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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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擅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
　　那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选出冯文彬、胡耀邦、刘英等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冯文彬致开幕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以冯文彬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汉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胡乔木进入延安时，由原名胡鼎新改为“乔木”。改称“胡乔木”是后来的事。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用“胡乔木”。
　　胡乔木进入延安之后，写信给尚在上海的大妹胡穗新、二妹胡文新。由于二妹患伤寒，延至1937年10月才离沪前往延安。她俩到延安，分别改名夏青和方铭。
　　在西北青救会成立之后，1937年9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兼西北青救会主任的冯文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即关烽）的支持下，决定开设“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陕西泾阳县，那里属国民党统治区、离西安、咸阳很近。训练班为了便于接纳来自国民党地区的大批青年，于1937年10月11日在泾阳的邻县——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开办训练班。这个农场原是国民党###于右任创办的。一个月后，训练班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又过了一个多月，迁至云阳镇之北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内，安定下来。从此，人们也就称之为“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以朱德为名誉主任，最初只有四名工作人员，以冯文彬为主任，乐少华为大队长。训练班办第二期时，胡乔木从延安调到那里，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刘瑞龙为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设在西安的“门口”。西北青救会又派出黄华到西安招生。这样，大批学员涌来。1938年，“安吴青训班”开办了十期之多。每期的学员原定一百名，很快就被突破了，以至发展到每期三百多名。这些青年经过学习，分送到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成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初级班”。
　　胡乔木变得异常忙碌。好在他原先当过语文教员、英语教员，有教学经验，只是此刻改教抗战理论课程，又要负责安排整个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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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1）
就在胡乔木异常忙碌的时刻，两位姑娘从延安前来找他。
　　她俩刚从延安的陕北公学毕业。内中的一位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另一位却是分配到武汉工作，顺道去安吴堡探望胡乔木。
　　这两位姑娘，一位十九岁，安徽省天长县人氏，在北平女一中上高中，投奔延安。她一头短发，眉目清秀，姓李名桂英。另一位则是方铭，胡乔木的二妹。
　　真巧，方铭进入延安，来到陕北公学学习，与李桂英正好同班，住同一间房。不过，方铭那时并未说及她有个哥哥在安吴青训班。
　　1938年1月，她俩从陕北公学毕业了，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当李桂英从延安搭上一辆卡车南行时，方铭也上了车，也说要去安吴——虽然方铭被分配到武汉工作。问起方铭为什么去安吴，李桂英才知道方铭去安吴探望哥哥乔木。大抵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李桂英在未见到胡乔木之前，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卡车上坐满了人。那时，在延安、西安之间，能搭上卡车，算是很幸运的了。通常，要靠步行，走一个来星期。
　　卡车经过三原县时，她俩下了车，改为骑马，前往泾阳县安吴堡。
　　这位李桂英，也就是如今的谷羽。笔者请她回忆对胡乔木的第一印象，她这么叙述道：
　　那时，安吴青训班来了许多女学员，成立女生分队，我被分配到那里，担任女生队指导员。
　　我到了安吴堡，到了青训班的“班部”，见到了主任冯文彬。
　　冯文彬带我们去见副主任胡乔木。胡乔木不在“班部”，在一片小松林里，正在那儿招待外国记者——他能讲英语，所以这类外事活动由他主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乔木，他瘦得很，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他在陕北多半穿这件大褂，留着小分头。他不习惯于穿军装，嫌裹绑腿太麻烦。
　　他跟我第一次谈话，介绍女生连的情况，说明指导员的工作职责……
　　记得，那时人们对胡乔木的习惯称呼是“乔主任”。就这样，谷羽在“乔主任”手下工作。
　　安吴青训班在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有围墙。这里的学生，按照军事编制，以连为单位。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后来又增设协理员一人。
　　青训班的影响日渐扩大。有一回，谷羽要带领宣传队，到北面的邻县——耀县去。记得，胡乔木到女生连办公室，跟她谈话，教她如何做宣传，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最初，“乔主任”跟“指导员”之间，谈的都是工作。
　　后来，有一回进行野营拉练，记得已是晚上，谷羽正在女生连召开小组会，胡乔木忽地来了。谷羽觉得奇怪，因为她以为他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而“乔主任”则只是说来看看她。沉缅于往事的回忆的谷羽对笔者说：“在结婚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已爱上了我，而我并不知道。”
　　他和她的一次倾心长谈，是谷羽向“乔主任”谈自己的入党经过，他才第一次详细知道她的身世……
　　她的故乡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在安徽东北部，与江苏省相邻（天长县曾一度划属江苏省），跟盐城相距不远。她生于1918年12月，比他小六岁。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
　　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1933年夏，李桂英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进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1934年暑假，李桂英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当时，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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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2）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把李桂英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这年秋天，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桂英的组织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员。
