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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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中共临时中央根据这四大错误，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批判毛泽东这个“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项英。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的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命令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王稼祥等。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中央局立即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表示要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只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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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二（4）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自珍生了个儿子。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反党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和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二十四岁的博古无法接受毛泽东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现实，于是他和李德签发了一封给共产国际的秘密电报，请求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博古认为这是体面地将毛泽东打发走的最好办法。把毛泽东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异国去，将他放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管起来，那么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难翻身了。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明白博古的真实意图，回电说：“在苏区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大家应该都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显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因为即使莫斯科回电同意，毛泽东也不会离开中国。毛泽东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体面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
　　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
　　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奉命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骑马飞奔而至。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躺了整整八天。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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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二（5）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忍不住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长征　三（1）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在广东说一不二的陈济棠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采取的是口头坚决执行的办法。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嫡系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　　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和平共处”的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红军，正好是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兵力部署永远采取大军自北向南齐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除了陈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必求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向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的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必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不惜诚恳。
　　

长征　三（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了。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一直气氛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