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梦工场-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开始的时候，搜索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新的领域，其实这倒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组织团队成员定期在一起脑力激荡，每个人轮流上台报告自己这段时间最关心的热点、难题和趋势，其他团队成员给予不同角度的提问和建议。日积月累，我发觉我的“杂牌军”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立足点和优势，他们将很多新鲜的构想从一个领域引入到另一个领域，由此促发了我们从事一些跨领域研究的尝试。不断重复这样跨领域激荡，许多原创性的想法也油然成形。从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意识到为团队建立一个自由的交流平台，让大家相互提出问题并澄清问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和自我提高的方式。
　　聪明人聚在一起，产生的效果，不是加法效果，而是乘法效果。不同领域的聪明人越多，越能产生大的突破。
　　这是我在这次摸爬滚打的探索中深切体会到的一个人才法则。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以刚博士毕业一两年的年轻人组成的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是天资聪颖、富于创意，而且干劲十足、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就使得团队凝聚而成的“合力”可以等同于所有人才智慧能量的乘积（而非相加所得到的和）。
　　从杂牌军到正规军
　　人生就像一个赛程和战场，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目标与最佳的战略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前进，夺取标杆，得着冠冕。我觉得这样的人生观也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上。在研究院成立初期，对于目标与战略有相当多的讨论。作为一个从事计算机基础研究的机构，特别是一所企业研究院，要向学术界和工业界展示研发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世界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二是研发创意对公司未来技术战略的影响。
　　对于学术影响力方面的目标与战略，首要以张亚勤院长期间所设定的一项军规—五五原则最具代表性与可执行性，也即研究院应当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全球前五大学术会议上发表不少于百分之五的文章。这无疑对我们冲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一时间全院上下好像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与战略，那就是五五。
　　对于互联网搜索领域而言，ACM　SIGIR（国际计算机协会主办的国际信息检索大会），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盛会。2001年以前，在这个大会上，来自亚洲、中国的声音几乎可说是微不可闻。
　　但是凭借着全组不断的努力，我们也就一起写下了中国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IR的辉煌历史。2001年，在SIGIR上，我们团队（仅以我所领导的研究组统计）以一篇论文起步；2003年发表了三篇；　2004年则为六篇；2005年则为九篇……近几年来，我们被SIGIR采纳的论文量已稳定在所有获选文章的10％左右，较微软其他研究院获选论文量的总和还要多。而在另外两个与互联网搜索紧密相关的学术会议，　（国际互联网大会）　和ACM　Multimedia（国际多媒体大会）上，我们的团队也始终保持着令人自豪的战绩。我欣然地看到，我们的团队已俨然成为了一支拥有国际声誉的“正规军”。。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马维英（2）
从“将兵”到“将将”
　　研究院的快速发展，让很多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十年里成长起来，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早期员工例如李航、文继荣、张磊、谢幸、聂再清与刘铁岩。他们如今已在各自领域里扮演着学术领头人的角色，也都有相对规模的研究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种从“将兵”到“将将”的转型——从一名专注自己学术成功的研究人员到成为一个优先考虑整个团队与团队中每一个人的成功研究主管。如今，我绝大部分的成就感来自于看见更多的人从研究院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成为我们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培养出来的一流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我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如何去调适自己。一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是你必须比你所领导的人更强、更优秀，你才有资格领导他们，你才有价值提供给他们，他们也才信服你这位领导。但我很快发现，在研究领域，这样的思路是不适合的。
　　在此期间，我从历任研究院院长（包括美国总部与其他地区）身上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帮助与启发，我把一些要点整理如下：
　　1。 雇用最棒的人。你的指导原则就是雇用比你更聪明的人。一个绝佳的研究员比许多还不错的研究员更有价值。
　　2。 一旦你选择了他们，就要相信他们。不要试图对有天赋的人进行微观管理（即无所不管）。（参见第一条）设定广阔的目标并把它留给他们来完成。集中精力在战略和营造良好环境上。
　　3。 保护你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免受外部打扰。无论是人事部门、高级执行官、还是安保人员。要牢记你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提供支持和保护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专心于研究。
　　4． 你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为你的研究员解除疑虑，消除不确定因素和一切影响你的研究员发挥想象力的障碍
　　5． 要记住你是指挥，而不是独奏者。（再次参见第一条）整个实验室就是你的演出。
