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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病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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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夜班，那个男孩饿了，扎在妈妈怀里找奶吃，她抱着他，哄他。怕影响到其他的病人，她给孩子裹着毯子在楼道里踱来踱去，一首一首地唱着歌。终于孩子哭累了，睡着了。
白天抽完了血样，我们去例行查房，她问可以给孩子喂奶了吗，我们说可以了，那个男孩像是听懂了，不哭了，两只小手上下摆动，眼睛里亮晶晶的。
之后诊断结果出来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孩子的病很有可能是因为药物过敏引起的，在发病之前他们刚刚打了预防针。我开始给孩子输液：葡萄糖和博欣静丙，也就是免疫球蛋白。药物用了利血生和阿赛松，再加上治疗腹泻的乳酸菌素和钙片。输液的第二天检查血常规，孩子的血小板数量很快就上升了。疾病就是这样，找对了根源就容易治疗。
到了第三天，孩子的血小板值已经接近正常了。我总是主动去看那个男孩，他很乖，不常哭。他有个很特殊的名字叫墨耕。我问她：“你们是不是书香门第？名字真特别。”她笑了，不回答。她总是拿一个双面绣着“平安”的手机挂件逗她的孩子，男孩也会咯咯地笑出声音。有时候看到她给护士站的小盆栽浇水，有时候又看到她给别的孩子削苹果。
我上班时会给她讲用的什么药，怎么护理。她听着，点头。到了第六天，她来找我：“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墨耕的情况基本上稳定了，可以的话我希望明天出院。”我说：“一般的疗程是八到十天。再观察一下吧。”她想了想说：“之后不也要随诊吗？也不用再输液了吧。”她说的真的挺对的，把程序了解得很清楚。我忍不住问她：“你怎么在之前从不问问我们治疗和诊断的相关问题呢？”她说：“为什么要问，孩子交给你们，不就是应该信任你们吗？再说了，谁会比医生更了解病情呢？就不问了。”
一时，我哑口无言。她对医生的这种信任，我真的是很久没有感受过了。很多时候病人和家属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信任带着某些恭维和惶恐，可她不是，她把那份对生命的信任交给了我们。对于亲人的信任是理所应当，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则需要巨大的勇气。
次日他们出院了，墨耕和我已经熟悉了，但他还是很羞涩，乌黑的眼睛还是偷偷地打量人。他比入院时重了两斤。他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给我们送来了水果，我们当然没有收。孩子母亲把那个手机挂件送给了我，临走时她说：“做医生多好呀，救死扶伤说得有些大了，可是能看到孩子们健康地出院，就是很大的成就，对吧？”她坏坏地眨着眼睛，马尾辫摇来摇去，很轻松很从容地说。
我信任你（2）
她的话让我对于自己的工作，变得由衷地热爱，因为那一份信任，所以要有比信任更大的责任。
之后的我慢慢不再厌烦那些哭闹的孩子了，对于家长也温和体贴一些了。因为我知道，他们都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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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那期待的眼神
医学的大道上我已走过二十五度春秋，很多事也已渐渐淡忘，但是魂萦梦牵、日久弥新的却是一位病人的眼神。
那是在我大学毕业实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跟随老师应诊，我们每个人先自己诊断病人，然后把自己所开的处方交给老师审阅，最后交给病人取药。我遇到一位老人，当他坐在我面前时，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一点不假。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那带着沧桑、透着衰老的双眸，充满了焦虑烦躁、绝望无助和悲伤忧愁。他那痛苦万分却又带有一丝希望的目光，就像照相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这样的目光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灵，让我产生一定要为他解除痛苦的愿望。
他得的是一种怪病，近两月来持续无名高热，在多所大医院检查治疗，几乎让他倾家荡产却毫无疗效。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认真地开出了处方，经老师首肯后把处方交给他。我心里好像有救世主的感觉，认定可以妙手回春。不料老人二次就诊时，第一句话就是“不管事啊”！他的目光更加让人难以面对。我仔细分析后，认为我之前的诊断无误，心想可能是病重药轻，于是加大药量。谁知第三次就诊，老人还是重复着那句话。我马上请老人到老师那里就诊。但是老人仍然坚持让我继续诊治，可能是看我诊病比较认真仔细，他的目光里仍然透露出信任和希望。说实话，上了年纪的人能这样信任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子是很罕见的。我真不愿意辜负老人的信任，再加上年轻好胜，于是又开好处方交给老人。实际上我心里是忐忑不安，连做梦都浮现出老人那动人心魄的目光。当老人第四次坐在我的面前，我接触到老人的目光时，不祥的预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我听过多次的“不管事啊”又无情地回荡在我的耳畔。老人的面容已经非常消瘦，目光里看不到一丝希望。老人很通情达理，并没有过多的埋怨。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惭愧，当时真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钻进去。