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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墩上的悖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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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辨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血腥家族(1)
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一
这篇文章的作意,萌生于一次闲游。临风吊古,触景生情,始而震撼、愤慨,终而由情入理,由感而悟,蔚然勃然,不能自抑。无以名之,遂想出了“血腥家族”这么一个词语。相对于“神圣家族”、“黄金家族”,这个“血腥家族”的提法,听起来未免有恐怖之感。无奈,这却是真实的,绝非我蓄意炒作。西晋王朝白痴皇帝当政时期的司马氏家族,确是这样。
那天,我和一位中州的文友,在凭吊过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兴犹未尽,便又登上了北邙山。纵目四望,山上山下,前后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怪不得唐代诗人王建有这样的诗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看来,“邙山无卧牛之地”的说法,虽属形容,却十分贴切。
原来,这里紧邻着恢宏壮观的帝京,地势高爽,眼界开阔,前有伊水、洛水,后有黄河,亿万斯年地滋润着、孕育着,土层深厚,风水绝佳。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其他名人,像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简直数不胜数,都把此间作为夜台长眠之地。那天,我们踏着黄沙蔓草,穿行于累累荒丘之间,确实有一种阴气森森,与鬼为邻的感觉。
早在青年时代,“八王之乱”就通过史书给我留下了太深太重的刺激,所以,这次话题便集中在西晋王朝的帝王身上。我问:
“听说,司马氏祖孙父子,死后大都葬在这里,可是,无论是司马懿的高原陵,还是司马师的峻平陵、司马昭的崇阳陵、司马炎的峻阳陵,怎么一丝踪影也没有见到?”
“这就要说到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了。”文友说,“这位谋略家兼野心家,担心他的墓葬会被人盗掘,所以,临终前嘱咐子孙,以首阳山为土藏,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
“这真是虑远谋深,比曹操死后遍设七十二疑冢还要保靠,还要来得神秘,至死还不脱奸雄本色。”我说。
“不过,也说明了作贼到底心虚。”文友说,“如果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胼手胝足,辛劳治水的大禹王,还会担心有人去抛尸、掘墓吗?”
这种形制的确立,影响到了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团。
为了一顶王冠,为了争权夺利,生前决眦裂目,拚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是够可怜的了。隋炀帝死得很惨,可是,也还有一盔孤冢留在扬州,“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唐人罗隐诗句)
当然,包括“八王”与杨广者流在内,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毫无价值可言,死后那些臭皮囊更是与草木同腐,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埋骨地,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紧。
有趣的倒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生前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据说是晋人伪造的《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说,“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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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家族(2)
纵有千年铁门槛,
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
凯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
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
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
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隽、痛切。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
大抵四五千年,
着甚来由发颠?
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
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
日夜宦官女子守定,
终久断送你这泼命。
说甚公侯将相,
只是这般模样;
管甚宣葬敕葬,
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
鸡鸣时万事无休歇。
争名利何年是彻?
看密匝匝蚁排兵,
乱纷纷蜂酿蜜,
闹嚷嚷蝇争血。
……
投至狐踪与兔穴,
多少豪杰!
鼎足虽坚半腰里折,
魏耶?晋耶?
他分明在说,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虚无。败叶飘飞、泥沙俱下之后,总会有精金美玉存留下来。体现着生命自由与人文觉醒的“魏晋风度”,就正是这么生成的。
二
按说,一个由分裂达到统一的朝代,总该是面貌一新、有所建树吧?那也未必。西晋王朝结束了魏、蜀、吴三国割据政权的统治,实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可是,“合”了以后,比“分”的时候更乱、更糟,弄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而且,为时很短,整个王朝传了四帝,满打满算,仅仅五十二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王朝;如果从它出兵灭吴,到最后一代皇帝被俘,都城沦陷,实际上,统一中国不过三十年。
一般地说,一个新兴的政权,总会比垮掉了的旧政权具有活力,具有较高的施政能力吧?西晋王朝却是例外。司马氏为了夺得政权,处心积虑几十年,把一切精力都放到如何谋国,如何篡位上,而当真正登上九五之尊,已经到了第三代,此时恰恰进入了危患重重的瓶颈期。当政者从根本上就不具备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决策能力,到头来,就只有宣告灭亡了。对此,宰相何曾早有预感。一次,他对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者皇帝的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大局有关的话,只是说一些日常琐事,这可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到了孙儿那一辈,恐怕就逃不脱灾难了。
