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墩上的悖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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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太子进步很快，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精于骑射，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
　　

老皇帝的难题（5）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皇子们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在权臣的指教下，施展权术，培植势力，作谋取皇位的准备。而胤礽作为法定继承人，背上的包袱最重，既害怕诸兄弟夺位，又担心老皇帝移爱，储位发生变化。于是，在朝中寻找自己的依靠力量，以专宠固位。这样，便和权臣索额图结成了帮派。而索额图与另一位权臣明珠势同水火，拼争激烈。明珠等就力推皇长子胤禔上台。从此，双方拉开了决斗的阵势。康熙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态发生，便先后向两个权臣开刀。处死索额图的理由是，阴助太子“潜谋大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而皇太子也明显地表现出对皇帝的怨恨，蓄意为索额图报仇。致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心易储。
　　但胤礽被废黜之后，太子位置出现了空缺，又引起了更多皇子的觊觎，再次挑起拼争的热潮。尤其是皇长子胤禔，以为天命所归，非他莫属。还有皇八子胤禩，因为废掉太子后第四天，康熙曾令他署理内务府总管事，显然是垂注于他。但是，他们都是过于性急了，以致个个作了充分表演，被明察秋毫的康熙帝一一看穿。在很短时间里，拘囚了六个皇子。看得出，为了保住皇位，他已经不择手段了。但他毕竟已经年近六旬，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呢？于是，除皇长子外，其余五人全部放出。并让群臣公议立储之事。结果，包括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在内的诸皇子及王公重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康熙帝发现胤禩竟如此深孚众望，显然对自己的皇权已经构成极大的威胁，便摆出一着出人意料的绝棋，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这一举措，引致了新的混乱，众多保举胤禩者都人人自危。为了稳定人心，康熙帝便对其他皇子加爵晋封。这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因为爵位晋封又增加了新的竞争的砝码；而胤礽也并没有因为得以复立而心存感激，反倒变本加厉地为夺取皇位而疯狂运作。结果，逼使康熙帝狠下决心，再度废掉太子。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潜通消息。为了给自己选人失当找出借口，康熙帝强调，胤礽的变坏乃是上了坏人的当：“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这两度废立，反复折腾，使康熙帝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预立皇太子的弊端也深有所悟，于是，明令告诫：“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这当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帝位至尊、皇权无限的诱惑下，诸皇子哪个也不甘示弱，仍然“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就在这日甚一日的激烈竞争中，老皇帝带着深沉的苦恼和无边的憾恨，撒手尘寰了。
　　鉴于康熙帝为建储一事，劳心费力四十余年，最后闹得混乱一团、不可收拾的严重教训，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决定对继位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准备继统的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地，以备不虞”，待皇帝死去后，再启封揭晓。这样，立嗣问题由公开转向秘密，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此一做法，后经乾隆帝进一步改进，遂成为有清一代的“祖宗家法”。
　　四
　　作为一种世袭制，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氏族和部落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财产统归以母系计算的氏族共有，无所谓世袭制。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其共同财产部分仍然属于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因而，氏族成员仍然拥有选举与撤换首领的权利。
　　及至殷商时期，其王位继承法发生了变化。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兄死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而后传子。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世袭制尚未完全确立。
　　

老皇帝的难题（6）
到了西周前期，周公旦曾以武王之弟身分继位称王，但由于他的兄弟不服，引起了一场叛乱。鉴于殷商王位继承以“兄弟相继为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颇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导致“九世之乱”，以及本朝兄弟争位的教训，周公旦创立了“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实行“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以避免王族内部因争夺王位而出现分裂危机。
　　这种体制的建立，取决于宗法制度、宗法观念本身的发展水平，更同皇帝多妻制的后宫体制紧相联结着。封建帝王为满足其贪淫无度的私欲，并确保本家族的香火不断，遂广置后妃，以充后宫。《礼记》上说：“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世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唐代，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宝林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采女二十七人。开元、天宝中，宫嫔数量达到世界之最，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不足五千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要多。
　　这样，皇子自然就如瓜瓞连绵，以数十百计。为了免去相互争夺，就有必要根据母亲身分的贵贱，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庶子；并依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实现和平过渡。