此刻我真正感受到并且理解了前人所说的“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之深刻含义。我不敢、也不能再为老人诊治，后来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我从老人的目光里感受到医学的艰辛和自己身上的责任。在我后来的医学生涯里，这位老人的目光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它使我得意时清醒，烦躁时平静，懈怠时努力，冷漠时动情，失败时奋起。作为医生，治好病人是最有成就感的。如果现在再让我碰到这位老人，我真希望能让他的目光充满希望，看到欢乐，展现生机，远离绝望，留下平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我将上下而求索，为了那些我永远难忘的期待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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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
一天晚上我在分院急诊科值夜班，近半夜匆匆来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坐下后还没等我问话，他就先讲开了：“医生，我的风湿关节炎又犯了，给我拿点止痛药。”
我抬头看了看那个病人，40岁左右的男性，人挺壮实的，精神还可以，脸上现出轻度疼痛的表情。
“怎么不舒服？”我问道。
“这儿，我的风湿关节炎又犯了，今晚特别厉害，痛了两个多小时还不好。”他说道，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肩和左上臂。
“以前痛过吗？”我继续问道。
“哎哟，你给我一点止痛药就行了，我的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呢！”他有点不耐烦。
“以前痛过吗？”我没理会他，再次问道，并且稍稍提高一点声音。
“有一年了，痛过好几回，看过医生说是风湿，每次吃点止痛药很快就好了，”他只好回答，“这次严重了，两个小时还不好，家里没有止痛药了。”
“哪里痛？”我边问边给他检查，看看肩关节、肘关节等有没有什么肿胀或皮肤颜色改变等。我按按他的双肩关节，“痛不痛？”我问道。
“不痛。”
“这儿呢？”我又按了按肘关节。
“也不痛。”他答道。
“那你到底哪儿痛？”我也感到有点奇怪了。
“这儿，上臂都痛。”他又指了指左上臂。
我再次做了体格检查，但没发现什么部位压痛或肿胀，并且左肩关节活动还可以。“有点奇怪了。”我心里疑惑道。开始我想可能是肩周炎或痛风发作之类的吧，但检查后又觉得不像。常规听诊心脏，发现他的心跳偏慢，有些不对劲。
“以前有没有得过心脏病什么的？”我再次问道。
“没有，除了偶尔风湿关节炎外，什么病都没有。”他有点不高兴了。
“你心跳不好，太慢，要做个心电图检查。”我解释说。
“你们医生就是会开检查单，”他很不信任地说，“我不用做的，你给我开点止痛药就行了。”
我一听就有点生气了，可一想也难怪，某些地方时下整个的医疗环境不好，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很低。我突然感到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心绞痛或心肌梗死之类的，而不是什么风湿，于是我又再次给他解释了一下。
“我哪有什么心脏病，就是有点风湿，你给我开点止痛药就行了，我的车还在门口呢，”他仍然很顽固，“在大医院看病就是麻烦。”
“风湿？告诉你，我就是风湿专业的，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风湿！”我再次提高了说话的声音，并把我的胸牌指给他看（胸牌上有每个医生的姓名和科室等）——我也真的有点生气了，真没想到他那么顽固，连个心电图都不愿意做，“我是为了你好，不是想挣你心电图的钱！”
他似乎一下子被我镇住了，看看我没有说话。
“好吧，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做，那你就在这儿签名，出了什么事自己负责。”我指了指病历本，继续说道。当然，我心想肯定还是不能让他走的。
他再次看看我，看看病历本，犹豫了一会，终于同意做心电图了。
心电图一做，就发现他的心脏确实有些问题，再做一个肌钙蛋白检测阳性，就基本证实了我的怀疑，应该是急性心肌梗死。于是，赶快打针用药，并联系急救车送总院住院进一步诊治（分院没有住院部）。出院门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出租车就停在门口，车的紧急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
后来，由于诊治及时，他基本康复了。出院以后，他还曾专门来拜访过我一次以示谢意。
类似的病例我还曾碰到过几例，总结经验教训，感到作为一名医生应该细心大胆，关键时候应该相信自己，此外，基本的体格检查也不能忽略。
让我们信任彼此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思想一直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总觉得世界是如此美好，前途一片光明。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三年前，从那时起，我感觉特别失落，很多美好的事物变得虚无缥缈，很多理想抱负化为灰烬。
很多不眠之夜我在苦思冥想，为什么原来的我没有了呢？这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难忘的事情。
那是一个类风湿患者，病情很重，已经在别的地方治疗了很长时间，但效果非常差。那是一位很仔细的老年人，看上去很慈祥。老先生每次看病时总是拿着日记本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以后每次复诊时他总是会说，大夫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什么话。每次见到这位老先生我总感觉很不自然，好像是自己的一举一动被人监视一样。