对于这个王朝的腐败成因,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本来,两个异质集团结合在一起,其优点、劣点的“存活率”是各占一半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优点未能得到发扬,劣点却充分显示出来。这令人想起英国大作家萧伯纳讲的笑话。一个女演员对萧伯纳说:“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以你的聪明和我的漂亮,生出来的孩子肯定非常理想。”萧伯纳说:“如果反过来,以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生出的孩子又将如何?”西晋的结局就正是这样。
血腥家族(3)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往古来今,哪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不是经过数十载的浴血奋战,惨淡经营,才获取成功,臻于郅治!因此,那些开国皇帝和创业元勋,都是大有作为的一代精英。唯独西晋王朝,是以禅让的名义,未曾动用一兵一卒,就从曹魏手中接管了天下。而第一代当政的司马炎,原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又兼到他登上帝座之后,整个朝廷已经没有可用之人,凡是有才能的都被他的父、祖辈的恐怖政策赶尽杀绝,侥幸存活下来的,也都选择逃避、忘却,转移伤恸,遁入清谈,懒于问事了。
说到这里,需要就“禅让”一词解释几句。这是魏晋时期一种特别显眼而且层见迭出的政治现象。当时,有个美妙的说法,称为“上袭尧舜”,实际上,所谓“异姓禅代”,就是曲线谋国。
公元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被曹操打败,上表称臣,并奉劝曹操称帝。本来,篡汉自立,位登九五,这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孙权的劝进,对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操手握一切权力,献帝不过是任其随意摆布的玩偶。只是慑于舆论的压力,曹操始终未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当作内衣穿了二十多年。
当下,他就找来老谋深算的权臣司马懿试探一番。,说:孙权这小子劝我称帝,这简直是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受烤啊!司马懿心里是透彻明白的,立即迎合说,这是天命所归,天随人愿。曹操听了,心中自是狂喜不置。可是,还没有等到动手操作,他便“呜呼哀哉”,抛下的篡夺大业只能靠他的儿子来完成了。曹丕继位之后,经过一番“假戏真做”的三推四让,终于在公元220年登上了受禅台,是为魏文帝。
此后,司马氏祖孙三代,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实际干的,仍然还是篡夺皇位。魏文帝死后,司马懿又辅佐了明帝曹睿、幼帝曹芳。最后,这个四朝重臣终于按捺不住了,趁着曹芳外出祭祀机会,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城内指挥政变,铲除了政敌,独揽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曹芳名义上还是皇帝,实际上成了傀儡。曹氏宗室被迫迁居于洛阳城内,不准相互往来、自由进出。
司马懿死后,相继由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执政,他们竟然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黜曹芳,立曹髦为魏帝;六年后,司马昭又杀了曹髦,立曹奂为魏帝。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完全按照“汉魏故事”进行禅代,从曹奂手中夺得了皇权,是为晋武帝。
一百五十五年以后,宋主刘裕“依样画葫芦”,接受了东晋恭帝的“禅让”,即皇帝位。一切处置“皆仿晋初故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刘裕杀掉了。
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到公元420年刘宋代晋,二百年“风水轮流转”,历史老人在原地划了一个魔圈。三次朝代递嬗,名曰“禅让”,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而且伴随着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
三
晋武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后,接受曹魏没有分封诸侯王,致使皇室孤立,失去应有的屏藩的教训,封建皇族二十七人为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大都是野心家,他们有封地,有武装,有的还掌管着中央或者地方的军政大权,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结果,不但不能屏藩帝室,反而成为皇族内乱的根源。
待到司马炎一死,统治集团内便发生了争权夺位的斗争,太后与皇后、皇后与太子、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与诸侯王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军事混战与政治残杀。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八个诸侯王参加夺权,互相攻伐,如百兽狂斗,群魔乱舞。他们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史称“八王之乱”。
继承武帝的是惠帝,即“白痴太子”司马衷。他只知道寻欢作乐,坐享其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多岁了,还认不上几个字,经常是,上午教会,下午又忘了。宫人们背后说他“蠢钝如猪”。有一次,随从们说,老百姓灾年日子难过,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却奇怪地问:“这些人怎么这么呆?他们怎么不吃肉末粥呢?”由这样一个痴乜呆傻的人来做皇帝,必然沦为“聋子的耳朵——配搭”。
血腥家族(4)
傻皇帝登极之后,一切实权都由他的骄横跋扈的外祖父杨骏把持着。而他的皇后贾南风,也不是个让人的角色,更是野心勃勃,阴险凶悍。她拉拢其他几个皇室成员,兴风作浪,要拼死争夺最高权力。一个槽上拴着两匹尥蹶子的马,那还能安稳吗?于是,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便拉开了大幕。
杨骏一当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树立个人威信,极尽拉拢之能事,他把全国官吏,全部提升一级,参加了皇帝丧事的提升两级;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又都加封为关中侯。这引起了群臣的非议。有的说,三皇五帝到于今,还没见过皇帝尸骨未寒,就给臣子论功加封的。于是,贾皇后便乘机出来干预,联络了几个忌恨杨骏的藩王和大臣,通过制造杨骏“阴谋谋反篡位”的舆论,逼令惠帝颁下###诏书,命令楚王司马玮和东安公司马繇一起发兵,杀进相府,将躲藏在马厩中的杨骏刺死,同时捕杀了他的亲属、死党,诛灭三族,达几千人。这是“八王之乱”中的首次祸乱。
紧接着,贾后又阴谋制造了第二次祸乱:她假惠帝之诏,召令汝南王司马亮入京,与开国###卫瓘共同辅政,借以掩饰后党掌权的真相。不料,司马亮上台之后,便学习杨骏的作法,大封党羽,光封侯的武官就有一千零八十一人,有的竟连升三级。对于司马亮专横跋扈,作威作福,许多人都气愤不过。尤其是贾后,认为她的权力已被架空,便再次逼迫惠帝颁发诏令,命令楚王司马玮火速进京,发兵###司马亮和卫瓘。司马玮对于司马亮和卫瓘,早已恨之入骨,巴不得立即把大权夺过来,于是,很快就把两个人杀害了。
面对这种滥杀的场面,文武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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