　　尽管它不失为一种制度的选择；但实践表明，效果并不理想，其种种弊端，在王朝更迭中已经暴露无遗，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尽如上述。
　　为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采取补救措施，对建储、立嗣、继统制度加以完善，以期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使子孙源源相继，万世一系。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君尊臣卑、忠君孝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封建礼教，为执行这一制度奠定思想基础。可是，实际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幅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互相残杀的极为残忍的血腥画面。
　　他们也曾实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北魏为防止母后专擅，规定册立太子之前，必须先将其母杀掉。且不说，这种制度惨酷残忍，泯灭人性，单就效果而言，也所见甚微。因为危及皇权的因素实在太多，岂是杀掉一个母后所能了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规定，皇位继承人先在本部宗亲中选择，使多名候选人同时备选；最后在有各个部族及政治集团参加的“世选”中，进行终选。这样，每个候选者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作为后盾，从而引发了候选人及其后台班底的激烈争夺，直至演变为王朝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终辽之世，未曾平息过。正如史家所评论的：“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
　　朱元璋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在立嫡立长、确定太子储位的同时，又大封诸子为王，给诸王以厚禄，并授之以兵权，或让他们镇守边塞要防，或令他们率军出征，执行重要军事使命。他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政治格局，来确保朱家天下世代相承，永不流失；可是，这种大力加强诸王军政实力的做法，恰恰加大了对皇室的威胁，而酿成骨肉相残的惨剧。什么父子、叔侄，什么血缘、亲情，在皇位的血腥拼争中，最后统统成为泡影。
　　至于清代的“秘密建储”制度，固然暂时淡化了皇位继承问题的敏感性，缓解了宗室内的火并、争夺，对于稳定局势、强化皇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乾隆帝继位之后就宣称，认为公开建储会招致猜嫌妒忌，实乃“庸主卑陋之见”。他自信完全有能力预防、消弭类似情况的发生。他把秘密建储只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储位秘定后立即宣布：待皇子年龄稍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骄矜之气不再生、诱惑之举不为动之时，他将布告天下，以明正储位。然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同样遇到了严重挫折，两次预立的嫡子相继早殇，使他原来的由秘密到公开立嗣的想法没有得以实现。结果，回过头来，又把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重新捡起来，并且确立为有清一代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绕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子，最后又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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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7）
五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换句话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国家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说到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却是不可能发生的。《韩非子·五蠹》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
　　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
　　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
　　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古代的帝王，住的朴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类似的话，古籍《符子》也有记载：
　　禹让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
　　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大禹王要把天下让给奇子，奇子不接受。理由表述得很直白：你禹王得天下是通过勤劳挣来的。我生性疏懒，可受不了你那样的苦。
　　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那种立嫡立长可望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想法，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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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8）
且看唐代的继统情况：前期，从太宗到肃宗七个皇帝，全部凭借宫廷斗争（即非和平过渡）登上皇位或者储位；而后期，从穆宗至昭宗，八人中“以宦官所立者七君”，只有敬宗一人在太子位上得以侥幸继统，最后又死在宦官之手。整个唐代，被立为皇储者共三十一人，继统者十九人，另十二人被杀或者被废，占三分之一以上；另有十名皇子、公主，为争夺储位而死于非命。这种悲惨的下场，历朝历代皇子中，所在多有。所以，南朝·宋的末代皇帝、十三岁的刘准，才语带哽咽地说：“愿下辈子再不要生在帝王之家！”　可说是道出了那些饱经丧乱的帝子王孙的共同心声。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事实也正是如此。秦、汉两朝二十八位皇帝，宋代十八位皇帝中，都是只有三人属于嫡出；东汉诸帝中竟无一人为皇后所生；唐代，除去开基创业的高祖李渊和大周皇帝武则天之外，二十二位继统的皇帝中，只有六人为嫡长子，不到三分之一。
　　最后，顺便提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越是那些开基创业、大有作为的英明君主，越是在继统问题上更容易出现麻烦。闭上眼睛，我们就能从煌煌史册上数出一二十个，其中比较典型的，像前面叙述过的康熙帝、明太祖、唐高祖、隋文帝、赵武灵王。他们每个人都占尽了“人间春色”，而嫡长子却并不具备乃父那样杰出的才能，有的才具甚至在“中人以下”。这种“英主之泽，一世而斩”的现象，有些像“黛色参天二千尺”的古柏下面，绝少其他植物生长；还类似于“高山之下，必有峻谷”。
　　于是，难题就出现了：按照创业与守成的规律而言，面对着开辟者所创立的惊天伟业、留下来的巨大摊子，以及亟待处置的许许多多遗留问题，总需要接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