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群体事件观-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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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目前，全体参战干警士气高昂，进一步加大侦查追捕力度，加紧对群众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对已掌握的犯罪事实进一步调查取证，彻查黑恶势力组织体系及其违法犯罪事实，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处理；依法严惩“6·28”事件挑头闹事骨干分子和打砸抢烧不法分子。全县城乡干部群众对此拍手称快，老百姓开始有了安全感。
　　在“6·28”事件中备受关注的瓮安县公安局大楼，如今修葺一新。大楼正面镶嵌的“人民公安”四个金色大字，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威严。正门上方新拉的红底白字横幅上“黑恶不除，国无宁日”8个大字，凝聚着共和国卫士的决心和力量。一楼户籍大厅的防护栏拆除了，方便百姓与警察面对面交流。公安大楼左侧醒目位置上，新挂出“群众来访接待处”蓝底白字的牌子，一下拉近了警民距离。
　　上世纪50年代仿苏建筑的瓮安县委三层木楼，在“6·28”事件中被夷为一片瓦砾。如今，县委大楼原址已变成缀满草坪、鲜花、绿树的广场，供老百姓健身、娱乐、休闲。
　　全面整修过的瓮安县人民政府大楼，看不出焚烧的痕迹。浅蓝色的楼身与人民公安大楼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近在咫尺的瓮安宾馆楼顶“让世界了解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的标语，浑然一体，格外醒目。
　　瓮安县人民政府广场上，金黄色的秋菊和怒放的一串红，与政府大楼悬挂的国徽、屋顶飘扬的五星红旗、国庆节挂出的大红灯笼交相辉映，政府大楼庄严中透出热烈、祥和的气氛。政府广场左右两侧汉白玉立柱上，当年镌刻的“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格言，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显然，“6·28”事件并没有击垮瓮安县委、瓮安县人民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也没有动摇瓮安47万各族人民重塑瓮安形象，建设新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瓮安县各级党委、政府办公地，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县委书记、县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办公室门上，也都亮出了牌子，方便群众来访，并且将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化。2008年10月24日，笔者走进县政府一楼大厅，一块牌子清楚地写道，今日接访领导：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莫涛；接访地点：县信访局。在雍阳镇、玉山镇、木引槽乡、玉华乡党委、政府办公地，同样立有类似的牌子。一块小小牌子，透出亲民、爱民、务实新风，赢得了百姓的赞扬。
　　雍阳镇聋人按摩师吕小丽笑眯眯地说：“‘6·28’事件过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家7个床位，几乎没有生意。现在社会秩序好转，生意恢复正常了。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瓮安县农具五金厂下岗工人覃雪琴说：“‘瓮安事件’很让人痛心，但上级没有抛弃我们，派来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县委书记大接访，百姓有苦有处申。现在办事快捷了，专案组很认真，抓了好多坏人。过去龙塘镇一个星期被偷11辆摩托，白天街上都有抢劫，现在晚上也可以放心上街了。”
　　雍阳镇广场社区一饮食个体户说：“前几天我接到4次从境外打来的匿名电话，都是攻击共产党的，说‘没有入共产党的不要入党了，入了共产党的赶快退出’。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从农村去广东打工赚了钱，在县城买了房子，开了饮食店，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还可以，我拥护共产党。”
　　雍阳镇河边社区居民杨芳荣说：“过去‘瓮安不安’，都是领导、公安不作为造成的。有次我跳舞回家，才晚上9点多钟，看见一个妇女被夺耳环，耳朵扯得血流满面，我晚上就不敢出门了。现在领导敢抓敢管，治安好了。领导有决心、有信心把瓮安建设好，我们也有信心了。”
　　雍阳镇广场社区第十组95岁的卢明珍老人，在她家院子里抚今追昔地说：“我活了95岁，从来没有见过敢放火烧衙门的，就连旧社会的土匪都不敢，‘6·28’事件中这些人却敢把县政府给烧了。今天的政府好啊！生活有困难的，政府给补助，旧社会哪个管你？还是要稳定，免得像前段那样提心吊胆过日子。现在安定了，放心了。”
　　漫步瓮安街头，行人熙来攘往。店铺一大早就开门，子夜仍灯火辉煌。人们逛商店、吃夜宵、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一派安定祥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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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置不及时，事态逐步升级　　
一起看似孤立的女中学生溺水死亡事件，为什么会升级为2万多群众聚集的打砸抢烧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的严重事件？
　　“6·28”事件发酵时间长达7天，黔南州和瓮安县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事前信息渠道不畅，导致集体思想麻痹。而事到临头，州、县领导班子又茫然不知所措，现场已有学生和不法分子在冲击公安机关，冲开警戒线，掀翻警车，放火烧警车，群众起哄，拼命鼓掌，呐喊“加油”了，他们却层层坐在会议室里召开紧急会议、专题会议，研究处置对策。
　　反思瓮安“6·28”事件，所在地的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等领导人，平时没有认真研究新时期新阶段发生社会公共危机的特征、特点、规律及其处置方式、方法和成功经验，没有制定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群体事件发生了却丢掉了当今中外处理社会突发公共危机“现场第一”的原则，没有一个主要领导出现在现场，敢于面对群众，敢于承担责任，坦诚与群众对话，讲明事件真相，说服群众，疏导情绪，引导群众，安抚民心，乃至群体性事件越闹越大，逐步升级，矛盾激化，矛头直指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公然挑衅县委和县政府，打砸抢烧事件持续7个多小时，瓮安失控7个多小时。
