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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的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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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们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式是大、小字报。许多单位还摆出了擂台，什么‘拳打××，脚踢××’，看其气势，锐不可挡。
听说自己学校的老师也在一所中学开会学习，很想过去看看。一天傍晚，他俩趁间隙去了，刚来到老师们住的地方，那阵势怪吓人的，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是，许多大字报一张张粘起来悬空挂着，如同帘子，人也走不过去。再一看内容真把他们俩吓了一跳，写的都是自己学校的老师，什么‘土匪××’、‘反党分子×××’、‘反动军官×××’……他们俩呆了一会儿就跑回去了。一个星期的团干训练班学习结束后，春生就高高兴兴地回到老家的高级社主任张大叔家过春节，以往的寒暑假基本上都是在他家度过的，他的女儿、儿子，和春生情同手足，从小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从未发生过口角。
第二年开学，春生所在班原来的班主任姜老师被定为‘反党分子’，不能再当班主任了，教导主任钱老师兼任他们的班主任。钱老师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背有点儿驼，钱老师虽然是个近视眼，但他的眼睛可厉害了，即使我们中的一个同学开小差了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平时他十分严肃，全校的学生都怕他，他来春生班上化学课没有人敢吵。他曾经对春生班的学生说过：“上课时，教室后面的同学我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如果连我都能发现你在做小动作，可想而知你吵多少时候了。”钱老师仅仅当了春生班一个学期的班主任，到了三年级，教体育的王老师接任春生班的班主任。
王老师个子高高的，表面十分严肃，但心里待人可好了。我的体育课不行，特别最怕跳高。上体育课时，轮到我跳高时，王老师特意将拦杆放下许多格，我心里既惭愧，又很感激他。
我们毕业的那年，学校动员我们报考母校读高中。我在小组里实话实说，我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总不能光着身子读高中吧。后来，小组长把我说的话报告给王老师，王老师把我叫到走廊，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说我忘本了，我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过了一个星期，毗邻的小学放电影，王老师约我一起去看电影，路上对我说：“根据你的实际，你想读什么学校，自己决定吧！”我去北京工作后，和王老师通信是最勤的。他常常勉励春生要听党的话，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 校园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各地先继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在农村又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和浮夸风，提倡什么‘吃饭不要钱’。原区委所在地村子的墙上出现了‘奋战一昼夜，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幅标语。搞水稻小株密植不讲科学，说什么‘越密越好’，还把许多大田里已经抽穗的水稻移向‘样板田’，搞什么‘万斤亩’，欺骗上级。到了下半年，掀起了一股大炼钢铁运动，春生所在学校附近的十滩背、上高畈等地都建起了小高炉，每户的大锅、小锅都送到小高炉去炼铁，反正吃饭不用自家烧了。后来上级在某镇的青塘又办起了‘钢铁厂’。
大跃进的劲风也刮进了学校，学校的教学秩序一时受到了冲击。那时过多地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本来已经有不少试验田，为种好这些试验田，全体师生投入的劳动已经不少了。可是当地的领导又经常给学校下派劳动任务。学生们一会儿被抽去敲铁矿石，一会儿去帮助割麦子，一会儿又被叫去修水库，乘风水库、九龙水库、七里垅水库、包坞水库学生们都去干过活。一天半夜，学生们睡得正香，突然学校的集合钟敲响了，大家眯眯糊糊来到内操场集合，老师让大家扛着畚箕去帮助农民挑塘泥搞积肥。学生们每挑一担塘泥就发给一粒豆，说是计数用的，最后看哪个班、看谁挑得最多。
到了五八年的下半年，春生他们全校停课集体去某镇的青塘支援大炼钢铁。大多数同学是步行去的，班主任照顾春生身体差让春生乘船去。学生们有上山扛木炭、背毛竹的，也有敲铁矿石、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春生在自己班里干了几天，后来和另一位同学一起被抽到厂宣传队去了。同时被抽去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学，宣传队的其他成员就是镇文工团和文化站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写稿、组稿，编写演唱材料，编辑出版《兰钢二厂》战报。除此之外，如果某个高炉出铁了，由春生和另外一人编好贺词（快板诗），然后以厂党委的名义抄在红纸上连同奖金（一般是二至五元）敲锣打鼓送去。春生班的凤姑娘等两位女同学在厂部开扩音机，整个工地都装有高音喇叭，有什么事情一般都在广播里通知。
