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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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留国信使，兹事体大，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南宋也有要人以此为不妥。
　　“国信使是对方以此自称，是否为蒙古帝国正式的国信使，这一点有疑问。忽必烈说他被部族大会推戴为可汗，但阿里不哥不也作同样的宣言吗？我们大宋知道有两个人在以蒙古皇帝自称，其中到底以何者为真，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因此，在确定之前暂时扣留这所谓的国信使，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吗？”贾似道道。
　　忽必烈自鄂州撤退返回国都后，已使弟弟阿里不哥乖乖降伏，但海都的叛乱尚未平定。他暂时没有余裕对南宋用兵。
　　关于蒙古军自鄂州撤退一事，贾似道向朝廷报告的是“将之击退”。南宋国都因此而沉醉在战胜气氛中。凯旋将军贾似道不久后便晋升为宰相。另一个让贾似道鸿运当头的原因是，当时在杭州朝廷权倾一时的丁大全，已恶名昭彰到极点。继这个人之后就权势宝座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会受到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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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宰相（2）
北宋以来的理学传统，南宋时代也一脉相承。理学到南宋时代才由朱熹集大成，这便是所谓的“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也既大且深，如果就官学而论，其余的学问甚至被视为异端。朱子学最重“大义名分”，其次是“尊王攘夷”。宋朝深受契丹之辽、女真之金以及蒙古之元的侵扰，对“夷”——异民族——的厌恶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朱子学“尊王道，贱霸道”的观念也非常强烈。打起仗来强或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否实行王道，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义。说得极端一些，行王道政治的结果，就算在武力上落败而导致国家灭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仗打得再好，领土扩张得再大，却没有行王道，这样的国家便应该受鄙视。
　　在这样的时代中，丁大全这个人却将理学所崇尚的道义践踏得不成模样。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或许可以说勇气十足。说得简单一点，丁大全是个发迹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发迹，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理宗皇帝这时候正宠爱一位名叫阎贵妃的女性，丁大全成功地巴结这位贵妃。这是他发迹的开端。进士及第——由这一点来看，丁大全的学问应该很不错。但他发迹的方法，在理学之徒的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个家伙实在不像样！”
　　“那种人还能算是士大夫吗？”
　　“以那样的人物为宰相，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皇上任那样的人专横，实在也不对……”
　　责难之声与日俱增。而丁大全对这一切却泰然处之。只要手中握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持的是这样的骄傲心态。这是每一个就权力宝座的人自然会有的态度。
　　一个名叫陈宜中的太学学生，列举丁大全的奸恶事实，提出弹劾案。丁大全则以威权与之对抗。陈宜中的上书是由以他为首的六个人联名的。
　　“这几个人结群成党，企图陷害身居枢要之位的人，以图自己晋升。这样的风气一旦兴起，对国家而言乃不祥之事。这班人应予严罚。”丁大全对理宗如此进言。
　　“是吗？……好，关于处罚事宜，任卿裁决吧！”理宗回答。实际上，在丁大全进言之前，阎贵妃已对理宗说了不少学生们的坏话。上书的六名学生不但被开除学籍，并且遭流刑处分。在他们出发前往流刑之地时，国子祭酒司业（大学教授）们衣冠束带为他们送行。
　　虽然这六个人被处流刑，但他们绝不是罪人——国子祭酒司业们以送行时的礼服表达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彻底表现理学之徒的风骨。丁大全为之暴怒，在学校竖立起刻有如下几个字的石碑：
　　诸生勿妄自议论国政。——实际上，这也是理学式的作风。
　　不过，一般大众却站在受迫害的这一边。不久后，丁大全家庭传出丑闻。人们传说，他染指甚为貌美的儿媳妇。
　　被处流刑的六名学生的人气日益高涨，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
　　宋代不分南北，学生一向有大谈国政的风气。北宋末期，就是因为学生强烈主张强硬对金，政府因而不敢以低姿态与金周旋。这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丁大全之所以弹压学生，或许是在这个想法之下做的决定。
　　“今后还得与蒙古进行诸多外交折冲。在这种态势之下，千万不可因学生们硬直的书生论而出现误国之事。”纵使受批评也非得压制学生的言论不可——这是丁大全的想法。
　　丁大全的前任史嵩之，就是因为受到学生的反对而被解除宰相之职的，理由却是出奇的简单。“史嵩之丧父而服丧期间未毕。辅佐天子者，必须以孝治天下，史嵩之无此资格。”这是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名太学生联名的上书，尽管理宗对史嵩之甚为倚重，却不得不将他解职。
　　此外，还有都知事以杖刑处罚行恶事的学生，结果，学生们以“岂可污辱读圣人之书的学生”为理由而骚动起来，都知事也被迫辞职。
