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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究竟读什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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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俊 �
记得《铁屋中的呐喊》里有一篇叫做“那塔·那湖”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们皆非草木，草木可以在这片校园年复一年地生长，而我们却注定要很快被另外一群人替代。余杰毕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慨，其他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又何尝没有呢？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带着对大学的自豪和神往踏进了校园，而四年以后，学校却像赶走叫花子一样将这些人赶出了校门。
或许这样的比喻过于刻薄，但这却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切身感受。毕业的时候学校不会关心自己的学生将何去何从，不会关心从自己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没有销路，他们只会通知所有的毕业生必须于6月底或者7月初某个确定的日期之前搬出宿舍，只会关心还有哪些学生没有缴清学费所以需要扣押毕业证和学位证。到了那个时候，你还会有心情关心学校的教学楼有多漂亮吗？你还会留恋那间住了四年的舒适的宿舍吗？
过客。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可是，更多的人却不能及时地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过客无法带走那些曾经引以为荣的大楼时，他们也已经无法带走原本可以带走的东西了。而可以带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既然我们要读的大学不是教学楼不是体育馆不是公寓楼，那大学又究竟是什么呢？
读大学，必先读大师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当年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师？《资治通鉴》有一句话：“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大师应该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也就是“道德文章，堪为师表”，不但有渊博的知识，有原创性、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学术成就，还能做到文以载道，是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是知行统一的典范。
然而，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聆听大师的教诲恐怕和陈水扁加入国民党一样抽象。在这个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的年代，很多所谓的著名教授和世俗的商人没什么区别了。网络上曾流传这样一句话：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这对于很多大学老师来说不可不谓是真实的写照。
很多人本科毕业的时候发现找不到工作，只好去考研究生，读完研究生发现仍然找不到工作，只好又读了博士。博士毕业以后发现自己其实什么也做不来，只好找所学校教书了。还有些人毕业以后通过各种关系混入了大学的编制，然后再通过各种欺世盗名投机取巧成为了教授、研究员。听这种老师的课和慢性自杀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老师还是大有人在的，尽管他们未必算得上是大师。学术投机分子的存在还不至于影响我们通过“读老师”来读大学。
向老师学习的首要方式固然是听课。如果某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非常优秀，那就做个乖学生吧，逃课就免了，该记笔记的时候还是得动动笔。如果别的班级的老师更有水平，而且确实符合自己的胃口，那就跑去别的班级混班。我大一的时候就经常跑去听法律专业三年级的课程了，后来跑去湖南师范大学等学校听过不少课，有段时间还专门跑去北大法学院混班了。虽然投入了不少精力，但确实受益匪浅。
在课堂上要尽量抓住机会跟老师交流，甚至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跟老师辩驳。越是有学问的老师，往往越是虚怀若谷，你可以放心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很多问题可能在你脑海里困扰了很久，在你表述出来以后，老师三言两语就为你廓清了，很多你坚持已久的观点也可能会在老师轻描淡写的分析之后被你摒弃或者修正。在这种时候，你不但会切实感受到老师的魅力，更能享受到与其进行思想碰撞所带来的乐趣。
听讲座也是一种与大师进行思想对话的重要方式。大学越好，讲座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所以，如果你就读的大学没有足够的讲座，不妨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去别的大学。当然，并不是好学校的每场讲座都值得听，也不是差一点的学校举办的讲座就一定差，很多时候大可不必舍近求远。
通过听讲座不可能学到系统的知识，但是，一场好的讲座或许可以让听众获得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获得某些更深入的见解。同时，对于听讲座一定要有所取舍，绝对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做讲座的人可能学富五车，也可能只是个学术骗子；举办讲座的单位可能是为了弘扬文化，也可能只不过是为了商业炒作。
湖南卫视曾经在岳麓书院举办过多场讲座，美其名曰“千年论坛”。有一次应邀前来开坛讲学的是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院长杜维明，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想方设法才弄到了一张门票，早早地带着笔记本乘车去了岳麓书院。可是，整个讲座的过程让人感觉就是一场纯粹商业化的做秀，似乎完全就是按照导演的意志进行，作报告的教授不过是个演员、听众不过是个道具，和当年朱熹、王阳明等人于此书院讲学之情景恐怕不具有任何可比性了。
