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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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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桑塔格一样，坡也是一个在欧洲、在文学本身中找寻灵感的美国作家；像桑塔格一样，他也着迷于消蚀性疾病和死亡。看坡的哥特式小说，你会紧张得大气不敢喘，因为其中的死亡感像他使用的头韵那样向你步步逼近：“在这一年秋天阴沉、黑暗而无声的一整天里……” 《厄舍屋的倒塌》中这些有力而迷惑人的字句不啻为一贴贴文学麻醉剂。图森具有疗效作用的气候想要否定一个事实，即死亡是无法逃脱的。坡的小说则证实了这一事实。如果说，这似乎是一个可怖的发现，那么，对一个感觉到其周围的东西在否认着什么的孩子来讲，这倒不失为一种天赐之物。
如果说，理查德·哈里伯顿追求的是游历世界并抓住其中你所喜爱的东西这一外在的愉悦，那么，坡追求的是同样的快乐，只不过方向相反，即内在的快乐，表明文学可以是驶向他乡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坡教会她依靠自己的感受力，打发掉她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
但是，无论是坡，还是哈里伯顿，都无法给桑塔格一种职业感，对一个独立思考并已逐渐认为自己的一切由自己作主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遭受“父亲渴望”或曰“父亲饥饿”煎熬的孩子来讲是一种相当普通的感觉。她在两本令一代代少女感到兴奋的书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这两本书是《居里夫人传》（Madame Curie： A Biography）和《小妇人》（Little Women）。
快十岁的时候，苏珊看了伊芙·居里为母亲写的动人的传记。传记《引言》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居里夫人的生活包含了如此多的奇迹，所以，她的故事讲起来只能像传奇了。”传记中，伊芙欣喜若狂地叙述了关于居里的完整范例，她这本传记为苏珊未来的生活描绘出一幅近乎完美的蓝图：年复一年，玛丽在死水般的波兰度过了一个个贫穷而孤独的日日夜夜。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伊芙问：“人们该如何去想象这个十七岁的女孩的热情呢？”玛丽参与了波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渴望祖国从苏联占领中解放出来，去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她企盼着能够到法国这个学识和自由圣地接受教育。她给姐姐写信，说“我梦想巴黎，就像梦想救赎一样。” 玛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伊芙评述道，“人在巴黎，感觉是多么年轻、多么有力、多么激动！又是多么的满怀希望啊！”在巴黎，玛丽在她钢铁般意志的引导下，在陋室发奋读书，几乎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她引起了大科学家皮埃尔·居里的注意。如同小说家那样，玛丽寻找着新的研究课题。她和皮埃尔共同创建出“一门新科学和一种新哲学”。他们成为“珠联璧合的作家”，体现出“男女之间最高的结盟和平等的交流”这一精神风貌。夫妇俩也有孩子，玛丽母性洋溢，正如她对科学满怀激情一样。丈夫死后，玛丽即致力于“一种永远的奉献”。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照料伤病员；她向全世界人民张开怀抱。世界的奥秘和奇观让她激动不已，她立志要去探索。特别是玛丽相信天意。正如伊芙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有天赋去做某件事，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这件事必须做成。”她以“一种超人的执著”坚持不懈。随着自己的逐渐成熟，玛丽发现有必要建设一种国际文化，并相信其“对一切低俗所持的固有的拒斥”。
荒漠中的童年（6）
居里的故事也是一个高尚的故事，因为，用她女儿的话来说，玛丽是以“淡然的态度”，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性格结构和一种智慧的顽强努力”来对待荣誉的。伊芙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评价：“在所有的名人中，玛丽·居里是惟一没有受到荣誉腐蚀的人。”
这不是说，桑塔格希望像玛丽·居里那样，要在后院建个化学实验室，也并非说她试图像契诃夫那样，既当作家，又做医生。对苏珊来说，想象自己发现种种治疗方法，发现一种像镭那样的可以用以治病的新元素，那不是她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伊芙唤起了对一种无私生涯的思考——玛丽是无私之极，她甚至都不视之为一种生涯，而只是一种职业，如此而已。在这一点上，玛丽·居里就像是女神，无懈可击的圣洁，“完整、自然，几乎毫不意识到她那令人震惊的命运。”
苏珊竭力模仿理想的居里夫人，即那位不辞辛苦，站在又热又重的大桶旁炼矿并取得突破而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桑塔格日后谈起自己的创作，使用的字眼是令人痛苦的劳作，完全集中在工作上，而不是可能获得的荣誉、抑或她本来完全有权利用的自我炒作的机制；她对任何追名逐利的低俗想法一概嗤之以鼻。