　　考虑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丁大全对学生的制压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措施才对。尽管如此，名声扫地的丁大全还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被左迁至判镇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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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宰相（3）
由鄂州凯旋的贾似道，遂取代丁大全就任为宰相。过去为纨绔子弟（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贾似道，作为政治家的表现似乎甚为卓越。人气对政治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举例来说，时常出入巷间、通达下情的他，常有观察侠客统率力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人气……没有人气就不能统治人民。——贾似道于是在成为宰相后，立刻赦免被丁大全处以流放之罪的六名学生，让他们重返京城。
　　六君子归来！——除了在鄂州击退蒙古军的凯旋将军的名气，现在更加上六君子的救星，贾似道当然因此而人气沸腾到极点。赌博高手贾似道，的确是很能掌握人心的。
　　成为宰相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增加教育预算，并且聘请有名的朱子学者到中央就任要职。动不动就起而骚动，并且弹劾政府高官，这是学生和学者常有的举动。如今，这两方人马都认为贾似道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了。
　　自己阵营的人纵使有些差错，也不会严加批判，这是人之常情。贾似道周边有朱子学者以顾问身份随侍，倘若学生批判贾似道，就等于是间接批判他身边的朱子学者。贾似道以这个方法消除杂音，并且基于现实观点，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许多事情。
　　南宋的政治，一切不可忘记与蒙古的关系。——这是他的信念。
　　军事力量、财政实力——这两方面非特别充实不可。提高军事力量，应该由肃正军纪着手。经历过鄂州之战的他，深知将军私自占有战利品以及浮报战费为己图利这些事实。众将军以为贾似道对这些行径懵懂无知。实际上，贾似道的奸智远胜于他们，他很快就看出诸将作弊的手法。
　　凯旋回京而就任为宰相后，他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处分了违纪的将军。国军军纪因而大获改正。在充实财政实力上，他也实行了相当果敢的政策。
　　“我不喜欢做勉强之事，但不得已时还是会做。”这是贾似道的口头禅。
　　如丁大全那样与学生正面冲突，弹压，这就是所谓的“做勉强之事”。贾似道也应该有话要对学生和学者说才对，然而他却以拉拢他们的手段，避免做出勉强之事。由于减少了政治批判，这一点起码使他的政治作为较易于推动。
　　但由于别无他途，必定也有非做勉强之事不可的时候。为了要确保对蒙古作战所需的军粮，政府过去采取的是“和籴”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在农民的协力之下，廉价购买米粮。说是协力，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手段。政府因而得以每年确保八百万石军粮。这个方法当然颇受恶评。
　　贾似道废止了这个方法，改为“公田法”：二百亩以上的土地，由政府收购其三分之一。成为政府的土地之后，再向农民收取田租作为政府的收入，用以购买军粮。对农民而言，这是和以前一样的作为，不过是将地主改为政府罢了。而其中，尤以廉价被收购土地的大地主最为不满。如果说免不了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满，那就让少数有钱人感觉不满。因为士兵都是农民出身的——这是贾似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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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来袭（1）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贾似道的政治手腕诚可谓相当高明。从长居宰相之位达十六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个能干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于1279年灭亡，其间相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贾似道指导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这方面的情形是，订立前次回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阳之计划，充分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忽必烈企图改变蒙古的国家体质。这是他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权力斗争获得胜利后下定的决心。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汉地蒙古”与“草原蒙古”的斗争。汉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成功地切断草原蒙古的粮道。
　　以少数人在分散的状态之下从事游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团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团——也就是国家——的方式生存，必须得到来自南方的粮食补给。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为他使敌对的一方陷于饥饿状态的结果。
