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佳私募基金之定价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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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是靳海涛及其团队探索出来的典型的中外合作基金模式，这样一来，一旦本土资本市场退出不畅，运用海外基金的优势就充分显现出来。
　　此外，在投资方式上，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也建立了一套有别于国外传统模式的投资程序，也就是既“阳光”又“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深创投分别成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在进行投资时，两个部门都要分别对项目出具分析报告，经过综合讨论后再决策，这有利于决策的公允性。同时，整个投资决策的过程也向全体员工开放，每个员工可以旁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最后的项目决策时，如果多数外部专家不同意，那么此项目也会被否决。
　　截至2009年6月，在深创投累计投资的220多个项目中，上市企业达到了38家。2007年公司投了40多个项目，投资额超过了11亿元；2008年全年实际投资项目58个，投资额超过了13亿元。在全球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下，2009年上半年新增投资项目仍然达到了15个。
　　探索引导基金布局全国
　　在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全国战略中，成功地探索政府引导基金模式无疑为公司铺开网络、进军全国市场画上了重重的一笔。
　　深创投是中国最早探索政府引导基金模式的本土创投企业之一。早在2007年1月，深创投在苏州成立了该地区的创业引导基金，首期资本金为3亿人民币。之后，深创投又与郑州、重庆等城市合作筹建政府引导基金。目前已经开始运作和正在签约注册的政府引导基金已达29个，规模接近50亿元。
　　“深创投作为中国本土创投的领头羊，有责任探索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在内的各种创投模式。”　靳海涛指出，“为了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深创投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拓展网络，而政府引导基金是其实现方式之一。深创投和其他红色创投不一样，许多红色创投的投资区域限定在他们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当年深创投成立时，深圳市给的政策是‘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这也是深创投能比别的红色创投做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按照靳海涛的归纳，目前深创投与政府合作的模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类优先股模式，也就是政府出资部分，不承担投资风险，但有了收益后即拿固定回报。这种模式有点像优先股，有优先清偿的权利。第二种模式主要针对投资初创期项目。这个模式中，商业化投资人可以有选择地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收购政府投资人拥有的股权，也就是说，投资人可以以原始价格购买已升值的股份。第三种模式，如跟进投资。比如深创投在成都投资，成都的政府引导基金就拿出一定比例和深创投的投资匹配，获得收益后分一部分给该投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靳海涛：中国本土创投引擎（4）
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在苏州运作的政府引导基金为例，化整为零、聚沙成塔的功能充分凸显出来。“政府引导基金组建前，当时的苏州只有一家创投企业。现在苏州已有100多家创投企业，还成立了苏州创投业协会。这近100多家创投企业中，国有、民营、外资各种所有制都有，实际上已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第二通道。”　靳海涛说。
　　靠着对政府引导基金模式的有力探索，使各级地方政府成为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投资网络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2005年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探索创投模式开始，到最初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自己的管理公司，再到今天由当地政府发起设立创投引导基金，更适合当地的融合模式逐步遍地开花。
　　迄今为止，公司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成都、西安、郑州、苏州、南通、无锡、杭州、青岛、厦门、常州等中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或区域性引导基金，项目资源丰富，合作伙伴遍及全国，投资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处处可见。
　　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政府引导基金会取得越来越快的发展，但在靳海涛看来，这个力度还远远不够。他多次呼吁：“政府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和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壮大VC、PE的力量，支持新兴产业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国家拿出了4万亿，加上地方政府的出资达到了10万亿，从这10万亿中能不能拿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如果这个支持力度大了，会带动很多资本，使民间资本能够聚沙成塔、化零为整形成很大的力量；同时这些资本又可以投入到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行业或企业当中。通过政府基金的引导我们会发现在金融危机下政府采取的措施，几年以后会让国家发生大的变化。仅仅4万亿的优化是不够的，我的建议是从4万亿拿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引导基金。”