一直到上大学前，苏珊都没有完全放弃从事医学或者科学生涯的念头，但是，文学创作的想法已经向她发出了召唤。她后来称：“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种生活都经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含性的。”作家可以使用一种科学家或医生无法使用的方式，去自由自在地创造和再创造自我。
苏珊不仅酷爱看书作文，而且酷爱思想——作家的角色。不仅仅要写作，而是要被视为作家，这是她的自我意识工程的一部分：“我真的想过发表的事情。事实上，我当时真的认为当作家就是要发表作品。”写作的冲动是她对自己读过的伟大作家的一种效仿行为，也是一种敬意：“人们常说他们希望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好象是加入一群圣人的行列……我想我并非是在做什么自我表达，我是觉得我在成为什么，是在参与一项高尚的活动。”
十岁的小女孩哪来的关于出版界的想法？她的这些想法来自两部小说：《小妇人》和《马丁·伊登》。桑塔格认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笔下崭露头角的作家——乔，尽管她立即加了一句，说自己根本不喜欢写乔写的那些个多愁善感、耸人听闻的故事。是乔十足的劲头深深地感染了苏珊：“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一番英勇的、非凡的事业，我死后别人也不会忘却。我不清楚这是件什么事情。我全神贯注在寻找。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所有人感到震撼。我说到做到！”特别有意义的是，乔对伟大的理解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我多么想我到过那里呵！”乔喊道，“你去过巴黎吗？”乔拒绝了与她青梅竹马的伙伴劳里，而投入巴哈尔教授的怀抱；这位年龄更长的欧洲人欣赏乔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不是什么“古怪的性格表征”。苏珊肯定注意到了乔与家人、与社区的疏远，尽管书里谈了诸如家庭和睦等等话题。桑塔格很可能看过大卫·塞尔兹尼克（D*id Selznick）制片的《小妇人》，在这部电影里，凯瑟琳·赫本把乔这一角色表现得魅力四射。成为乔，成为作家，就是成为明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荒漠中的童年（7）
《小妇人》讲述的并非只是年轻人狂热地希望当作家的故事。乔为让家人满意而开始改变故事时感到迷惑不解。希望讨好读者、期待读者意见一致是白费功夫，这在书评家对乔的作品所做出的矛盾反应中得到了强调。乔糟蹋自己的才华，去为一些杂志写平庸作品。这时，她父亲便责备她：“你能写得更好的。朝最高的目标挺进，别在乎什么钱。”的确，奥尔科特也许是为所有艺术新蕾而写作的，展示了作家应该怎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并确立自己的品格。
甚至更为直接的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呈现出作家生活的一个寓言。这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对个人抱负所作的虽无情却令人振奋的研究，这样的抱负对桑塔格那忧郁却坚定的感受力具有吸引力。伊登铸造自己的身份主要是通过读书这一途径，他把书籍几乎看作他确立个性的“基石”，它们对他而言是有形的，伸手可及，而且相当*。他不仅仅是看书，他分明是爱抚它们。
像马丁·伊登一样，苏珊也希望她的写作能给世人留下某种印象，不管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冷漠。伦敦的小说迄今为止仍然是自由撰稿人的一本有价值的手册，一页页描写了马丁为了发表作品而做出的狂热的努力，他一次次用写上自己姓名地址的回信信封寄出手稿，又一次次收到退稿信，然后，他又不断寄出一个个短篇故事和一篇篇文章，直到最终有作品被录用为止。退稿信与用稿通知的数量之比高得吓人：一篇作品被录用，就有成打成打的作品被退稿，但马丁绝不放弃。
当然，马丁不能控制的是出版途径。后来，桑塔格对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说，她大概在九、十岁的时候，自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她在一台胶版誊写机上开办了一份她自己的月报，每份四页：
复制作品最便宜的方法是，准备一张刻有作品的蜡纸、一个浅盘和一些明胶。把墨抹在蜡纸上，然后蜡纸正面朝下放在明胶上。接着，明胶上可以放上大约二十张纸，就能复制蜡纸上的文字了。这在小房间里弄，真是棒极了。十岁大，我就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文学杂志，然后，以五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
桑塔格面带微笑讲述着，回忆这一出版行为是如何使她获得自我解放的。她作诗，写小说，并至少创作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从卡雷尔·恰佩克的《》 中得到的灵感，另一个剧本是受了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阿里亚·达·凯波》（Aria da Capo）的启发。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将自己看到的报道压缩，写出了关于中途岛 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等的文章。
十二岁的时候，她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服满”她在回忆文章《朝圣》（ “Pilgrimage”）中所说的童年的“刑期”。那是一种折磨，好在她是个好演员，会掩饰。
