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千古国画大师:国画那些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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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不是地形图，要有神、有意、有追求才好。现在听来话很平常，在当时却很有创造性见地。隋代虽然短命，却也出现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可算做山水画翘然独立的标志性画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山水画：人生大梦指此归（2）
唐代画圣吴道子综合水平无敌于天下，山水功夫也差不了，在他的笔下，山水终于在线条的表现下充实鲜活起来。有唐山水画的代表人物，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史称大李、小李将军。大李真当过将军，小李没有，但绘画成就大，画史也就不吝给了“将军”称号，反正也没人发将军费。应该说，后来的青绿或金碧山水，比如宋代赵伯驹、赵伯骕兄弟、元代钱选、明代仇英等，都没有明显超过二李。李思训的山水画“湍濑潺凌，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儿子李昭道继续把父业发扬光大，一幅画面，有山有石、有泉有水、有树有草、有禽有兽、有颜有色，而且是经过了构思选择和刻意表现的山石草木，那山水之美已经开始跃然纸上，这等鲜艳赫目的青绿山水，自然能与大唐时代的高歌盛业相映匹配。唐代还出现了由王维、张璪、王墨、郑虔、顾生、韦偃等人开掘发端的水墨山水，展示了风雨晦明、空濛淡远、充满神秘色彩和文人趣味的山水别面，亦让中国画的魂灵——“水墨特色”发轫，而水墨自身的神奇亦使它不辱使命，一经水墨表现，画面便焕发出了丰富、迷人而独特的魅力光彩。
　　过了盛唐，山水竟然压倒了人物，成为画题主流。结果后世的绘画大师，半数以上都是山水画巨匠。当然，这除了山水之盛，还有社会的世俗原因，比如人物画、事迹画容易“惹事生非”，而山水画基本上得罪不了谁，而历来的文人退官们，都喜欢以归隐山林、吟啸林泉而自命不凡和自鸣清高，山水也是他们富含意味的选择。其实泛泛而讲，人物画比山水画难度大，当然，这并不说明画人物就技艺高级。有时候简单容易的题材画好了反而更难，一片兰草、一枝简花，容易画吧，假若美院招生出这么个考题，估计会把所有考生考煳。这也算一种辩证吧。
　　尽管如此，山水画既然成为了高级选择，它当然就义无返顾地一路奔向成熟，改朝换代也改变不了它的参天趋势。所以即使在过渡性的五代时期，山水画仍然窜枝长叶，荆浩、关仝、董源等人的山水画已经俨然大象独具。到宋代便已是山花怒放、气象万千、果实累累，巨然、李成、范宽、郭熙、米芾父子、马远、夏圭、刘松年、李唐，名家辈出，浩浩荡荡，青绿、水墨、工笔、写意，也能经常长短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到元代，山水画丰收集成，硕果累累，钱选、高克恭、赵孟罹�不同凡响，并出现了风格上的重大转变，以“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最为明显。一方面，在笔墨技法、意境创造以及诗书画的结合上都有新的发展，已臻化境，几近完美，另一方面，随之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文人山水主导局面，那些清淡冷落的“干净”山水，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味道。
　　明清及近代，山水画蜿蜒变化，危机与机遇并存，空洞的复古和挣扎的创新此起彼伏。“危机”来自于前人的表现，前人已植树成荫，“树下乘凉”是欣赏者的事，画家怎么办，或许只有另选品种或者老树嫁接了图新枝了。所以，山水画开始了“被折腾”的生涯，折腾出新意就是成就。最大的事件，是明末艺苑领袖董其昌，把山水画分为了南北二宗，把二李将军推做北宗祖师，把王维推做南宗祖师，可惜董其昌贬低北宗，推崇以水墨山水为主的南宗。如此以来，在一帮重要文人的作用下，山水北宗式微，南宗却被抬到云端。