　　
　　当地警方接到李树芬溺水的报警后，虽然迅速出警赶到现场，但出警未尽力，没有尽到打捞责任，引起死者亲属不满。而出警民警调查询问了事发时在场的3人后，未作笔录就将他们放走了。在死者亲属对死因及尸检结论产生怀疑的情况下，有关民警没有及时查清和公布死者跳河自杀的原因，也没有耐心细致地向死者亲属做好解释说服工作，致使矛盾激化。
　　李树芬之死及公安机关对死因的鉴定处理意见，是引发“6·28”事件的导火索。死者家属对李树芬“溺水自杀”的鉴定意见不服，从2008年6月22日凌晨起，家属就把李树芬的遗体停放河边。在此期间，许多与李树芬家素昧平生的干部、居民、农民、教师、中小学生，也怀疑李树芬是被奸杀抛尸，纷纷替李树芬鸣不平。
　　瓮安县公安局在关于李树芬死亡一案的调查报告中称，李树芬是于21日晚上与她的同学王某及社会青年陈某、刘某吃烧烤喝酒后，在西门河边玩时，突然跳河自杀的。死因系“李树芬认为其父母李秀华、罗平碧重男轻女，对自己的哥哥李树勇好，对自己不好，而且还经常受到其父母、哥哥的谩骂。”
　　公安局的调查报告引起李树芬家属、亲友、同学、老师、邻里乡亲及网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以下质疑：第一，李树芬为什么要自杀？第二，李树芬的身上有伤痕，怀疑是被杀害后投河，而公安非要说是自杀；第三，公安局对当事人处理很草率，怀疑当事人有县领导亲戚的背景；第四，几次到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上访的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突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暴打，怀疑背后有人指使。这些质疑迅速传播，使群众义愤升级。
　　有关部门事后查明，李秀忠被打，确系民警张明为图报复，幕后指使6个黑帮成员所为。这使死者亲属对当地公安机关彻底失去信任，激化警民矛盾，使城镇居民、学校师生、乡村农民更加怀疑李树芬的死因，更加怀疑公安机关执法的公正性，这场警民冲突对整个事件急转直下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从6月22日起，死者的尸体停放点既是人群聚集地，又是谣言散播地，每天都有上千人前往围观。人们口口相传、短信相传和互联网上的谣言迅速扩散：王某是县委书记王勤的侄女，因为中考时李树芬不把试卷给王某抄，王某找来两个社会青年报复的；凶犯被公安机关放走，是因为其中某人是某副县长的儿子，李树芬叔叔被打，也是这伙人叫黑社会的人来打的；李树芬尸体被打捞上来时是*的；死者的叔叔、爷爷、奶奶因上告被打住院抢救，妈妈被打得说话含糊，已失去理智，婶婶被剪去头发关押在派出所；更耸人听闻的是：死者叔叔在与公安人员的争执中，已被公安人员打死……这些传闻真假混杂，舆论哗然，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却漠然置之。
　　直到6月28日事件爆发，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一直没有将事实真相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媒体公布。在群众和网民的质疑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回应，政府没有辟谣和做通死者亲属工作的情况下，瓮安县公安局于6月28日上午再次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定死者亲属在当日17时前必须把尸体抬走、处理，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百姓聚众上访，使死者亲属与事发现场三人的矛盾，转化为死者亲属与公安机关的矛盾。特别是“6·28”事件中瓮安县党委、政府和公安大楼被烧毁的照片、视频和危言耸听的文字在网上传播后，不仅瓮安当地群众，全中国乃至国外关注“6·28”事件的人们，仍然无法从官方获得权威信息，网上传言在政府没有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在人们心目中也就成了“事实”。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最终逐渐演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打砸抢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重大恶性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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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要关头，主要领导到哪去了？

　　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不到现场，不敢面对群众，回避矛盾，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贻误控制事态良机，丢掉了阻止事件升级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瓮安不少干部群众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说，其实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拥护党和国家的，只是不明事情真相，心中有怨气，关键时刻只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时站在群众面前来，拿着话筒喊下话，说明情况，劝告一下，让群众把怨气发泄出来，事情就不会闹得不可收拾，处置“6·28”事件就不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有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的话，局面就不会失控，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受访的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这样说。