　　6． 不要过度看重关联性和产出，还有其他高管所钟爱的概念。
　　7． 要记得创造型人才就像心一样——奔向有人欣赏的地方。他们能被激励和引领，但不能被微观管理。你所要做的是提供他们启发（Inspiration）与授权（Empowerment），鼓励（Encouragement）与支持（Support），及时的奖励与认可（Timely　Reward　and　Recognition）
　　8． 让你的研究员经常进行辩论。让他们把别人的构想撕成碎片，确保他们之间能够坦诚交流，并观察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优势和弱点。
　　9． 促进成功模式的多样化（从产品的影响到学术的影响）
　　10． 持续鼓励你的研究员大胆地放手去创新，即使他们并没有设计好一个清晰的退身之路。（比如，如果没有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如何结束研究）如果我们不进行尝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
　　这些原则在后来的数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知道如何带领一群比我更聪明、更优秀的研究人员去取得一个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与能力所无法企及的成就。借着激励这些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员，相信他们，信任他们，并专注于了解他们的专长与优势，然后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上，他们每一个人就会在自己的领域里大放异彩。而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最大的支持与及时的奖励，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成功的时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作者介绍：
　　马维英，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互联网搜索，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马维英已经在互联网搜索、信息检索、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数据挖掘、自适应内容传输和移动访问等领域发表了200余篇论文。在2001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马维英一直在美国加州的惠普实验室工作，从事多媒体自适应传输和移动因特网的分布式多媒体服务系统的研究。马维英于1990年本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之后于1994年和1997年分别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电机和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空闲时光，马维英喜欢陪着两个可爱的儿子一起嬉闹，也会抽时间阅读《圣经》。利用假期与家人畅游世界，是他每年最期待的一段日子。
　　

北京印象　尼曼·莫拉维奇（Neema　Moraveji）（1）
内容提要
　　我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天是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的第一天是2005年4月5日，星期二。告别在北京的两年时光之后，我将赴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设计博士学位。这篇文字我将以惯用的论文体格式来描述我在飞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前的那些日子――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在中国的生活。
　　关键词：生活变迁、职业变动、由于不断求学而总是被推后的“真实世界”体验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既不觉得伤感，也不觉得困难，因为当我回首这两年的时光，总是能找到令自己高兴的东西。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下了硕士学位后就立即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交互设计中心工作，当时招聘我的人是Dave　Vronay　。在我亲身来到这个实验室之前，只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看过一篇有关它的封面报道。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始供应免费水果，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工程院的员工们还被安排在一起办公，希格玛大厦的其他楼层仍被别的公司占据着。当时冰箱里的食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只有原味酸奶和少数几种饮料。而在楼层重新装修之前我们曾发动大家，在墙壁上进行了一次创意涂鸦。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北京超市里吃午夜饭度过的，因为除此之外，我只能找到提供“泡沫红茶”的咖啡厅和一些还没打烊的服装小店。之后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品尝了鲜美的火锅。我也想尽办法地与北京人打成一片，这个想法最终让我住进了北新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里，它距离雍和宫不远。
　　我的好运
　　MSRA看起来总像一家初创企业的实验室，因为它总是在自我重生。它始终洋溢着乐观、积极和“我能行”的工作气氛。我们所得到的待遇也很“豪华”：公司鼓励我们随心而动，去变动这个世界。
　　我在交互设计组工作没多久，由于种种原因，Dave必须回到雷德蒙总部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要他去领导Vista的UX战略开发。之后，鼎鼎大名的Kurt　Akeley来研究院当副院长，也成了我的经理，当研究图形处理的美国朋友们得知此事后都非常嫉妒我居然有这样的好运。
　　工作差不多四个月后，全院在黄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Offsite，在年度表彰大会上，由于我在改进希格玛大厦工作环境方面提出了提供公众演说服务的倡议，所以荣幸地得到了第一份由研究院颁发的奖金，而且当时的颁奖嘉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
　　（篮球友谊赛结束之后，身穿实习生T…shirt的史蒂夫·鲍尔默汗流浃背地在篮球上签名赠言）
