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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王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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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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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的暗潮（3）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国家对退职官吏设“祠禄制”，对官吏的优遇可说已到极点。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吏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职位，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祠禄制在仁宗的父亲真宗时就已订定。宋的地方制（即州县制）大约沿袭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订一个县的官吏人数，到宋朝时已增加一倍，依据记录，真宗时代曾经有过“应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之议，国家有无所事事的官吏二十万人。经济力再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造成国家财政的窘迫。
宋的国家活力，从庆历之治时代，似乎开始减退。岁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来弥补，而增税的结果是庶民受苦，勤劳意愿减退。
缴不起税金的农民，只有放弃土地。自耕农转落为佃农的情形，从仁宗末期开始激增。宋之所以繁荣，完全是由于有为数甚多负担得起国税的健全农民——即自耕农。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便对土地有极大的爱惜之情，在耕作态度上也非常仔细。他们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态度从事耕作，因为靠勤劳获得的收成全归他们所有。
佃农当然不会有自耕农那样的勤劳意愿，国家经济力是国民勤劳的总计，因此，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力的萎缩。
综合国力降低，岁入减少，然而岁出却逐年增加。
不赶紧想法，如此下去，国家只有衰亡一途。——参与国政前瞻之士，开始明白这一点。
英宗可以说是不幸的皇帝。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他的时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体弱多病。
新法与旧法两派之争是发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时代。问题在英宗时代就已丛生。英宗设法安排，总算暂时克服，但他虽有改革之志，却由于身体孱弱，所以采取与皇太后共同执政这种畸形营运国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欢激烈变革，于是应该做的国政改革，能拖的就尽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后去世。满十九岁的长子赵顼继任，这是1067年的事。
“你有体力，而且年轻。为父没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没做好，国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这些事情，当然有人会反对，但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这些人、完成国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欧阳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业……”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咛皇太子，要他完成国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遗嘱，拟即着手改革国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复苏。”
而他准备倚重的欧阳修却以如下之语推托：“任何事情，改革会遭遇诸多反对是一定之事。不顾反对而硬做，一定会产生问题。因此，做事绝不可勉强。勉强而做会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阳修列出许多史实，表示不赞成着手国政改革。
着手国政改革的话，一定会遭遇猛烈反对，我再也不愿意受到抨击，我永远忘不掉濮议给我的教训。——这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因为主张应将濮王称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击，被打上“对皇帝阿谀之徒”的烙印。他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新法开张（1）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公亮，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新法开张（2）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 资治通鉴 》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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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开张（3）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予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予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公布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他们就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背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也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勤劳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愿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地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越演越炽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宋都开封再度被包围。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进入开封，对钦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于蜀地，大乱最后得以平定，唐遂恢复天下。尚望陛下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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