　　任重而道远，我们期盼这一支撑千秋大业的宏伟蓝图能够早日变成现实。
　　理念篇
　　在中国本土创投业中，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绝对是中国本土创投的老大哥。截至2009年6月，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累计投资的220多个项目中，上市企业达到了38家。
　　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何以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投资成功率？除了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拥有丰富的政府资源外，更重要的是在10年的投资生涯中，他们摸索出来一套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成功理念。
　　投资依据：企业的高成长性
　　“被投企业的高成长性是我们投资的依据。”　靳海涛如是说。
　　在写给《上海证券报》的专栏文章里，他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被投企业的成长空间是我们最看重的，这个企业应该有鲜明个性，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能区别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另外，这个企业还要具备高成长性，高成长能力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除此之外，这个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或者是商业模式上应有独特优势。如果能兼具这3点，那么你投资的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上市后才会有很好的表现。如果只是资质一般的企业，遇到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有麻烦。哪怕上市，投资者也不一定买账。”
　　靳海涛看好八类新兴产业：一是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二是传统产业转型的企业；三是互联网的应用企业；四是文化创意产业；五是连锁服务企业；六是新型农业；七是新型能源与环保产业；八是创新了商业模式的企业。这八类新兴产业的核心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具备共同的特质——企业的高成长性。

靳海涛：中国本土创投引擎（5）
在靳海涛看来，2008年股市的一度低迷，除了国内外经济形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者对投资标的成长性的忽略。“现在股票市场低迷的深层次原因，是投资人对旧有游戏规则的留恋和对新游戏规则的适应。许多投资人的行为方式、观念还很旧，他们认为投资股票就是靠价差赚钱。但实际上，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选择投资对象，首先是看能否依靠企业派发股息获得收益。如果投资者能有这样的投资理念，就会更多地去发掘企业的内在价值，挖掘企业的成长性。”
　　在总结金融危机带给行业的反思时，靳海涛指出，创业投资者应该始终坚持追求企业成长溢价，而非市场给予的溢价。“你不能想着市场有多少多少倍，你不能只考虑市场环境现在是怎么样的，还要盯着企业，看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否突出、是不是高成长，这是投资最关键的一个判断因素。”
　　投资战略：“种树”与“摘果子”之间的平衡
　　虽然长期以来按照创投产业的最初含义是要投资早期项目，而且投资项目的不断前移趋势越来越明显，但真正意义上要让创投企业的投资完全变成一种“雪中送炭”，对他们而言确实是一件难事，也并不符合中国创投行业目前发展阶段中的特点。
　　“创投这个产业最初的立意是要投早期项目的，但在发展中创投基金管理人认为必须把早中晚三个投资阶段结合起来，有一个合理的布局。我们所走过的路是将早中晚三阶段合理配置，投资阶段不断前移。随着机构的成熟，早期项目所占的比例会不断提高。”靳海涛说，“我认为总的趋势是投资阶段不断前移，但永远不会出现只投早期项目的状况，始终是在‘种树’和‘摘果子’之间进行平衡。”
　　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多年的投资实践为例，靳海涛强调这种平衡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大概有65％左右是投在成长期的，成熟期的投资占到20％左右，剩下15％投在初创期。深创投在创立初期，认真研究了国外创投机构走过的路。那时就确定了以投资成长期项目为主、兼顾早晚两头的战略。一路走来都是‘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的战略。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资本市场比较火暴时，可能会加大晚期项目的投资；而在资本市场比较低迷时，对早期项目会放更多的精力。”靳海涛指出，中外创投都是覆盖早、中、晚三个投资阶段的。一个机构里面，对不同的基金也许会有不同的市场定位，比如有些侧重中后期项目，而有些侧重中早期项目，但一般来讲都是兼顾的。这样一个比例，既能保证创投基金或者创投基金管理公司的稳定性，同时又没有违背创投的出发点。创投有责任去挖掘初创期企业中的好的项目，并帮助企业成长、壮大。
　　靳海涛特别强调，单纯投资早期是过去的理论对创投的立意。在实践中，仅投早期的基础不牢固，投的时间太长而不见效益可能会影响投资人的情绪，投资人以及投资机构都需要积累一定的投资案例，从而夯实自己的基础，也使得投资团队更有信心，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都证明，创投并非只投早期。
　　2008年11月23日举办的“2008中国（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上，靳海涛在演讲时再次提到这个比例关系。“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你只投晚期项目，一旦碰到项目恶化你可能就没有收益。当然只投早期项目也不行，基础不牢固，所以要掌握投资时间。创新投是投资中期兼顾两头的策略，这样使你对风险的控制和对收益的把握更合理。”靳海涛总结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靳海涛：中国本土创投引擎（6）