　　在MSRA，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常驻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研究员，也因此有机会拜会了微软公司的几个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特别是有两次会见了比尔·盖茨本人。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中，我共发表了12篇论文，申请了8项专利，并主持了多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办公时间以外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有时也会到希格玛大厦以外的地方“冒险”，当然是为了给我的身体补充燃料，地点通常在包子铺、楼后的‘Hard　Drive（硬盘）’茶餐厅，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才去的麦当劳。
　　我的首选交通方式为地铁、出租车和我值得信赖的坐骑捷安特可汗自行车——这是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中唯一能与我瘦长骨架相适应的款型。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离开安全而舒适的知春路，参与其他一些妙趣横生的活动，比如我曾有幸与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沈向洋院长一起打篮球（他们两个都是令人尊敬的篮球手），参加由员工自发组织的电子机车零件DJ小组的活动，参与北京城郊的远足活动，以及掺和一些聚会模特秀等等。
　　旗舰项目
　　我在中国两年的MSRA之旅，主要成果就是“一桌一鼠项目（　Each　Mouse　on　Each　Desk；　简称MED）”。我们研究出发点是在每张桌上只放置一个鼠标，老师和学生们就可以完成一堂人人参与、互动合作、共同分享的趣味课程。我们在北京和曼谷执行了MED现场试点。
　　我们在教室的每一张课桌上放上普通的鼠标，同时把这些鼠标连接到同一台计算机上。我们将这台计算机上的内容在黑板的位置进行投影，这样子全班所有使用鼠标的学生们就能看到同一块大屏幕。等这些硬件设备准备好之后，一堂别开生面的课就开始了。老师可以通过计算机比较自如地指导和控制教学课件，同时所有学生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我们对“一桌一鼠”在一个班级中的影响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实验和观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京印象　尼曼·莫拉维奇（Neema　Moraveji）（2）
（一个班的学生非常投入地参与进“一桌一鼠”教学环境中）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他们喜欢参与进“一桌一鼠”的教学环境中，因为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大屏幕上的所有信息。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参与并完成整个互动的教学活动。从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上来分析，孩子们喜欢在屏幕上看到其他同伴的化身，从而形成另一个共同娱乐和体验的氛围。
　　从老师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她们通过变换互动游戏的形式调动起每一个学生充分参与的积极性。由于画面的活泼生动以及游戏的趣味性，即使对性格比较内向和安静的学生也能激发起他们参与的兴趣。“一桌一鼠”用的是最普通的PPT文件格式，然后可以在图文生动化上做些简单处理。因此，设计新的游戏内容是非常容易的：只需增加PPT中的幻灯片并用生动的艺术字体现即可。
　　一桌一鼠技术，一方面能够帮助老师提高教育的效果，增强课堂教学的控制力；另一方面而言，随着技术地不断深入，一桌一鼠模式也有可能取代传统意义上任课教师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在“一桌一鼠”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儿童教育学与用户界面之间的问题，也促使我选择教育技术学作为自己的博士专业和今后的职业志向。我想这将是我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工作。
　　尾声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时光。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欣赏。我自己就是来自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伊朗，所以能够发现两种文化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每周四我会和几个中国朋友长途驱车到一个中学的体育馆打篮球，路上总会向我的中国同事们请教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们都非常耐心地与我交流，并帮助我尽可能的理解。
　　虽然Dave的离开让我感到遗憾，但是，我得到了来自Kurt　Akeley　、王坚和后来的Dean　Slawson等专家的关键性的指导，让我完成了自己到中国来所希望做的事情。在来华之前，我列出了自己希望办到的几件事情，我不仅圆满完成心愿，而且也做出来令人满意的成果。这让我能够在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几天内能够尽情享受，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将来，我一定要回到这里，与那些曾经共事过的人再度携手。
　　作者介绍：
　　尼曼·莫拉维奇，200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交互设计组工作，两年后赴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当他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随父母从伊朗移民到美国的马里兰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背包族，曾徒步行走过欧洲、非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许多国家。为此，他能说多国语言，其梦想就是背着包走遍天下。
　　　。。

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　沈向洋（1）
北京奥运的启示
　　6月21日，我在西藏拉萨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在高原纯净澄澈的天空下，在被誉为“梦开始的地方”的“日光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