显的,但不可能错,是楼市两年前的急升,炒作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的形势好,鼓励了市场对楼房需求不断上升的预期,而这预期今天是改变了。
  不久前建议北京取消楼房买卖的所有税项。目前只减了一小点,怕什么呢?不久前也建议北京大手减息,一手减两至三厘吧。目前减了三四次,每次减幅小,怕什么呢?十次减息,加起来减两厘半,比不上一次过减两厘半那么有效。这些可以舒缓楼市的劣势,要有奇迹,工业一定要转头回升。
  不久前说六个月后中国可能出现通缩,这推断今天不变。最近的观察,认为北京刚公布的百分之四点六通胀率是比实际偏高了。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灾难形势下,通胀率回头上升一点不是坏事。赌他一手吧:央行要设法把通胀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间。试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势下,央行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我说过,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不同意佛利民支持的无锚货币制,不同意以货币政策或调整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目前中国的央行还没有建立好一个不需要管这些政策的货币制度。形势不利,通缩出现肯定是烦上加烦,所以逼着要再用佛老之见。他认为通胀率达百分之五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但形势不对头,很不对头,多加一两个百分点是比较上算的。不容易,因为通缩之势已成。滥发钞票可使通胀大升,这不对,但要增加通胀率两个百分点──过了关容易调整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很不容易。经济不景有不同的性质,不是所有不景通胀都可以协助,我认为这次是可以帮一点的。
  美国最近公布的第三季消费下降数字很不妥,因为雷曼兄弟事发后只占这第三季十多天。期望地球风暴会很快地平息是不切实际的看法。北京不要学香港的官员那样,大叫大嚷地吓死人,但反应要快,要果断,看准了治方要下重药。中国的困难比美国及欧洲的小很多,法例的修改远为容易,走位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说,如果北京知道怎样处理,做得快,做到足,还是出现我担心的负增长的话,地球的大萧条会比上世纪三十年代严重。
  

北京不要拜凯恩斯学派为师(1)
(2008…11…07 07:48:23)
  先来一个有趣的引言吧。
  我不用计算机,通过同学,发表了的文章被转到好些「博客」去,然后让文章自生自灭,在互联网自由扩散。朋友说,老人家的文章在网上非常热闹,但又说,有时骂者无数。当然无所谓。朋友又说,有时人身攻击,看来是有组织的。有组织?是哪个阔佬出钱呢?有谁那样无聊了?一时间老人家觉得自己重要起来,仰天大笑!
  最近朋友说,攻击有组织是肯定的,因为忽然间群起而攻的新题材,是张五常不懂得写文章,中语水平连小学生也不如,要找小学老师补习一下,找人修改无数白字吧。说文章不及小学生可能对,但说白字无数则误中副车,因为我的文章有两位专家看清楚没有白字才发表。朋友说从来没有见过读者批评老人家的文字,怎会一下子那么多,而又同时在几个网站出现呢?
  接受了「小学生也不如」的评语,这篇文章就容易写了。最近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克鲁明(国内称克鲁格曼),是在美国《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的大名家,红极一时。好几年前熊秉元在《信报》把我的专栏与克大师的相提并论,却没有说谁高谁下。几年来不少朋友问我对克鲁明的专栏文字怎样看。只读过几篇,本着「小学生不如」的资格这里东拉西扯地说说吧。
  克鲁明获诺奖后,有评论说他是凯恩斯之后英语文笔最好的经济学者。我认为他的文笔可以,生动爽快,但略嫌霸道,不够潇洒。比贝加等大师有文采,可读性也较高,称专栏大师没有浪得虚名。然而,论到英语文字水平,凯恩斯之后克鲁明写不过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及高斯等好些人。我认为高斯虽然文笔了不起,但写专栏不会怎样——他的个性看来不宜于写专栏。昔日佛利民与森穆逊一起在《新闻周刊》写专栏,摆明是比赛一下,过瘾兼精彩。择其佳者,佛、森二师胜过今天的克鲁明,但平均水平可能斗不过。我是说专栏文章,不是说经济内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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