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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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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戴着眼镜,方正的脸,看上去很斯文。听阿灿介绍,这人是看守所的大拐,所有犯人都得听他的。他犯的是盗窃,判了三年,接判后就留在看守所劳动,现在还有一年的刑期。他叫廖应龙。
廖应龙在看守所主要是买菜,为住院部买菜,为干部买菜,私下为号子里的犯人买菜。廖应龙的这个“工作”是最大的肥缺,就是为人买菜,一天都要净挣上百元,比狱典的工资要高出二倍。托他买菜,给一百元,最多只能得到四十元的菜,剩下的六十元就落入他的腰包。当然,这些钱并不是他一个人吃,他也要打点,也要为人,尤其要搞好所长的关系。我们明知是高价菜,也还得找他买,除他以外,没人能够带着大包小包的菜在监狱里面进进出出。认识他,比认识干部还管用,能找到他帮忙,就是最大的面子,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
我到看守所后,廖应龙曾到下六号几次,我们彼此没有说过话,每次都是晚上这个时候,他在高高的风窗口,隔着铁栏,低俯着头和阿灿交谈。
得知他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后,我很想认识他,想通过他与家人联系,谈谈我的案情,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因为我的事只有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这次我入狱,他们还以为我犯了弥天大罪,并不知道前因后果。我想,廖应龙也许早就注意到我,有时他虽然在和阿灿交谈,目光却停留在我的身上。
今天他无事找阿灿,是不是想让我主动与他交流。
阿灿和他聊了几句,当他们谈得差不多时,我对阿灿说:能不能请他为我带点现金进来。
我想一步一步的来,通过带现金,与家人取得联系,再看看廖应龙的可靠程度,最后才是传递书信。
阿灿站起来对廖应龙说:喂,廖应龙,这是我的朋友老黄,好朋友,和我吃一锅。想请你带点钱来,该是?
廖应龙没有马上回答,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才说:可以,把联系方式写详细,我一会来拿。
廖应龙第一次给我带来了五百元,我当场就给了他两百元。以后,廖应龙成了我可靠的通讯员。我把我与陈林的纠纷详细写出来,由廖应龙转交给弟弟和妻子,廖应龙又将家人写的书信,物品,报刊,现金等送进号子。
我第一次收到家信,已经入狱二个月了。一封是弟弟写的,一封是妻子写的。
弟弟写到: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为你的事奔波,你放心吧,没有什么问题,出来只是迟早的事,你不要着急,慢慢地来。
妻写到:筑开,我们已经分别两个多月了。虽然我们别离过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使我这么耽忧,我回到家里,总觉得家里空空的,好象少了什么。原来你也经常出差,不在家,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你的事我从来没有过问,你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是为什么入狱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当别人问到你时,我对他们说,你的事是你的事,你犯了罪你来承担,我不管。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在为你跑,跑检察院,托熟人打听,据得到的消息,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跑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你写的信我看到了,知道了前因后果,虽然这样,你还是不该采取这种方式,吃亏就吃亏,你也吃过很多亏,可是你都忍过了,这次却捅出大乱子来,吃了更大的亏。最后会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
儿子比原来懂事多了,学习也刻苦了。你的事他已经知道,他从来不追问,只是有时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在家里一切都很好,你不要挂念,你在里面要多多保重。
读了这封信后,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我与妻子的关系并不融洽,虽然我们共同经历过上山下乡,又一同调到同一个单位工作,相识相知十年后才结婚。我们的家庭环境绝然不同,我和她的追求又有极大的差异。她父母亲都是革命干部老红军,家庭教育传统而规范,她只愿与家里的姐妹相处,过那种平平淡淡真真切切朴朴实实的生活。我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在街边长大,受过高等教育,向往大风大浪出人头地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具有男人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在思想上,文化上,事业上,追求上都不相同,这种差异虽然影响感情,并不损害家庭。我们也象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有吵有闹,有分有合。我们曾有两次走到崩溃的边缘,写了离婚报告,其中有一次甚至迈进了居委会大门,正巧那天不办离婚手续,我们就回家了,以后再也没有提出离婚的事。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想离,即使妻子具有女人该有的缺点,但是她没有一点的错,她对待家庭是尽心尽力,无可挑剔,要错,只是我的错。