像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患者拿着本子记你的话，拿录音机录音，我相信当医生的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现象正常吗？不能不引人思考。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没有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道德之邦，人与人之间有很多默契是不需要用文字来代替的。而现在我们是一个法律之邦，是一个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的国度。作为龙的传人，我深感丢掉我们的传统美德是一种遗憾。
这种不信任不但表现在患者对医疗机构不信任，而且广大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群的不信任也越发明显。患者对医院的不信任现在有很多报道，我就不再多说。我要说的是医生对患者的不信任是更可怕的。医生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要保护自己，不能被患者告上法庭，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医学是一个经验性学科，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医生不敢开展新业务，不能放开手脚去工作，那势必影响医学的发展。医院要举证倒置，医生就要拿出更多的检查结果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势必也会加重患者的医疗费用。
每一个医生在上大学时，“希波克拉底誓言”都是必修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有良好的医德。我自己也无愧地把自己列在其中。那么既然问心无愧，为什么害怕病人记录或录音呢？因为我希望能在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中去工作，和患者成为朋友，互相信任、互相谅解，共同战胜病魔。
其实上面说的那位老人是很善良的，经常像长辈一样关心我，他做记录只是怕忘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负面报道多了，使我们天天生活在惶恐中，我们在刀刃上艰难地行走，稍不留神就可能跌倒，弄得遍体鳞伤。
不知道我的困惑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要创建和谐社会、和谐医院，单靠医疗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患者和医疗机构共同努力。
死亡真相（1）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腊月三十的凌晨5点，我正在县医院妇产科值夜班，突然有人敲门，急促地喊道：“王大夫，王大夫，快起来！”我开门一看，见是医院的总值班小吴，连忙问她有什么事？她小声地对我说：“你们昨天做的那个吸宫病人死啦！”我一听，头“嗡”地一下就炸了，忙问：“怎么回事？她在哪儿？”小吴说：“人在旅馆里，咱们快去看看吧。”于是，我跟着小吴一溜小跑直奔病人的出事地点。路上，我仔细回忆着病人来医院就诊的经过……
腊月二十九下午，我同年轻的高大夫一起在门诊接待了一名由丈夫陪同就诊的病人，该病人25岁，停经近五十天，要求流产。经内诊检查，发现病人子宫明显大于停经月份。我问她有没有记错月经时间？她说没有。我问她是否恶心呕吐？她说特别厉害。听了病人的陈述，结合临床检查，我立刻考虑病人可能是葡萄胎。例行术前常规检查后，由高大夫给病人进行吸宫手术，我在旁递器械，协助高大夫，手术过程十分顺利。当检查吸出物时，果然发现了葡萄珠样物。我当即告知病人怀的是葡萄胎，必须住院治疗，还需做第二次清宫手术，并进行尿样追踪检查。
由于已是腊月二十九，病人和她丈夫听说需住院，便一口回绝，坚持要回家过年。经百般劝说无效，我们只得同意，并再三对他们强调，一周后务必来院复诊。病人当时答应了，走前还说，现在时间已晚，赶不上回村里的汽车，只能在附近找个便宜点的旅馆凑合一晚，明天再回家。我们再三嘱咐其丈夫要照顾好病人，讲明注意事项，然后送走了他们。
回忆病人从就诊到手术的整个经过，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眼下人命关天，心中难免忐忑不安。迎着塞外严冬刺骨的寒风，赶到病人住的旅馆时，我已浑身是汗。病人住的是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门外有几个人正傻站在那里，见我来了忙让开路。我一进屋，见病人躺在脏兮兮的土炕上，上前一摸，呼吸心跳早已停止，棉被子上有大片呕吐物，掀开棉被一看，病人下面纸垫上只有少许血迹，我考虑与手术关系不大，可毕竟病人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是放心不下。
天亮后，这件事就在医院内外传开了。很多人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这个说，医院把病人给治死了，这还怎么得了啊！那个说，要真是这样的话，以后谁还敢到医院看病啊！更有人添油加醋地说，这简直是草菅人命，这样的医生就得判刑。一时间，满城风雨，总之是把病人的死全部归咎到了医生身上。有的同事跑来问我，安慰我。我一五一十地给他们解释，告诉他们病人的死不是手术造成的，可从他们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对此将信将疑。我心想，我就是有再多的嘴也不可能逢人就讲、见人就解释啊，看来这黑锅要背一阵子了。眼看要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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