　　获胜的这一方也有所反省。“游牧即使能建立国家，也不能维持国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执著于游牧形态的诸重臣，由于大半跟随阿里不哥而失败，因此，在获得赦免后，已丧失发言权。所以，“订定国号”之议被提出时，也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获得通过。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也。
　　汉文诏书中有此记载。
　　自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于宋的各朝代的帝国创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为王的土地之名为国号。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虽然有过像王罕那样获得称号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受封过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为国号，而是使用取自《易经》的卦名。元之后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齐。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讨灭南宋不可。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我们暂且把眼光移向东方，看看当时的朝鲜半岛情况如何吧！北宋和南宋都以中华帝国自称，然而威令却都未能及于全部大陆。连现在的北京，在北宋时期还归辽所统领。宋的国力未及于朝鲜半岛，更是自不待言。蒙古兴起，将兵南下后，强大的外来势力才开始进入朝鲜半岛。
　　于成吉思汗时代，朝鲜半岛的高丽处于两大势力双重支配的局面：一方是往年为金国将军，后来独立的蒲鲜万奴；另一方当然是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每年由高丽取得为数庞大的贡赋。
　　成吉思汗展开西征后，蒲鲜万奴故意对疏于情报搜集的高丽传达了如下的捏造情报：“成吉思汗远征到遥远之地，据说现在已生死不明……”
　　“既然没有了成吉思汗，我们干吗要怕蒙古呢？”高丽于是在鸭绿江袭击取得贡赋正在返京途上的蒙古使者，并将之杀害。蒙受这等暴行的蒙古会有怎样的报复，知道草原规矩的人，一定看得出高丽的前途黯淡吧？面对蒙古军压倒性的攻击，高丽军可谓不知所措，最后只有放弃国都，王室、要人以及军队全都移到江华岛。
　　草原的王者有一个大弱点：擅长马战的蒙古军，碰上水战却完全没辙。要攻击江华岛，必须使用水师，而这是蒙古军最不拿手的事。高丽壮烈之极的抵抗，因此得以持续三十年之久。
　　迁都江华岛，等于是高丽对蒙古的宣战。高丽决意如此做，与其说是国王的旨意，毋宁说是出自于权臣崔氏的决定。
　　蒙古对这个挑战的报复，令人闻之毛骨悚然。蒙古宪宗蒙哥四年（1254年），蒙古铁蹄蹂躏高丽，俘获了二十余万男女。据说，当时被杀死的人数都数不清，逃至江华岛的高丽首脑阵营因而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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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来袭（2）
——这样下去，高丽国民会全都死光。
　　——没有人民，国家还能成立吗？
　　——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使生灵涂炭的要人们在江华岛上过着悠闲的生活。呻吟之声已经响遍全国。
　　——不，我们并没有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们是为了维系社稷，才据于江华岛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为受难的国民做了些什么？
　　——当时应该与蒙古继续交涉。是谁主张切断一切交涉，迁都江华岛的？
　　——为了体恤受难的人民，赶快与蒙古恢复交涉吧！
　　这个声音越来越喧腾。
　　蒙古对高丽的要求包括下列几点：
　　一、恢复断绝了的贡赋。
　　二、国王出江华岛。
　　三、国王或太子入朝。
　　不久，江华岛发生政变，原来，王室对以强硬手段实行迁都的崔氏产生反感，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崔氏原本就是以掌权者身份压抑着王室，对王室而言，崔氏是实质上的夺权者。最后崔氏终因政变而被推倒，王室与蒙古之间因而恢复交涉。
　　最后决定的是，高丽太子倎跋涉千山万水前往访问蒙古皇帝，以做辩白和谢罪。依照预测，太子很有可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由于蒙古皇帝此刻正远征四川，太子倎因而朝向该地出发。当他脚步沉重地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皇帝蒙哥已死”这个情报。
　　蒙古皇帝（可汉）死后，一定会展开继位者的斗争。太子倎遂决定先回高丽再说。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媾和、正在北归途中的忽必烈碰头了。
　　我想我应该对这个人下赌注！——太子倎有了这个想法。他原本以为对方都是游牧野蛮人，但见面对谈后才知道这也不尽然。汉地总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学相当中国化，而且与高丽的想法并无抵触之处。
　　太子倎发现忽必烈准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不接受怀柔的话，会受到强烈弹压。为了多少保存国家活力，唯有接受怀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应该能铲除武人的势力……
　　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