山水画：人生大梦指此归（3）
南宗虽然成就巨大，但北宗“失宠”不能不说是山水画一重大损失。这事说来话多，且引用学贯中西的徐悲鸿先生《法国艺术近况》文中一段话，算是替北宗山水鸣一惋惜：“至于中国画品，北派之深更甚于南派。因南派之所长，不过‘平远潇洒逸宕’而已，北派之作，大抵工笔入手，事物布置，俯手即是，取之不尽，用之无竭，襟期愈宽展而作品愈伟大，其长处在‘茂密雄强’，南派不能也。南派之作，略如雅玩小品，足令人喜，不足令人倾心拜倒。伟哉米开朗琪罗之画！伟哉贝多芬之音！世之令人倾心拜倒者，唯有伟大事物之表现耳。”
　　明清画坛，先后有吴门四家、松江派、清初四王、清初四僧、扬州八怪等文人山水，或寻古意，或辟新貌。到了近代，虽然国运不昌，但大画家们如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辈，对山水画都能力求突破陈规、开拓新境。回望山水画史，网络有人戏言中国山水画是“商周开荒，战国撒种，秦人施肥，汉人浇水，六朝成树，盛唐开花，两宋结果，元人收获，大明旧花，大清新芽，二十世纪挣扎，二十一世纪收藏”。虽然多少有些道理，但也不必厚古薄今，也不必对现代和未来太过悲观，只要人类还在，山水画就不会消亡。对于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来说，人不过是山水的一部分，亲近山水、绘画山水、表达山水，其实就是表达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也是抒发自己的情怀、情感和情致，事实上，的确有不少古今人物把堕情山水，当做了宣泄宿命、失落、俗滞和郁闷的有效途径。
　　艺术有艺术本身之规律，唐诗过后再无格律诗之高潮，山水画成熟完备之后，再想超越和创新，确实是难上加难。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翬，号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至大成”，虽然成绩不俗，连康熙皇帝都喜欢称赏，但如同你想弄一个“采长”动物，有鸟的翅膀、虎的威猛，又有牛的干劲一样，这种“大成”，恐怕会有点一相情愿的风险。所以有人批评说四王山水有唐有宋有元，就是没有自己。难道后来的山水画家就无路可走了？倒也不是。其实，老老实实地表现中国山水就是一条途径，生在中国也是画家的福气，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山之丰富多貌，水之变幻多态，给画坛代有大家出、纵横驰骋各有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广义上讲，花鸟本来也是山水的一部分，单说这花鸟本身，就已经足够异彩丰富，所以两宋以后花鸟画也一路高飞。
　　当文人画被抬到显高位置时，山水题材仍然是文人画的第一选择。王维被董其昌推荐为文人画、水墨山水画的祖师级人物，跟他的诗人、高士身份都有关系。王维早年学画曾认真学习吴道子山水，得了形神功夫，晚年隐居蓝田别墅，辋水环绕周围，风景绝美，寝馈其中，弹琴赋诗，漫云穆山，游心于艺，经年涂抹，绘出了一批充溢着静谧空灵和淡远诗意的水墨山水，新意一出，永年不绝。“桃花山水，不如归去”，那文人高士们动不动就归隐山林，现代社会山水也成了城市人群的空前向往，足可见证山水的空前无量和人的卑微渺小。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南朝文人王微《叙画》有云：“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按照这种“拟太虚之体”的画论，所谓“心中之山水”，将无穷无尽、无涯无岸。其实山水画单只题材，即仍有不少未尽之处，近代画家黄宾虹先生夜看山水，突然匪夷所思地画起了“夜山”，令人惊讶不已。
