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墩上的悖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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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摆下了第二步棋：
　　四个月后，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太祖显得十分亲热地说：
　　“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当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
　　“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可是部下贪心不足，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遭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说：
　　“臣下愚昧，未曾想到这一点，唯有陛下哀怜，请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
　　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人们都希图富贵，想要多积攒些钱财，自寻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何不解脱兵权，到外地去出守边镇，选择些良田美宅买下来，为子孙后代置下永久能够保有的产业，再多蓄一些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乐享天年。朕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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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5）
听皇帝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就省悟了，便连连叩头谢恩，第二天就以健康情况不佳为由，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太祖欣然同意，分别安置他们到外地任职，并给予很多的赏赐。唯有石守信兼任的职务如旧，但已不再握有兵权。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太祖果真下令在京城为他们建造豪华的宅第，给他们以足量的薪金；并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共同结为姻亲。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把那些勋臣宿将手中的实权顺利收回，使节度使变成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与优厚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封疆大吏。而那些百战疆场的领兵将帅，也已厌倦了长期的战乱与宫廷的斗法，更乐得脱离政务，坐享清福，安富尊荣。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整个过程。历代削藩镇、夺兵权，都必然伴随着一场凶险、残酷的血腥搏斗，前有西汉的“七国之乱”，后有明初的“靖难之役”，至今，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犹彰彰在人耳目。可是，宋太祖赵匡胤所进行的削藩、收权，却能以和平方式达到预期目的。对于功臣，疑忌则有，荼毒却无，经赵匡胤之手，几乎没有杀过一个功臣，而且，“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作为一项祖宗家法传承下来。因而，赵宋王朝，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是残害大臣最少的朝代。后代史臣称赞“杯酒释兵权”，是“识时势，善割断，英主之雄略”。看来，宋太祖确是走了一着妙棋。
　　当然，真理哪怕越过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如果说，前代帝王之失，多在于专恣、横暴；而宋祖之失，则是防范过当，“惩羹吹齏”，以致丧失了抵抗能力。即以下面这些举措来说，有的可能利弊参半，有的则弊多利少，甚至纯粹属于失误。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太祖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兵权上收之后，把原来由一个人掌握的权力分解为几部分，最后连战前作战方案的制订，战中现场的指挥，都不能归属于同一个人。军权、政务，一切全都听命于皇帝。
　　到了宋太宗当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防范将帅外出作战不听君命约束，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机宜，交代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带兵者都不得擅加改变，自作主张。同时，还派遣宦官监军，部队一切动向，随时都向皇帝禀报。实际上，就是后来叶适所说的：“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使任何一个军事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势将面对层层难以跨越的障碍，因而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对作战的能力。且不说，整个武装力量削减得弱不堪击，厢军更是从根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即以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制度、指挥体系来说，运转起来必然滞缓无比，还有什么效率之可言呢！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北宋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
　　一着怪棋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向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来说，宋太祖除外，也并没有哪个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当然，颂圣者代不乏人。那位自号“安乐先生”的道学家邵尧夫，写过一首《插花吟》，有句云：“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他还有一首七律，由于曾被收进《水浒全传》中，传诵得更为广远：
　　

赵匡胤下棋（6）
纷纷五代乱离间，　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　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　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些论断，都是过甚其辞的。当时的形势，哪像他讲的那么乐观！“太平无事”，更是无从谈起了。太祖刚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后来有所发展，整个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了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
　　当时，北方雄踞着先它五十余年立国的契丹，还有虎视眈眈的北汉；西面有日夕图谋东进的西夏；西南有坐险自大的后蜀；南面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特别是高梁河之役，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就因创死去。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京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开创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苟安的先河。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北宋覆亡，徽钦二帝被俘获到五国城。总之，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迄无宁岁，却是公认的事实。