立命之本：投资后的增值服务
　　靳海涛指出，随着投资阶段的不断前移，投资后的增值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要求团队不管高潮还是低潮都要有50％的精力做投资、50％的精力做服务。”靳海涛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自己对团队的要求标准。
　　在他看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投资后服务做得较好，也提高了投资成功率。“做好投资后的服务工作，可以让被投企业更容易做大做强。以我们投的一个初创期项目为例，因为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该企业原有的商业模式遇到重大挑战，后来我们和企业经营者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探索该如何转变这种模式。同时，我们又把其他的被投企业和这家企业实现资源整合，帮其找到了经营模式转型的道路。紧接着，我再继续投资，和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投资，这家企业可能就转危为安。”靳海涛说。
　　“这是一个投资与服务的关系问题。从长远来看，没有服务能力的投资机构无法生存和发展。因此，服务能力的培养应该作为各类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安身立命之本。”　靳海涛说。
　　如何进行投资与服务？靳海涛总结为四个方面：从实践来看，首先帮助企业进行资本运作的服务；其次是要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服务；第三个方面是高层次的服务，这是以前私募基金做的比较少的，就是要把服务前移，前移到企业的产供销循环体系中去，做资源整合的服务；第四是雪中送炭式的服务，这种服务更重要，将其定位为处理疑难杂症。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期。但很快，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一系列的问题开始出现。
　　“在资本市场高潮时，本土创投基金大量涌现，他们也投了一些项目，低潮时回头看，会发现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靳海涛总结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不光重视投资，更重视投资后的服务——在投资步伐放缓时，为已投企业做服务，通过各种服务使得企业保持高速增长，度过严冬。
　　“我举个例子，我们投的一个企业，在经济发展高潮时其商业模式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但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其原有商业模式的运转就非常困难了。作为股东、投资人，我们就帮助这个企业去找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庆幸的是不仅找到了，而且还为他实现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找到了一个商业伙伴。新的模式确立之后，我们再增加投资，使他摆脱困境。”以他所在公司为例，靳海涛强调这种服务至关重要。更为关键的是，服务不仅是资金问题，还是资源整合问题。由于宏观环境变化，上市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投资人对投资项目有更多的资金支持。
　　他给出的一点经验是：“低潮时由于融资相对困难，我认为可以通过减少新投项目的量，帮助已投项目来度过艰难期。”“不是说投资高潮时我们就不服务了。只是说投资低潮时，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做服务。”事实上，早在2007年，靳海涛就在《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指出，“赢利并不代表成功，钱背后的服务最重要”。
　　据靳海涛回忆，　2006～2007年一年多的时间内，创新投一共投了5个天使投资项目。“这5个项目目前总的状况是，两个基本成功、两个初步成功、一个基本失败。结果非常好，我自己都想不到，本来是成一败九或者是成二败八的事。”靳海涛接着说，“但赢利并不代表成功。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没有赢利，有两个赢利的，一个赢利的列为基本成功，一个赢利的列为基本失败。”

靳海涛：中国本土创投引擎（7）
“我们看了基本失败的项目，虽然现在赢利，但与我们的初衷不吻合，而且这种赢利不可能保持将来的高成长，主要的原因是团队运作能力不行。”在《南方都市报》的那篇文章中，靳海涛特别强调了天使投资更多的要倾注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　“天使投资所提供的钱只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钱背后的服务”。
　　“企业引进风险投资的时候，首先是很需要钱。但有的企业不需要钱，而是要把资本运作到上市，引入创投资本来改善企业的股东结构。而对创业投资机构来讲，他提供的首先是钱，但最重要的是背后全方位的服务。”　靳海涛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靳海涛还指出，从投资经营的角度上，风险投资公司不会去参与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而仅是提供全过程的服务。这不但涉及资本运作，而且还涉及企业产供销企业中的资源整合；不但服务于日常的经营工作，还要尽自己的资源能力，帮助企业解决疑难杂症。
　　“我们每投一个新企业时，会发现这个企业一定是跟我以前投资的企业有关系，如果我们把他们两家资源整合到一起，他们会实现双赢。这个双赢有的时候很多，由于我们在各地政府建立了政府引导基金，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企业到异地开拓市场，建立他自己的工厂，建立自己的网点，去解决异地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发展问题。”
　　“我认为风险投资最高级的或者最关键的服务可能是帮助企业解决疑难杂症。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