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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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名字”。（本段引言都是奏折原文）
　　这就是博尔多的交待。既不交待清楚到底收了哪些人的礼，收了多少礼，甚至也没有一点对收礼的自责，更没有一点认错的意思。这样的交待自然是不能让雍正满意的。范时绎向雍正报告情况时说：博尔多身为高官，不能洁己正身，做全省官员的表率，收了蒲台县的规礼，现在事情败露，还以到任时间不长、在衙门里的时间少、与属下官员不熟悉、事情已经记不得了等为藉口，想含糊其辞蒙混过关，对此审案官员本想用刑让他老实的，可是正在盘问的时候，博尔多大概是心理压力太大，突然“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回供”，现在是先给他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审。
　　博尔多最后有没有老实招供我们不太清楚，至于黄炳和余甸，十二月二十日下达了处理意见：黄炳判斩监候，余甸判绞监候，秋后处决——也就是两人都被判了死刑，只等来年秋天执行。至于原来收的礼，自然也要全部吐出来，都着落他们家属赔补。〔1〕
　　

二　送礼簿的内容（1）
雍正六年的这起案件，从一个普通的州县亏空案，演变为一个惊动中央、许多人被革职、有数位省部级官员被判死刑的大案，其转折点是一份送礼簿的出现。这份送礼簿，揭开了一个官场的大秘密。这份在山东一个偏僻县份县衙的暗淡灯光下记下的，又被送到金壁辉煌的北京紫禁城皇帝案头上的珍贵材料，已经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而遗失了，我们无从看到其真面目，也无从知道当年的蒲台知县朱成元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心情在26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记下他送礼的对象、名目和数额。从后来雍正的圣旨中，我们知道他送礼的对象是他的各级上司，从知府、道台，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但是具体的记录，比如以什么理由送礼、每次送多少银子等等就无从知晓了。这是让人遗憾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人的议论中窥测那长达273页的送礼簿的具体内容。了解这份送礼簿的具体内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告诉我们做为清代的一个基层官员——知县，他需要给他的上级领导们送什么礼、送多少礼，送这些礼对于整个官场和吏治有什么影响。
　　那么，清代的基层官员要向上司送什么礼？送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解释过当一个基层官员的难处，其中之一是“奉上官之累”。林起龙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皇清奏议》卷七）林起龙这段话中说到了五种礼：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这五种礼是明清官场极普遍的送礼名目，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内涵，以及送礼的标准。
　　（一）“见面礼”、“别礼”
　　所谓“见面礼”，是说上司刚刚到任，下属官员（“属员”）要前往参拜，见个面，认识一下，见面要送礼，所以叫“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上司到任属员第一次参拜要送礼，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元代就已经盛行，当时叫“拜见钱”。（叶子奇《草叶子？杂俎篇》）　这个“礼”，明清两代都是存在的。州县官员要向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有些上司是代理（署理）某个职务，比如某省巡抚暂时不在任而由布政使代理其职务，那也要送礼，叫作“署印礼”。
　　“见面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江总督长鼐的报告，他于该年出任此职，六月十九日抵达南京，接任之后，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并送银120两到500两不等，总共有3800两。长鼐说，按已经送来的银子，和还没有送来的下属各司、道、府官员数目估算，礼银大概有一万多两。（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长鼐奏折）这就是说，在康熙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他一到任上就可以收到“见面礼”一万多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有400多万元。
　　清代的两江总督管辖较广，“两江”指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包括现在江苏、上海、安徽的范围。两江总督所辖属官，有4个布政使、3个按察使，15个道台、29个知府、40个同知、34个通判、9个直隶州知州、8个知州、187个知县。（此据1848年秋季本《秩爵全览》，政府机构设置清代变化不大，所以康熙后期与道光年间没有大的区别）
　　长鼐的奏折中提到送礼的官员是司、道、府，送礼的标准如果以布政使500两、按察使400两、道台300两、知府200两来计算，那么可以得到礼银13500两。如果州县也送礼，每人以100两计，可得19500两。两者相加，礼银超过30000两。就算州县级别不够，没有向两江总督送礼，知府送得少的只有120两，那么总数达到一万两是完全可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送礼簿的内容（2）