妻子的来信我不知看过多少遍,每看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思念,就有一次新的泪水。亲人的理解胜过国家的昭雪。理解贯穿整个人生,而昭雪只能说明过去。刚开始我流泪时还避着阿灿,后面也顾不上这些,想流就让它流吧。阿灿也特别懂事,每当这个时候,不仅离我远远的,还把所有的犯人都叫回号子,留我一人在风坝里。
我是男人,从来不流泪;我是男人,只为亲情流泪;我是男人,流泪时让泪水象瀑布一样痛快洒落,没有声音,不去擦试。
靠着牢门的风窗,想着高墙外面的妻。我思绪如潮,感概万千,泪帘止不住蒙住了我的双眼,象无声的雨。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环境,还有什么比得上妻子的关心和焦虑。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也最能表现人的气节(1)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我出去的企望已经渺茫,风窗外的牡丹由盛到败,太阳由烈到柔,我的归期却未有期。
阿灿象懂得我心事似的,跟我聊起来:
你刚来时对我说过,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出去,当时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个月,我知道你出不去了。一般能出去的,在一个月内都可以出去,没有逮捕前很多事都可以办,只要逮捕了,就要通过法律程序,就不那么容易。第一次坐牢的人不知道这些,尤其是经济案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经济纠纷,有一点关系,最多呆上几天就可以出去。公安和检察院就利用这些人的这种想法来诈你的钱。进来的人,不要急于出去,否则,吃的亏更大。
怎么这么说呢?我问阿灿。
不是是哪样?没有坐过牢的人,是不会适应这种环境和生活的,一进来就想马上出去,确实也有很多可以出去的理由。他们吃不下,睡不着,坐立不安,每天心神不定,公安也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他们用释放、宽大来诱惑,使你退赃、坦白、交待,一旦得手,便不再理睬你了,这些我见得太多。
阿灿说的这些道理,经过我的亲身经历,经过我耳闻目睹,才逐渐明白。无论你是否有事,是否冤屈,是否有关系,进监狱后,必须抛开一切杂念,作好坐牢的准备。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对司法部门不要抱任何幻想,对自己的今后不要作过多的考虑。
很多时候,在外面,他们用监狱来对你进行威胁。在里面,他们又用外面来对你进行引诱。现在既然已经坐到监狱里来了,就不必在意这样的引诱。审讯时该回答的就回答,不该回答的就不回答,交待多了只能加多刑期,坦白交待并不等于立功表现,对量刑不会有任何帮助,即使有,也只是微乎其微。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时,已经很晚,几十万元已经被套了出去。
有一次检察院的又来提审我,杨宁对我说:
黄筑开,你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待。
我没有任何可以再交待的问题了。
你还收到了一笔钱,是铁艺公司给你的。
我听到以后,并不是被吓得面色苍白,而是带着孤傲的口吻对他说:
你说得对,我确实收到了这笔钱,我确实没有说给你们听,经过这么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使我明白了一点,说给你们听了又怎样,退了钱给你们又怎样,还不是照样坐牢,原来我寄希望于你们,盼你们能公正执法,至少你们能凭良心办事,你说你们公正执法没有?凭良心办事没有?没有!
杨宁打断了我的话:
是你审讯我还是我审讯你。
我是囚犯,你是检察官,从司法程序上来说,我没有资格审讯你。但是,这件案子的所有事实你们是一清二楚的,里面的关系和背景你们也都知道,你们是为公正执法还是为权势执法,你们更是清楚。我用不着审判你们,但是你们将遭到你们自己的审讯,遭到你们良心的审讯,如果你们有良心的话。
两个检察官听了我的话,并没有暴跳如雷,他们的神色甚至变都不变,他们还是平静地对我说:
我们不谈良心,谈事实。
事实就是这样,我谈出来了,退出来了,结果又是怎样,我还是坐在监狱里。如果你们晚来一个月,如果我早点醒水一个月,你们一分钱都不要想拿走。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谈的全部。
好吧,杨宁说:我把你所说的全部记下来。
你可以记下来,我不会签字。
他们苦笑着对视一眼,说:
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如果他们不是违法办案,对于如此嚣张的囚犯,早就忍无可忍了,但是他们耸耸肩走了,一句重话都没有说,他们知道自己确实在违法办案。从他们的态度看来,他们是有良心的,但只有百分之一的良心。
我没有一点畏惧,我根本没有想到得罪他们以后,他们会超期对我关押,他们会在起诉书上乱写乱说,他们会把我往死里面整。我只是想把我想说的话对他们说出来,出一口恶气。我不会被判处死刑,即使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时,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无论有用没有。如果对社会没用,对坐牢的人总会有用吧。我已经适应了监狱里的生活,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也最能表现人的气节。
