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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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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年的9 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 142美元。西德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估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该国国民生产总值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西德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不稳定；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1）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英国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症。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降为1976年的。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是否应该下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目前的英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西德则在创造“经济奇迹”。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在分裂状态下，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有不少人才是从东德逃过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力量都因国家军事机器的需要而走上了邪道。现在国家的力量可以（像在日本一样）投入商业成就之中，唯一的问题只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轻易地适应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塞得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客工”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100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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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2）
从统计方面来看，西德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不断成功的记录。即使在1948年和1952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就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1960年超过了3 400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6 00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过1 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 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 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 595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面对来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竞争，尽管西德自然会有所担心，但它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成功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有40％的领土和超过35％的人口被分裂开了，西德的这一成就更显得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很快表明，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苏联）中，尽管自己有数百万优秀劳动力流入西德，但按人口计算，它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工业化程度也最高。假设有可能恢复到1937年的疆界，那么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再次把欧洲所有的经济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比起较自己庞大得多的苏联，也不会逊色多少。
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和分裂，也由于它的国际地位（还有柏林的地位）继续受到共管德国的“四强”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未能转化成政治力量。由于深感对东部的德国人负有天然的责任，所以联邦德国对北约…华约关系的冷暖格外敏感。联邦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同东欧和苏联贸易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它又明显地处于最前线。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之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西德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然而，正是在印度###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联合王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现在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年和1969年之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增加到4倍，钢铁增加到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决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西德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西德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3）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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