这是两江的情况，四川的情况相似。在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二万两银子，全省各衙门都要送，布政使、按察使、道台要千两，府、厅、州、县按照其职位收入的情况送，或四百两，或三百两，或二百两、一百两不等。（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
　　由此可见，送“见面礼”是一个全国官场的普遍情况，山东没有理由不送，其数额应该也差不多，州县送一次不会少于一百两。
　　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名义上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这项费用的享用者，有时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比如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4万两，送的时候要同时送家人门礼4000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4万两禁革了，但家人门礼4000两仍然照旧收受，自己到任还是按照这个老办法收。（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巡抚宪德奏折）按照官场送礼通常的习惯，送礼时要有小费，叫做“随封银”，百分之十是“单随”，加倍则是“双随”。盐商送4万两银子的礼（这项银子实际上是“盐规”，即食盐方面的陋规），要送4000两的“随封银”，这是“单随”，它名义上是给巡抚家人作“门礼”的，但从湖北巡抚的做法来看，它实际上不归家人，而归官员本人。
　　送给家人的门礼标准，据湖南巡抚布兰泰的调查，湖南巡抚衙门门礼标准是这样的：上县（即钱粮较多的县）10两、中县8两、下县6两，道台、知府在县令的基础上加倍，布政使、按察使还得在道台、知府基础再加倍。布兰泰到任半个月，来参见的官员共有18位，所收的门礼共216两，平均每人12两。（雍正四年二月一日湖南巡抚布兰泰奏折）
　　布兰泰说的是湖南地方官员求见巡抚时的门礼标准，其他衙门的标准他没有说到。如果以一个州县官员为例，他求见各级上司送门礼的标准怎么样呢？山东的标准是这样的：巡抚衙门16两，布政司、按察司衙门8两，粮道衙门12两，驿道衙门5两，兖宁道衙门8两，巡道衙门5两，本府、本州衙门16两，同知、通判衙门三四两。（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我们可以算一下，州县官员一年中如果见上司50次，平均每次10两，他用于“门礼”的费用就是500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只见30次、20次，也要二三百两银子。
　　（二）“节礼”
　　“节礼”，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中国一年有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在这些节日，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以示祝贺的，就像现在中秋节送月饼一样。清代官员本人的生日对于下属来说也算是“节”，下属也要送礼，与三个传统节日加起来就是“四节”。
　　“节礼”的馈送标准，广西的情况比较清楚。据广西巡抚高其倬说，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12400两，具体标准如下（康熙六十年五月初二日广西巡抚高其倬奏折）：
　　这是送给巡抚的，送给布政使的没有这么多。其情况是，土司州县没有馈送，其他九府每节40两，63个州县或12两，或24两，合计算来，每节可以得银1300多两。（雍正元年六月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奏折）
　　广西是个穷地方，州县官员的收入少，所以送礼的标准也比较低，但巡抚一年所收节礼也有一二万两银子。在山东，巡抚的节礼据朱成元案中被判死缓的黄炳自己此前所说，高达6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黄炳奏折）其他各省的巡抚，比如河南是4万两，江西是5万两，广东也是5万两（还有10万两的说法），贵州最少，是7000两。
　　（三）“贺礼”、“谢礼”
　　“贺礼”，是祝贺上司“生辰喜庆”等喜事时送的礼，它包括送给官员本人的“寿礼”（也叫“生日礼”，算入节礼），也包括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等时节送的礼。
　　在朱成元案中被查处的博尔多，在山东布政使（代理）和安徽布政使任内给母亲做寿时都有官员送礼。雍正元年（1723）五月山东任上，“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值多少钱不太清楚。第二年在安徽，“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　。。

二　送礼簿的内容（3）
“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推荐任官或保荐升官所送的礼。
　　除了上述的多种“礼”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盘库礼”也是很常见的。所谓“盘库”，意思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有没有问题，一般是一年查两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可能与检查春秋两季的税收工作是否做得到位有关。咸丰九年（1859），张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询问说到四川总督每年春、秋两次到布政司衙门盘库，每次可得银子1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雍正二年代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在奏折中则说到广西不仅有“盘库礼”1200两，还有“阅城礼”1000两，是视察部队时军官们所送的礼。另外州县官员招待过境的高官，高官随从人员会索要“抄牌礼”、“过站礼”等等名目的陋规。