我把我对过去生活的反思和认识记下来,我无所谓他们还要关我多久,判我多少年。在监狱里,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读者》杂志,他是我唯一的良师益友,通过它,我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增加自己的修养,拔高自己的层次。坐牢既是付出,也应有所收获。只有把所见变为所思、所悟,这才算是得到收获。不能虚度在监狱里的这段时光,人不管走到那一步,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处境确定自己的下一手。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也最能表现人的气节(2)
不久,廖应龙又传来弟弟的信: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办成。经过商量,你写一份控告材料出来,我们通过寄匿名信的方式,寄到有关部门去,这样做或许会有效果。
写什么呢,应该说,陈林的劣迹我都清楚,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刘方仁的事更是道听途说。如果我只控告陈林没用,他的身后有刘方仁这个保护伞,刘方仁不倒,陈林是不会倒的。只有把刘方仁扳倒,陈林随之倒下,我才有出头之日。
但是,谈何容易,撼山易,撼刘方仁难。
我不甘心坐以待毙,任这些确实有罪的人逍遥法外,再难也要去做。愚公能移山,我也要去动动这两座山。我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是八分钱的邮票,到处寄材料,发控告,再是打望天锤,也要甩它几下。
再者,我相信共产党,相信中央政府,他们反腐倡廉的态度和立场是坚决的,如果他们得知,定会严惩决不手软。
我写了一份举报,内容是:
1。 陈林对我的持枪绑架,诈骗;
2。 陈林为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在北京买了一幢别墅;
3。 陈林通过刘方仁贷款两千万元,已资不抵债;
4。 陈林向区、市、省级领导包括刘方仁行贿;
5。 陈林开设赌场,聚众赌博,赌资达几十万;
6。 陈林的别墅里有一套房间,供刘方仁嫖娼用。
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97年10月。
对于刘方仁,我并没有掌握他的任何材料,我只是凭某些现象和感觉去写。
比如说刘方仁嫖娼一事,我并不知道。记得我给陈林装修别墅时,陈林的卫生间里装了一个供六人洗浴冲浪的大盆,供陈林享受。而在另一套客房的卫生间,还装了一个供两人洗浴冲浪的浴盆,他把这间房称为老人房,我绝不会相信陈林的父母会在这个鸳鸯池里冲浪,除了刘方仁还会有谁。
根据这一推测再作进一步的推测,刘方仁能受贿女色,也能受贿金钱。陈林是一文不值的痞子,能把省委书记随时随地东调西派,而刘方仁又心甘情愿服服贴贴地跟在阿林后面摇头晃脑,靠的又是什么,不是女人就是金钱。
另外我深信,有刘方仁在台上,陈林就不会垮,我就不会有出头之日,只有把刘方仁扳倒,陈林才会垮,我才可能有出头之日。
信发出不久,收到弟弟的来信,他说:控告书发出去以后,陈林惶恐不安,他主动找我,要我收回控告书,然后再商量解决办法。检察院拿起这个案子也没有办法,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判,陈林那里又有压力,现在他们是骑虎难下。
对骑虎难下这个遣词,我很欣赏,现在检察院对我判又不能判,放又不好放,左右为难。
事实上,我是大错而错,错得荒谬可笑。对于公检法来说,没有什么判也不能放也不行的案子,更不会左右为难骑虎难下。任何案子,包括他抓错了,关错了,他仍然有一万个抓你关你的理由,还有一万个要判你的理由,甚至还有一万个放你的理由,无论有没有罪都是这样。如果不服,要闹,要索赔,他还可以把你再抓起来,甚至判刑。
总之,公检法是一家,执法权在他的手上,是对是错由他说了算,所谓的监督机制可以说是形同虚设。骑在虎上,他们根本就不想下来,想跑多远就跑多远,决不存在难下的问题。
我写的控告信发出去后,没有人来找我,既没有人来说我是诬陷,也没有人来调查落实,一切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时我突发奇想,何不把我的这段经历写下来,揭露狱中的黑暗,揭露司法的黑暗。在我所读的书中,没有人能真实地揭示监狱的内幕,尽管这些都是路人皆知。或许,我这生的使命,就是来坐牢,就是来揭示的。我要把这次坐牢的命运转换为昭示黑暗,抨击罪恶的使命。无论以后是否能得到出版,我都要写出来。我现在已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但我能够选择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不同的环境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包括在地狱里。
此后,每天凌晨四点,我就起身写作。所谓起身写作,也就是在自己的铺位上,坐在枕头上,披上一件上衣,用铅笔或原珠笔,在劣等的信笺纸上涂鸦。那时,天还没有亮,号子里仍然亮着昏黄的光线,我起身后,对监号里值班的人点点头,意思是你可以睡了,我来代你值班。
在关有死囚的号子里,监方规定,必须轮流通宵值班,以防出事。
当值班的人躺下后,唯我独醒。我可以看犯人们不同的狰狞睡相,可以听屋顶上值班干部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的脚步声,可以回忆我过去的欢乐苦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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