一天，春生和另一人根据一领导反映的‘他们单位有一个女人不干活，天天回家去’的事，再依据“李家庄有个李有松……”的曲谱填词编成了演唱材料。适逢第二天县婺剧团来工地慰问演出，一个女演员见到这演唱材料，就在广播里唱了起来，那个妇女听见了呜咽哭了半天。后来春生想想，他们未免做得太过份了。
一次，春生陪某报的一位姓汪的记者到工地采访，一天下来，他们谈得很投机，很快成了朋友。春生的一篇稿件托他修改，他欣然同意了。没过多久，经他修改后的文章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见报了。以后报纸刊登春生撰写的报导和文章逐渐多起来了，每星期几乎都有，那年春生还被评为积极通讯员。在他的帮助下，春生写作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到后来，《浙江青年报》和《浙江日报》也刊登过春生的文章。
从钢厂回来不久，春生和邵老师又到县里参加县四级干部大会，同车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姓汪的文学爱好者，平时春生经常到他那里玩，这次能和他在一起开会自然很高兴。春生和干部们一起开会听报告，一起讨论，拿起笔一起歌颂‘三面红旗’，春生写的诗歌和快板还被收进了县文化馆编写的小册子《兰花》。那时粮食比较困难，平时供应定量较低，这次开会放开肚子吃饭，一见到那一桶桶香喷喷的米饭，馋得直流口水。吃饭时，只怕吃不饱，还从他人那里学来了“抢饭”的密诀：第一碗不要盛得太满，第二碗要盛得满满的，且要装得实一点。后来春生由于米饭吃得过多而病倒了，春生躺在床上，再香的米饭也不想吃了。 。 想看书来
1 进发北京城
1959年暑期中考，春生获得地区第二名、县“中考状元”，同学们为春生高兴，老师也为春生高兴。春生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录取时草榜公布的是师范学校，春生想，将来当个人民教师亦蛮好，春生喜欢。可是，过了没几天，陈老师告诉春生，说是春生的录取学校可能要变动。会有什么变动呢？春生猜不着。又过了几天，正式录取的通知书下来了，春生录取的学校是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学校在首都北京，春生高兴得一连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消息很快地被学校的老师、同学知道了，大家都向春生表示祝贺。同时，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学校所在的古镇各个店铺，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因为在当时，小小的集镇，有谁去过首都北京呢！
在办理粮食转移证时，办理的同志问春生：
“第二机械工业部可是中央的国家机关，怎么会是学校呢？”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在后面添个校字吧！”
于是他就把春生录取的单位写作“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校。”以至后来被当作笑话。
8月30日，春生告别了唯一的亲人——姑妈，根据通知，先来到地区教育局报到。教育局的同志告诉春生，这次中央二机部到该地区共招12人，每个县一个，你可是第一个来报到的啊，先住到地委招待所去吧！北京会有人来接你们的。到了第二天，中央二机部的同志来了，他高高的个儿，黑黑的脸堂，他自我介绍姓孙，让春生称呼他为老孙。他亲热地*生“小张”。由于他待人十分和蔼，和他在一起感到无拘无束，很亲近。下午，去北京的同学陆续到了十人。老孙让大家再等几天。白天他让他们自由活动，晚上他领大家去看电影或者看戏，大家过得十分开心。除了供给吃饭外，每人每天还发给五角钱补贴（别看五角钱，它当时可够春生在读初中时一个星期的菜钱）。在地区整整地等了三天，可还有两位同学没有来到，老孙决定向上海开拔。
到了上海，大家住在上海大厦隔壁的礼查饭店。老孙住在上海大厦，他们的二机部华东干部处就设在那里。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干部处的老孙和处长把大家集中起来开会。开会前老孙还领大家参观了上海大厦。会上，处长给大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招工各方面条件要求都很严格，你们被招收了是莫大的荣幸，应当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你们同时也要作好思想准备，要准备到大西北或其他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有的同学听说要远离父母去大西北工作，个别的当场就哭了。“不过，书一定要读的，先读书后工作，你们的学校就在首都北京。”处长接着作了补充。这个同学听了又破涕为笑了。
在上海逗留期间，大家吃得很满意，住得很舒服，玩得也很开心。先说吃吧，早餐主食的花样可多了，有馒头、花卷、糖三角、包子等，大家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丰盛的早餐。中午和晚上的主食是无锡大米饭，每餐有十多个菜一个汤，还天天变换着菜肴花样。大家感到仿佛到了天堂。因为当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要是在农村连饭也吃不饱呢！有的地方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再说玩吧， 老孙天天带大家逛公园、 跑商场、进剧院，使大家大开眼界。当时出去逛街坐的是有轨电车，“叮叮叮”地在上海市区来来去去，十分有趣，而且价钱又便宜，3分钱就可以乘坐三、四个站。大家在上海整整呆了七、八天，因为还有两位同学没有来。后来听说他们不来了，由春生所在的县再补一名，这样春生又多了一位老乡。这位同学赶到上海后，老孙就带着十一位同学向北京进发了。