　　黄公望生死都在虞山之麓，一生中画过多次虞山。后来的唐寅，听说老师沈周经常追寻黄公望踪迹，去虞山写画，心想虞山再好值得你三番五次去？于是忍不住悄悄去了一趟，唐寅一张写生稿尚未画毕，已发现虞面前的山面貌大变。就是说虞山擅长变脸，随时辰光景、风雨云雾、阴晴圆缺、冷暖干湿，时刻都在变幻容颜。唐伯虎画了半天，掷笔叹息：这山，比柳三变还厉害，恐怕有孙猴子的七十二变，没法整，一辈子也画不完呐。这正是，笔使秃，山常在；墨运干，水长流；亦正是，尔曹身与名犹在，只因纸上山水新。
　　

花鸟画：花开红树乱莺啼（1）
人贵有情，鸟贵有翼。在有情人眼里，山水有情，花鸟有意。花鸟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唯一的遗憾是，很多在古人身边寻常可见的靓鸟，已经在“后人们共同努力下”灭绝了。《红楼梦》有“黛玉葬花”，这位林姑娘的举动在无情人眼里属于典型的没事找事型，在有情人眼里则大大不同，那情景是大才人曹雪芹奉献给人间最为凄美动人的画面。唐诗宋词里似乎有数不清的“愁”字，它也被现代人狭隘化理解了，其实你只需要把“愁”字拆开，想一想“秋心”二字，无数新的感受，便会蔓延而生。欣赏中国画，笔者认为只需要两双眼，一双慧眼，一双有情眼。这两种眼多了，社会上的势眼、利眼、红眼、钱眼，便会相应减少。
　　人一有情，便想抒情，人一抒情，便生艺术。最美的礼物叫鲜花，最美的笔触是花鸟。中国画中的花鸟，和山水元素一样，早期基本上都是人物画之附丽。随着历代画人们的探研发展，特别是经过了南北朝的起兴，乃至唐宋的兴旺发达，终于蓬勃成象。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东汉壁画《双鸦栖树图》，大概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南齐谢赫《画品》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可能是已知最早的花鸟画家。南朝宋代的顾景秀善画蝉雀，陆探微看了，“叹其巧绝”，陆探微本人也画鸟雀，顾恺之也很喜欢画水鸟，还有个陶景真，有记载谈论他的《孔雀鹦鹉图》。而北宋《宣和画谱》上的《花鸟叙论》，则可能是历史上首篇花鸟画文论了。
　　花鸟画的文化妙理，跟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跟山水画相比，它少了些宏大，多了些细微，少了些肃穆，多了些灵动。而宏大细微、肃穆灵动的组合，才是世界完整而生动的真实面目。薛稷、边鸾、徐熙、黄筌、赵佶、徐渭、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等，是中国画史上花鸟画家的最杰出代表。细细思之想之，我们的眼前可能会浮现出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郭乾晖的鹰、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林良的禽、陈淳的墨花、徐渭的葡萄、朱耷的鱼、郑板桥的竹、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吴昌硕的花卉、齐白石的草虫、李苦禅的山鹰——确实称得上繁花锦绣、百啼争鸣、琳琅满目、美不胜美。
　　需要注意的是，花鸟画也跟其他画科一样，一直存在着工笔、彩笔、墨笔、意笔以及工意结合、彩墨搀渗等画家意趣、时代兴变和意志选择问题。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随着文人画的勃兴，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及梅竹松“岁寒三友”因其外形内质，被文人们优先选中，作为独特的画题经年不衰；更有莲荷，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美姿，赢得了无数画人的情有独钟，代有画人。另外，历史上的绝多女画家，亦多以花鸟题材为重。