　　送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赤裸裸地送银子，而是与实物一起送的，实物当时称为“表礼”或“水礼”。当然也有只送贵重东西而不送银子的情况。实物中的土特产叫“土仪”。当然，每次送礼时还要送“随封银”，或“单随”，或“双随”。
　　以上名目繁多的“礼”，大概就是山东蒲台县令朱成元应该送的，也就是他的送礼簿中可能记录的内容。那么，朱县令每年为了送礼要花掉多少银子呢？据权威人士田文镜说，没有个三四千两是不行的。（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
　　问题是，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山东州县官员养廉银是1000两，这还是雍正改革后才有的补贴，在这之前只有45两银子的俸银，要支付这么多的“节礼”怎么办？它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迫使山东州县官员在征收钱粮时以“火耗”等名义浮收；另一个是如果用得急，那就只有先挪用属于国家正式财政收入的银子，这样就导致亏空。在朱成元的案子中，朱成元在蒲台县任上的26年共亏空26000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亏空1000两。山东全省，据田文镜说亏空达到200多万两。如果也以26年来计算，平均每年落下的亏空大约是10万两，山东共有一百来个州县，平均下来刚好是一个县1000两光景。由此可见，蒲台县的亏空处于平均线上，这意味着朱县令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也未必是那种特别贪婪的官吏。
　　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送礼与州县加派“火耗”的关系。山东有一百零几个州县，每个州县每年送给上司的“礼银”如果是3000两，那么总额就达到30多万两。而山东的地丁钱粮是300多万两（山东的税收主要是地丁银，其他方面很少）。这意味着，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时至少要加派10％的火耗。换句话说，山东的老百姓为了官员们的“礼”要在法定税收之外多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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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送礼行不行？（1）
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在这种到处都要送礼的官场秩序中，如果一个州县官员想做清官，他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换个意思说，一个州县官员不送礼行不行？答案很简单：不行，绝对不行。
　　之所以说不送不行，这是由送礼的对象决定的，要知道下列几类人都是得罪不起的，否则公事很难公办。不能不送礼的人包括：一、上级，特别是顶头上司；二、上级的亲属、家人、随从；三、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四、钦差或“过客”；五、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亲属、家人、随从。除了这几类人之外，还有两类人也是必须送礼的，不过关系情况比较特殊，留待后面再说。
　　（一）不能不给上级送礼
　　为什么说不能不给上级送礼呢？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叫李皭的人在福建将乐县当县令，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当官除了俸禄其他都是贪赃，你们不要连累我。”衙门里有二株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李皭指着桂花树说：“这树是官物，你们有谁敢擅自攀折的，我饶不了他。”可以想见，李皭不会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李皭当了三年官之后丢官回老家。记叙此事的《清稗类钞？廉俭类》说到李皭丢官原因的原话是这样的：“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
　　李皭的遭遇肯定不是个别现象。雍正二年，杭州人汪景祺在给他带来灾难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面说当时吏治最坏的是陕西，几十年来，陕西的省级高官——督（总督）、抚（巡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都是旗人，他们除了搜刮财产、喝酒听戏别的什么都不会，下级为了讨好他们只好加征杂派，偶尔有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去送礼，就不能保有其职位，甚至有致家破人亡的。汪景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间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为馈遗，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五月二十日记，“西安吏治”条）
　　咸丰四年（1854）、五年，一个叫何绍基的人做为学政在四川各地主持考试，结束后他向皇帝报告，说他到地方上接触了一些官员，他们都对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向总督、藩台、臬台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的三节两寿和到任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有两样，绝对是不能少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
　　（二）不能不给上级身边的人送礼
　　上司本人的礼不能少，上司身边的人同样不能少。上司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