接着，苏珊的世界里硬生生地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母亲改嫁。米尔德丽德虽然还是阴郁，但她依然漂亮，吸引来了一个新伴。苏珊心里排斥他，但他的到来给了她一个新的姓氏，适合其即将成为作家的身份；而且，他还带来了旅游的希望——离开那童年的荒漠，抵达她的梦幻之地——加利福尼亚。
别处的一个世界（1）
（一九四五 —— 一九四八）
这世上哪里没有我的安身之处？
——《科利奥兰纳斯》 第三幕第三场
一九四五年，空军上尉内森·桑塔格在图森“休假”的时候，搬进了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和她两个女儿在德拉克曼路居住的那栋灰泥粉刷的小平房。纳特 是位战斗英雄，胸前挂满了勋章，他是空军王牌飞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五天，他的飞机被击落。他被弹片击伤，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后，来到图森疗养康复。更可喜的是，纳特英俊潇洒，活泼开朗。这场婚姻得以维持下去。不过，这一切对苏珊都无关紧要。
纳特为了当好苏珊的父亲，给她提出了善意的建议：“别太聪明了，否则，你要永远嫁不出去的。”苏珊才刚刚十三岁，听了继父的话，不禁大笑道：“我要嫁的人得喜欢我这样的人。”苏珊倒没怎么生气，她只是觉得好笑，心想：“这个白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聪明的男人多的是，还以为别的男人都像他呢！”但是，他说的也没关系，她后来说：“我不受外界的影响，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些别的层面的东西。”
内森不是盛气凌人之辈。他看得出，苏珊在同龄人中可能要过一种孤独的生活了。他会为苏珊成为名作家而深感自豪。苏珊也很感谢她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就好象我的生活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样”。
除了自己的文学抱负已崭露头角，桑塔格对战后社会要求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一种单调沉闷的团体思维（group…think）的做法也在作出回应，体现在她对同学和老师傻呵呵的哗众取宠的废话以及在家里听到的令人发疯的陈腐庸俗的想法上面。她讨厌那些带有预先录入的笑声声迹的每周广播节目，讨厌流行唱片榜单上愚蠢而又感伤的曲目，讨厌周日夜晚和周末闯入她家的大奖赛和棒球赛主持人的闹腾。她恨得咬牙切齿，揪自己的头发表示强烈的愤慨，但是，她没把这些想法讲出来。
一九四六年，桑塔格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住进一栋雅致的小屋，“这栋小屋带百叶窗，很舒适，周围是玫瑰丛树篱，门口还有三棵白桦树”，位于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附近。纳特·桑塔格凭借其军事训练获得的干练，硬是搞起了露台烧烤，他采用的是南加州风格，这种越来越讲究的烧烤方式成为战后繁荣的一种标志。
苏珊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住在加州。她在这里最初的发现之一就是一家“真正的书店”——匹克威克书店，她是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逮着”的。她十三岁便“过了”看《星期六评论》这类期刊的年龄，而转向“《党派评论》上的美文和雄辩”了。该杂志她每期从头看到尾，边看边“梦想着哪天去纽约为它写稿”。
在家里，苏珊有自己的房间。大人让她上床睡觉、叫她熄灯后，她会打开手电筒看书。书是从她那喜剧类藏书丰富的书房里选出的，如《康普顿百科全书》、波布希双胞胎丛书、传记、哈里伯顿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维多利亚经典作品。她收藏图书，不去图书馆。书是“她的守护神，她的宇宙飞船”。苏珊欲罢不能，强烈地渴望占有文学、同时也被文学占有。她对这个阶段炽热的记忆及其孤独感似乎令人窒息。她收藏文学作品的激情甚至让她犯罪，她偶尔也窃书，因为凭她那一点儿可怜的零花钱她根本买不起这些书。
别处的一个世界（2）
苏珊写故事、记日记，她也站在那儿放她收集的每分钟转数为七十八的唱片，边放音乐边指挥。她的中学同学梅尔·罗斯曼记得，他们会在她家听上好几个小时她最喜欢的唱片，尤其是莫扎特D小调弦乐四重奏。
十三岁的时候，苏珊还发现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他的日记英文版一九四七年出版，尽管苏珊也许看过一些原版。二十一岁的纪德写日记的形象令人难以抗拒。一*0年，他写道：“我始终隐约地感到我将自己的热情传给了他人，但是，他们缺少神圣的火花。”或者像下面这一段：
我必须学会保持沉默。……我必须学会认真对待自己。……眼睛要更多地观察，脸则要少动。我说笑话的时候要板着面孔。别人说笑话的时候，不要每次都喝彩。别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地对所有人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在合适的时候以脸上毫无表情的方式让别人感到窘迫。
苏珊有个北好莱坞中学同学说：“她那么全神贯注——甚至一丝不苟，如果你可以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丝不苟的话。苏珊——当时没有人喊她苏茜——从不做无聊的事。她没有时间闲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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