　　被誉为“花鸟画之祖”的，是唐代长安人边鸾。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说他“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三妙，未之有也”，“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他擅长花鸟草木、蜂蝶雀蝉，精于写生，妙于设色，下笔轻利，用色鲜明。唐德宗时，有新罗国献孔雀于朝，艳丽夺目，引人关注。德宗把边鸾请来画孔雀，据说画了两只，“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边先生还曾经为长安洛阳等地的寺观绘制过大量壁画，端的是花卉艳丽欲滴，鸟雀逼真脱壁，引得众人围观流连，无不感叹称颂。

花鸟画：花开红树乱莺啼（2）
元人汤垕《画鉴》有言：“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浓艳如生——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宋《宣和画谱》也表扬边鸾“精于设色，无斧凿痕”。该画谱记载了边鸾三十三件作品，内容涉及孔雀、鹧鸪、鹡鸰、白鹇、牡丹、梨花、桃李、木瓜等名贵禽鸟花木。无所限囿的他，还把题材扩展到“山花野蔬”，看来竟比齐白石画作题材还要丰富些。
　　边鸾工笔重彩，独居一格，画面生机盎然，天趣真切，在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其把唐代花鸟画提高到崭新水平的先进事迹，荣获花鸟画“祖师”称誉。五代花鸟画名家刁光胤、黄筌等，都直接承袭他的画风。提到黄筌，我们就会立刻想到徐熙，这两位经常一并提起的五代花鸟大师，有“徐家野逸”、“黄家富贵”之说。徐熙在野，意境清淡隽永，黄筌则为宫廷画家，作风丰满美艳，身世也是造成一家富贵一家野逸的直接原因。
　　黄筌曾画过《六鹤图》，六鹤一只称做“唳天”，一只称做“警露”，一只称做“啄苔”，一只称做“舞风”，一只称做“疏翎”，一只称做“顾步”。仅从名字，谁都可以想象出六鹤是多么地各具形态、精绝生动。诗圣杜甫却有诗句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说的是唐代画家薛稷曾经画过十一只鹤，这让我们不禁遐想，黄筌六鹤仿佛已经画尽鹤态，那薛公的十一鹤，又会是怎么样呢？答案是：画失传了。
　　百鸟朝凤，花好月圆，俱是人人想往之美好所在。面对徐野、黄富，世俗的主流取向，自然应该是“黄家富贵”。所以据说连徐熙的孙子徐崇嗣，都不愿坚持走祖父的“野逸”之路，而是往“富贵”的画风上靠近。不过，也许是因为不缺富贵，才绝当代的南唐后主李煜，倒是十分喜欢徐熙作品，并搜罗不少据为己有。当北宋大军灭掉南唐时，这些作品大约又都被宋廷掠走。据说宋太宗检阅战利品时，看到了徐熙的画，赞叹不已，说“徐熙画花果最为高明，其他人不值一提”。但从传下来的疑似徐熙作品《玉堂富贵图》上看，野逸的徐熙画起“富贵”来，照样是满堂生辉。可见，野逸也好，富贵也罢，牡丹也美，幽兰也妙，所谓花鸟题材，本来就是异彩纷呈、怡神赏心、养眼悦目的渊薮。
　　徐熙是南京人，黄筌是成都人，那时候交通、信息都不发达，再加上一个南唐，一个西蜀，属于两个“国家”，互相认识的可能性不大，但互相知名倒是肯定的。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记载，宋代曾有人在向文简家里见到十二幅图，花、竹、禽鸟、泉石、山水，皆极精妙，画上有题：“如京副使臣黄筌等十三人合画”，还有南唐李主之印，说明画是蜀主赠送李主之物，这种艺术往来，暗示出大画家徐、黄一定会互知大名。《图画见闻志》还记载，黄筌之子黄居宷曾经在北宋皇宫里见到父亲的《秋山图》，一见动容，说这画其实是我们爷俩一块画的，不信？可以从绢缝里找到我们的签名。听者一查，果然如此。
　　黄筌有子乃绘画高手，那徐熙也不差，他的孙子徐崇嗣也是绘画名家，徐家还被画史称为“没骨花鸟画”的创始人，这种画法，打破了前代习用的“勾花点叶法”，以彩笔涂染，从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花鸟风格。徐熙、黄筌虽然未必谋面，但双方从个人到国家，命运却有点相似。黄筌的主子西蜀国王孟昶，跟才华出众的南唐国王李煜一样，也是风流多艺，可惜孟李二人先后都被北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