图书馆：大学的心脏
读大学，除了读大师，最重要的便是读图书馆。这里说的图书馆并不是说它的建筑和其他硬件设施，而是说图书馆的藏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四年没有安心在图书馆好好看过几本书，那就绝对没有真正意义上读过大学。
目前中国大部分大学的图书馆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藏书量比较有限，新书比较少，甚至对学生借书进行了诸多的限制。这恐怕是一个在短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读书的时候就只能尽可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并想办法弥补这种资源的不足了。所谓充分利用，就是说要能够从图书馆有限的藏书中寻找真正有用的书，毕竟藏书再少也还不至于无书可读。所谓弥补不足，就是说通过图书馆以外的渠道找到在学校图书馆里找不到的好书来读。一方面可以通过买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去别的图书馆借书。可以通过朋友从别的学校的图书馆找书，也可以去社会图书馆办证借书。
去图书馆借书还需要有个取舍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说：“要多读好书，只有不读坏书。”虽然说“开卷有益”，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图书出版市场极其不规范，大量文字垃圾相继混入书市，而图书馆的采购人员对于图书好坏的判断能力可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更关心的也许只是哪一种书的折扣更低（这可不是为了给学校省钱），所以大学的图书馆里有相当多的书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垃圾。虽然借一本这样的书并不会浪费你任何钱，但是浪费的时间可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对于那些肤浅的纯粹是炒作的图书最好是敬而远之。
在图书馆借书不要太过功利，不要以为只有跟考试相关的书籍才值得一看。我记得原来学校的图书馆里被借次数最多的好像全是英语四、六级或者考研方面的书，而其余的那些跟考试不那么相关的书则很少有人问津，哪怕就是《现代化的陷阱》这种曾经非常畅销而且很有思想深度的书籍也难免被打入冷宫。
其实，毕业以后就会发现，在图书馆借过的那些英语四、六级的书里面写些什么说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就算记得也没什么用。而别的一些书籍在自己借书甚至看书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什么用，而若干年以后这本书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正因为某本书对自己究竟有没有用暂时很难判断，所以最好摒弃有用或者无用这样的功利性思维。看书为什么一定要抱着“有用”的心态呢？看书的过程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思辨的享受。
记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了《独秀文存》，后来便借出来认真地看了，并且还做了笔记。在当时看来，看这样的书是肯定没什么用的，而且我当时也不指望能够有什么用。可是，在三年以后，我在深圳的某一栋写字楼里，碰到了一个同样喜欢陈独秀的上司。虽然这一切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上司对我可谓是“百般宠爱”，我刚刚进入地产行业，“容积率”这样一个基本的名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这位上司却不遗余力地教我，我因此很快就融入了这个行业并当上了项目经理。
有一位做业务员的朋友很喜欢老庄哲学，对道家思想也颇有心得。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客户，因为客户正好在看书，所以两个人就从看书谈起。客户问这位朋友：中国古代文化中你比较喜欢看哪方面的书？朋友答：老子和庄子的书我比较喜欢。话音刚落，客户便眉飞色舞起来。二人关于道家思想谈了几个小时，而生意的事情似乎抛诸九霄云外了。后来这位朋友自然顺利地签下了那个case，而且跟客户还成为了莫逆之交。
或许有些读者看到这里便会暗暗告诉自己：我也赶紧去图书馆借《独秀文存》，去找老庄的书。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以后的上司一定喜欢陈独秀、你的客户一定喜欢老庄呢？如果他们喜欢的是孔孟、孙子或者康德、黑格尔呢？编张只有一个网眼的渔网或许也能捕到鱼，但这靠的纯粹是运气。要想每次都能捕到鱼，那就必须要编织一张足够大的网，尽管每次网到鱼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网眼罢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
读大学，还要学会“读同学”。这里说的同学不只是说自己同班的同学，而且还包括别的班级别的院系的同学，包括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这些人用“校友”、“学长”之类的词语来指称或许更贴切吧。
“读同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读大师”和“读图书馆”的延伸。读高中的时候每个学生侧重的学科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就算偏科，学理科的总不至于放弃物理，学文科的也不至于荒废历史。但是，读大学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精力却可能放在截然不同的地方。除了要应付共同的英语等级考试，同一个专业的人都可能在研究完全不同的方向。譬如，同样是中文系的学生，有些人可能研究张爱玲，有些人可能喜欢沈从文，又或许还有些人会用一大段时间去钻研幽默学。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每个人向身边同学学习的必要性。同时，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同学之间的交流自然也就相当于间接地从别的老师那里获得了知识。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曾盛行论辩之风。