　　怪就怪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当权者竟会作出“外患不足畏，内忧深可惧也”的判断，确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略。
　　本来，开基创业的封建皇帝，立国之初，都是迷信武力的，像前代的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后世的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可说无一例外。而且，五代十国是武人的天下，赵匡胤正是在武人堆里混大的。奇怪的是，这位“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的旷代枭雄，得了天下之后，竟然惧武如虎，憎武如仇，说来也有些难以理解。
　　赵匡胤出生于公元927年，其时正处在唐末五代干戈扰攘之际，当时，武将擅权篡位，一起接着一起，社会上盛行重武轻文的风气。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武将。生长在这样一个社会、家庭环境之中，自然养成这个“将门虎子”习武知兵、不畏强梁的性格。赵匡胤从小就练就一身精湛的武艺。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有络上笼头的烈马，那马狂突乱跳不止，尔后冲上了城墙斜道，将他从门框顶上撞将下来，观者都以为必将脑浆迸裂。不料，他却迅速站立起来，重新腾身上马，往复驰骋如初，使在场的人个个大感骇异，惊为神人。
　　五代的后汉有一位禁军统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笔），顶什么用！”许多人都奉为至理。可是，赵匡胤却另有所见，大不以为然。尽管武力曾经帮助他完成了由普通一兵到禁军统帅直到位登九五的宏图伟业，但他并没有把武力神圣化、绝对化。他的观点，与前代帝王所达成共识的“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有些相似，但又进了一步。
　　说来也怪，本来，赵匡胤识字不多，而且半生戎马，是无暇专门研究学问的；可是，对于读书、治学却一向极端重视，即使在行军途中，也左经右史，手不释卷。一旦得知哪里有奇书异史，他会不惜重金购得。还在随同周世宗征讨南唐时，曾有人向皇帝揭发他掠夺了大量财宝，装了几车。世宗当即派人搜查，结果发现，除了几千卷图书，再没有其他财物。
　　太祖初登大宝，年号叫做“建隆”，四年之后，改为乾德。对这个年号，他是很欣赏的，宰相赵普也跟着说好，还列举了许多实事，说明使用这个年号乃是圣上英明之举。不料，却遭到了翰林学士卢多逊的耻笑：“好倒是好。不过，四十几年前，前蜀王衍就曾用过这个年号，当然，时间很短，几个月过去便覆亡了。”　太祖听了大吃一惊，赶忙找人去查，果然不错。怎么竟然弄出这么一个“晦气”的货色？当即又羞又恼，一口气没处出，就把赵普叫过来训斥一顿，叫他向卢多逊看齐，抓紧时间读书。最后，还留下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匡胤下棋（7）
这些，都为宋朝立国之初奉行“重文轻武”的统治方略提供了依据。
　　一着败棋
　　当然，宋初“重文轻武”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防备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夺权。
　　说是“轻武”，其实质恰恰是“重武”，也就是过于看重武力的作用了，以致言兵色变，带上了一种恐惧心理。这样一来，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思路，即抑制武力因素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超强干预，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最终达到维护专制皇权与王朝稳定发展的目的。
　　于是，便抛弃了以往依靠和培植军功阶层作为统治柱石的传统，而转向大量提拔、重用那些没有跋扈资本、也缺乏造反能力、又比较驯服听话的文人士大夫。随着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制度的确立与推行，特别是科举考试制成为培养忠君报国以及传统道德思想的重要载体，军功贵族、豪强世家逐渐失去了发展的根基，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宋史》记载，太宗时代，功勋卓著、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谨小慎微，“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之”。而文官队伍的作用则日益提升，逐渐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论者以十五字概括之：“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赏赐厚，责罚轻。”
　　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可以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整个政坛到处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语）结果就像宋人诗句所形容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固然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同样是巨大的。在整个宋代，“重文轻武”从最初统治者的一种政策、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致后世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当封建时代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关口，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太祖心目中，文人无足轻重，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凭几个书生焉能翻起大浪？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现在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番话，极为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所谓“守内虚外”。从宋太宗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底蕴。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应有的戒备和足够的认识。他同乃兄一样，平生所习闻惯见的，是晚唐至五代期间，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特别是武夫悍将长期主掌政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北宋年间，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相对而言，禁军战斗力较强一些；厢军，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难以济事，他们的职责不是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调遣他们去做。所以，空有其名，只是摆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这也正是太祖的用意所在。
　　由于养兵的目的只在于消极地防守，完全没有进攻的打算，因而，作为主要兵力的禁军，半数以上都布置在京师与内地的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长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为了防止“兵将相习”以致肇祸作乱，便不停地将广大兵员调来调去，而领兵的将帅却在原地不动，从而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奇怪现象，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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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8）
苏轼等有识之士看得就更透彻一些，明确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在人们的心目中，士兵的形象也很糟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正是这时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