来到北京后，老孙把大家带到中央二机部十二局，住进了局招待所。第二天老孙就要离开北京回上海了，当他来向大家告别时，大家的眼圈都红了，有的甚至抽泣起来。因为和他在一起半个多月，他象大哥哥一样对待大家，领着大家去玩，去看电影。现在在北京会有谁来带大家去玩呢？大家只好整天呆在招待所里，说说笑话聊聊天，或者到附近的地方去遛一遛，因为走远了怕回不来。到了第三天傍晚，一个和大家住在一起的江西老俵自告奋勇地要带大家出去玩。大家叽叽喳喳地象一群小麻雀簇拥着他来到天安门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每人化了一角钱门票进去了。这里跟上海的“大世界”差不多，到处是剧场，上演的戏有京剧、越剧，另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称的北方戏。可这位老俵偏偏把大家带到了跳舞场。正值舞场休息，大家就在旁边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音乐起，舞池里又翩翩起舞了。虽然舞场不大，但却是现场伴奏，而且是名人名家在伴奏。春生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音乐，忽然一位花枝招展的姑娘走到春生的面前，伸出手，很有礼貌地说：“请！”春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十分尴尬，只好说：“实在对不起，我不会。”后来，春生把这位老俵痛骂了一顿。但话又要说回来，还得感谢他领大家玩了很多北京有名的风景点。
2 分配去包头
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一天，二机部十二局的领导把大家又召集起来。他说：“本来是要让你们先读书后工作的，但现在一没有老师，二没有教室，大家都不能坐着吃干饭吧，因此你们得先下去工作，以后条件成熟了再读书。”说完，接着一个一个进行个别谈话。领导找春生谈话时这样对春生说：“本来你是分到湖南衡阳的，可小单一个人不肯去包头，所以组织上考虑让你改去包头，你看怎么样？”春生听了立刻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愿意服从组织安排。这位领导听了之后很高兴，还当场表扬说，你真是个好同志。这次春生他们11人被拆开了，春生和小单，还有那个江西老俵被分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春生的两位同学被留在十二局里学打字，其他的人被分到湖南衡阳。第二天大家就分道扬镳了。
春生提前买好了去包头的火车票。可是出发前，天下着大雨，寒风凛冽，好象老天有意跟春生过不去似的。大家整理好行李，呆呆地望着天空。这时，不知谁说了句“我们还是坐小汽车去吧。”春生一听，随即查到了‘首都出租汽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并半真半假地拨通了电话，大家似笑非笑地看着春生。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突然响起了‘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大家连忙迎了出去，“是你们要汽车吗？”“是！”大家赶紧拿了行李坐进了汽车，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北京新站，票价才三元钱，比坐三轮车还便宜。
大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了包头，按组织指定大家先到了内蒙化工厂（这是春生的工作单位）驻东河办事处。由于在火车上老是坐着不大走动，春生那被蚊子咬肿的右脚，这时肿得更厉害了，连走路都有点困难了。办事处的同志见春生这样，*生暂时在处里休息一下，让其他两位同志坐厂里的卡车先走。他们到了厂里，人事科的同志问他们：“还有一位女同志怎么没有来？”他们听后，不竟‘噗哧’笑出了声。人事科的同志见他们在笑，却不知为何要笑，直到后来才恍然大悟，等春生到厂里时已经快傍晚了。人事科将春生分到保卫处，小单分在保密处。
保卫处的老王同志负责安排春生的住宿，他见春生的棉被十分单薄，就到厂部给春生借了两床棉被、一条床单，还有一个枕头。到包头的第一天，春生就睡了个暖暖的安稳觉。后来，处里的领导见春生的衣服也很单薄，又补助春生三十多元钱给春生买冬衣。一个星期天，老王同志还专门陪春生去买棉衣、棉裤。一个认识老王的人见他正在给春生挑选棉衣，说：“您给孩子买衣服啊。”
“哪能呢，我还没结婚呢！”老王红着脸说。
其实老王不过三十刚出头，只是皮肤黑了点，看上去年纪显得稍微大了些。老王是个转业军人，现在是厂里管消防工作的负责干部，他手下还有一批专业消防人员。随着工厂正式投入生产，消防人员将要增加，于是处里决定培养春生当消防干部，让春生拜老王同志做师傅。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又决定让春生学做保卫工作，并告诉春生十二月份将送春生到包头市公安局办的公安学校去读书。读书前先安排春生帮助整理、建立本厂人员档案卡片。后来又*生天天跟着处里的胡科长，实际上是当他的秘书。一天，春生和胡科长去参加一个会议，开会时保卫处长见春生也在那里，说：“谁叫你来的？”春生被弄得稀里糊涂，差点儿哭了，后来还是胡科长给春生解了围。胡科长名叫胡吉拉图，是蒙古族人，身材十分魁梧，但待人却十分和气。春生调走不久，就听说他被提升为保卫处处长。春生曾几次到过他的家，他用蒙语把春生介绍给家人。在他家逗留时，他和春生讲话时用汉语，和家人讲话用蒙语。蒙语春生听不懂，在包头春生只学会几句最最简单的，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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