　　1936年底，由于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
　　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救亡，谷羽也离开北平。离开前夕，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吴德关照谷羽，如果她进入延安，可去泾阳找###联系，并告知了联络暗号。
　　谷羽化装成做买卖的妇女，和平津学生们一起，从北平到了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到烟台。他们搭乘的是一艘运煤的船，上面装煤，人住在阴湿的底舱。在烟台上岸，前往济南，再搭军运卡车来到南京。在南京，学生们分为三路：一路到北方打游击，一路前往大后方武汉，一路奔向延安。谷羽决定前往延安。
　　她从南京来到西安，在西安青联办事处做青年统战工作。
　　不久，她与七、八个青年一起从西安步行，走了十来天，这才于1937年9月抵达延安……
　　胡乔木曾写过一首题为《凤凰》的诗：
　　谁最早画出凤凰的形象？
　　谁最早唱出凤凰的诗章？
　　不知道。多谢往古的巨匠，
　　让多情的仙鸟歌舞在穹苍。
　　飞下去，你五彩缤纷的翅膀！
　　向天高地远，地久天长。
　　相互的了解，两颗心迅速贴近了。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谷羽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1938年7月里的一天，胡乔木和谷羽把他俩的事，向主任冯文彬说了一声，那就算是向组织报告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俩就结婚了，住在一起了。
　　后来，过了快一年——1939年4月，他俩在延安，请了李昌、黄华等吃了一包花生米，再吃碗面条，那就算是补办的“婚礼”，如此而已。
　　前文已经叙及，在结婚的时候，胡乔木咬文嚼字，依照《诗经》中那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把李桂英改名为“谷羽”谷羽在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党支部书记。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1994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没有披婚纱，没有戴金戒指，他俩在黄土地上的简朴的结合，此后倒是同甘共苦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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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1）
胡乔木在安吴堡跟谷羽结合后不久，被调回延安。他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谷羽则去西安工作，然后又回安吴青训班，直至1939年春，他俩才在延安重逢。正因为这样，他俩才在延安补办“婚礼”。
　　此后，胡乔木被派往西南大后方，做青年工作。他来到桂林，来到重庆，来到昆明，风尘仆仆，行程千里。
　　他与谷羽失去了联系。此行是秘密的，谷羽只知他要远行，不知他的行踪。直至1939年底，胡乔木从西南返回延安，他与谷羽重逢，这才发觉，谷羽的听力骤衰。一问，原来谷羽差一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是1939年9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那时，谷羽住在延安城的招待所——很坚实的石头窑洞。那里也住了四、五十个从前方回来的将领。将领们是从弥漫的硝烟中走过来的，对那翅膀上漆着红日的轰炸机不在意。飞机来了，他们躲进窑洞；飞机刚走，他们就出来了。飞机发现了目标，掷下了一批炸弹。炸弹命中窑洞，墙坍了，压死了不少人。谷羽不省人事。她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了，才知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受伤，头也破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这才康复……
　　回到延安，胡乔木担任了《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当年，他听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恽代英的报告。那时，《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自1927年11月起，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字秘密出版，至1932年停刊。
　　1939年4月，为迎接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延安复刊，仍用《中国青年》作刊名，改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胡乔木，从当年《中国青年》的一位热心读者，此时成为主编。至1941年3月出版了第三卷第五期，《中国青年》又休刊，直到1948年12月重新又复刊。办刊物，写文章，胡乔木此时已是“内行”。他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颇有独特的见解。
　　1941年２月５日《中国青年》第三卷第四期发表胡乔木（署名乔木）的《小品三题》，这样是散文诗，颇有趣味，又富有哲理，照录于下：
　　猫和刺猬多叫人羡慕的猫！它一会儿走着，攀登着，侦伺和捕捉着，睡着，……而且玩着。它可以跟自己的尾巴玩上一小时。
　　不懂得寂寞的小老虎呵！除了叫春的日子，对于它的邻人它是永远无所求的。
　　但是“一个冬天有一群刺猬挤在一起”，索本蒙如是说，“为的彼此可以温暖一些，免得冻死了。但是一会儿彼此又觉得刺刺得不舒服，于是又分散了。冷起来了又聚拢，刺得痛了又分散，这样一聚一散闹了许久，直到彼此间相隔，恰恰合式。”
　　聪明的人呵，你自许有万物之灵的，你从猫与刺猬将何所取舍？你爱我吗，我友？如果人间也是有刺的，我也不会是猫的弟子。是的，我常常寂寞，但愈是寂寞的时候我就愈恨猫，我用荆棘的鞭子打它，因它在寂寞中快乐，它不是我的同类。
　　火我不会抽纸烟，但是我却知道在一个沉默的黑屋中独自抽着纸烟的意味。火向你眨眼呢，火跟你谈心呢。这宗秘密你坐在炉边也可以看透一半。火，你会相信我，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最准确的墓穴，如果你想一想那熊熊的火焰……在辽阔的海面上，在狼群出没的荒原上，看见了豆大的灯光哪一颗夜行人的心能够不跳跃？哪一双眼睛记起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能够不感激流泪？恒星就是火，所以恒星无火；没有空气的行星上不能有火；不曾有人的地球上只有偶然的自然火；但有人才有意识的创造了火并由是创造了自己，所以发现了火的人也就发现了自己，他的快乐不是徒然的。
　　但是，我如是赞美了火，我的赞美却是徒然的哟。我不能够雪中送炭，却写下了这些愚蠢的文字——请告诉我，它们也能够变成火么？
　　水凡物有三态，思想也有三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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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2）
气体的思想是风。它是人脑中自由的过客，它自由地来而且自由地去，不着一点痕迹也不留一点痕迹。
　　固体的思想是石块。它在人脑中建筑堂堂的金字塔，堂堂的积蓄着和保护着几千年不变的尸体。
　　惟有液体的思想它在人脑中开阔有定而无定的河流。它是运转不息万古常新的，从它的不舍昼夜的奔驰中，人是不能和它有两度相识的，所以流水不腐；它的运转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纪律和一定的方向的，它永远向前看，永远要冲决网罗和荡涤瑕秽，所以流水无情。
　　东方的哲人说：智者乐水。西方的哲人说：水生万物。水乎，水乎！既然人类也是你的婴儿，就让人人常能沐浴在你的怀抱中，从你的乳房吸取无穷的睿智吧。
　　1940年5月3日，一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在延安城北大砭沟（又称文化沟）诞生。这所学校的特殊，在于头一回以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加剧###，“安吴青训班”不得不北撤，于1940年4月13日回到延安，改办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