　　他们说：“瓮安在‘*’最乱的时候，也没烧县政府，没冲击公检法机关，这次事件如果县里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来，站出来与群众对话，或者州里有领导出面真心诚意的对话、解释，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们认为：“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事发地主要领导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往往能够起到稳定人心、扭转局面、控制局势的关键作用。像瓮安县发生这样大的事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面都不露，不论是畏险怕死，还是麻木不仁，都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都应坚决追究责任。”
　　在2008年6月28日14时至20时这６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从州府所在地都匀到瓮安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是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州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均没有出现在现场聚集群众面前，不是害怕群众，也是漠视群众，这成为引起现场聚集群众强烈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当晚22时20分，州委书记一行才赶到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城，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29日凌晨从贵阳连夜赶往瓮安的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
　　当天下午，县委书记王勤、副县长肖松、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辉等人，正在县电信局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16时许，当*队伍从大堰桥出发时，收到信息的玉华乡政法委书记李安平、派出所所长陈甚学，立即向肖松、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等人报告了这一重要动向。周国祥分别向肖松、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公安局局长申贵荣作了汇报。肖松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同在会场的王勤作了汇报，并按王勤安排赶去现场，王勤继续参加会议。宋辉接到县政府值班人员的电话报告后，立即离开会场赶到现场劝说学生离开，并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王海平。
　　肖松等人驱车赶到县公安局群众请愿现场时，遭到一些小青年指着鼻子谩骂，他当即打电话向王勤汇报现场小青年比较多。王勤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德，要求通知各校校长带教师到现场去劝散学生。接到指示的张世德立即通知城区各校校长安排老师到现场疏散学生。但此时聚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戒线受到冲击，并有人冲进公安大楼一楼，开始打、砸了。肖松及时将现场情况向王勤汇报，同时去公安局办公楼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17时50分左右，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结束，王勤再次接到肖松从现场打来打、砸升级的电话，便安排工作人员通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家班子领导到电信局集中，商量处置对策。
　　18时20分左右，县长王海平从都匀赶到瓮安县电信局处置群体事件临时指挥部。罗来平也从都匀赶到瓮安，并组织外围民警到县武警中队集中。由于没有防暴装备，无法开展工作，州公安局负责人指示，由州里统一指挥。申贵荣赶回瓮安后，要求公安干警全部穿警服，并叫35岁以下干警穿防暴服，由州统一指挥。为电信局免遭围攻，临时指挥部转移到离现场更远、更安全的县武装部。
　　19时许，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才赶到瓮安现场，在外围转了一圈，没有采取措施。
　　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领导人，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心中无数，等待观望，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正如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2008年７月２日在瓮安县一次会议上尖锐指出的那样，领导机关信息不灵，反应迟钝，没有预案，麻木不仁，不负责任，是造成事件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如果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在场，如果此类突发事件有预案，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说服、劝阻，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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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政治敏锐性，事到临头无对策

　　在“6·28”事件发展过程中，瓮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处置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突发事件，坐等上级拿主意，眼睁睁看着事态不断扩大、不断升级。
　　在事件发生前，已有多人以各种方式向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县信访局反映李树芬事件正在酝酿的危险，都被相关负责人搁置不问，以至事件爆发时没有任何有力处置预案。
　　原县委书记王勤直到6月27日在县武装部搭伙吃饭时，才听到分管领导说起这件事，但并未警觉瓮安常见的“抗尸案”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只是叮嘱分管领导“妥善处理”。
　　而在事件逐步升级、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当地没有一个主要领导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出面与群众对话，敢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