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可谓是司空见惯，可是在当今的大学却是不多见的。我们班只有32位同学，可是在很多门课程的课堂上总能就或大或小的问题分成几个阵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些同学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有些同学从法学的角度来论证，又有些人或许索性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罗素、杜威、尼采、哈耶克、昆德拉、拉德布鲁赫、朱苏力、何清涟……这些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被我们同时引用了。虽然每个人力图证明的观点可能截然相反，但是，在这样一种论辩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分享了彼此的知识，而且通过论辩碰撞出了思维的火花，这对于每个人学术思维的养成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于毕业后在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莫大的帮助。
三岔路口的抉择
二、人生规划：三岔路口的抉择
要想走更远的路，既要马不停蹄地赶路，还要尽量不走弯路。不走弯路就是捷径。为了不走弯路，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没有目标注定要兜圈子，目标不能恒久也照样可能南辕北辙。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人我们或许会“怒其不争”，而自强不息勤奋刻苦的人如果因为走了太多的弯路而最终一无所获，我们更加会“哀其不幸”。
我曾接触过的一个人可谓是鲜明的例子。他曾经一心想着考研究生，准备读完博士找所大学教书，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为此，他每天都背着厚厚的考研辅导资料去图书馆自习。大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考公务员更有意思，于是转而考公务员去了。在政府机关工作一年以后，他发现自己确实不适合在官场发展，便辞职来了深圳。此后他又陆续换了几份工作，至今仍然一事无成。
为了少走弯路，人生规划便成为了每一个大学生至关重要的事情。大致说来，每个人大学毕业以后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仕途，商界，学术。在此专题中，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人生规划的问题。至于其余角度的人生规划，我将在后面的专题中分别予以阐述。
“入仕为官”指进入党政军和其他一切“吃皇粮”的事业单位。“经商”指的是加入或创建以营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学术之路主要是指获得一定学位、在某个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之后，在大学或者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一些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似乎也可以归入到学术的行列。
当然，上面这种分类在逻辑学上未必会很周延。有一些职业，譬如医生，似乎被归入以上三个阵营的任何一个都有点儿牵强。还有一些职业则似乎可以归入不止一个阵营，比如党校的老师、国企的高管等等。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将这种分类方法作为人生规划的逻辑起点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廓清了以上三条职业道路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摆到面前了：在这人生的三岔路口，你将何去何从？只有先决定做商人，才能考虑在哪一个行业做生意，也只有决定了做学术，也才能更好地考虑自己究竟在哪一个专业领域继续发展。
朱元璋最初只是想当一个节度使，可是最后他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明朝的一把手。假如他最初的目标只是拥有一间作坊，或许他最终顶多只能成为一个豪商巨贾而已。甚至他可能一事无成，因为适合当皇帝的人未必适合做商人。
上文关于人生方向的分类方法跟大学生基于专业分类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大相径庭。任何一个专业的人都可能走上这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可能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做秘书，若干年后谋了个一官半职；也可能进入各行各业的公司，进电视台或报社，时机成熟了就自己开个公司当老板；还可能读了硕士接着读博士，最后留在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若干年以后成为了国内先秦文学或者《红楼梦》研究的泰斗。
我大学时班上32个人学的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可是毕业两年之后，我们这些人早已遍布各行各业。有些人进了党政机关或者军队；有些人已经读了博士，毕业以后很可能留校任教；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公司里忙碌着，在大大小小的商务区和写字楼之间穿梭着，奔波着。
仕途：风光无限，如履薄冰
官本位意识
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很多父母总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了大学就去做官，而如果进了什么公司打工，那简直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我一个老乡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北京某区的一个劳教所当了公务员。消息在家乡很快便传开了，方圆数公里的人都知道某村某人的孩子去中央当官了。家长还因此大摆酒席，四面八方沾亲带故的人似乎等了八辈子才终于等到有个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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