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北宸跨越海峡的通信:家国何处不入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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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积淀的中华习俗文化更像潺潺流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哪能凭空划下一条线，然后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宣告：往前是古，往后是今；左边是彼，右边是此呢？
　　然而对那句“自己的东西则故意视而不见”，却让我欲辩还休，对于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在日据时代中后期那段历史，我的确所知甚稀。
　　这一阵子，都在找寻相关史料，希望透过这些点滴，寻得当日的一些真实。
　　整理逝去的这段，主要是为了自己，我想今生今世，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那个美丽的小岛也永远是我的家乡。
　　家乡至今未远的过往，长到那么大，突然有种殷切的渴望，不愿让她在心中继续留白。
　　皇民化教育
　　日治后期（1926－1945年），此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兴起，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对台积极实行“皇民化政策”。
　　所谓的皇民化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能够对天皇与国家尽忠，培养拥有牺牲小我情操的人民，本岛人被要求说国语（日本语），遥拜皇居，参拜神社。
　　这里提到的“本岛人”是当时岛上的在台日人为了区别彼此所发明的称呼，他们自称为“内地人”，称台湾人为“本岛人”，而对当时同样是殖民地的朝鲜人，则称他们为“半岛人”。
　　在日治中期，平地上的台湾人仍参与零星的抗日组织，比方“农民组合父母会”，表面的功能是农会里若是会员的父母去世了，大家集合相帮，实际上从事的是抗日的活动。
　　当时的警察与地方保正搜查相当严格，若抓到散布抗日思想的嫌疑犯，往往一关六七年。关在矮牢里，人无法站直，几年下来原本长得很高的汉子，出来也就驼了。
　　高山上原住民抗争的雾社事件（1930年，昭和五年）死伤惨重，当时日警为了搜捕蕃人，甚至开出献上蕃丁的首级可领取一百圆的高额赏金。
　　要知道那时很多蕃人每日采伐与搬运修建屋舍的桧木以致肩膀流血，做一天的苦工也只得五十钱。
　　令人叹息无语的不仅是蕃丁，蕃妇的首级可换取的赏金是三十圆，孩子是二十圆。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5）
很少人知道原住民的这段故事与当时的泣诉：“为什么我们不能过着原本的快乐生活，日本人跑到深山里来就为了欺负我们不成？”
　　最近听说《海角七号》的导演五年前已计划筹拍雾社事件中莫纳·鲁道的故事。
　　片名已定为《赛德克·巴莱》（原住民语：真正的人），希望影片能还原这位在日军与日警的追击下，命令族人自缢，最后独自在大断崖深处自杀的抗日领袖的生平。
　　台湾总督府对当时雾社事件的报道重点自然放在死伤的内地日人平民身上。那么究竟当时在台有多少日人呢？
　　根据1930年（昭和五年）的国情调查，在台湾的内地日人，1895年时仅有数千人，到了1930年总数已升为221808人，在台湾出生者高达75457人，这个数字成长之快令人咋舌。
　　事实上，昭和时代的台湾在财政上已上轨道，同一时期的日本本土却面临着经济不景气环境的压迫。
　　相较日本本土、满州与朝鲜，台湾这个地方被经营成日本人的宝库。气候宜人，便宜的劳工也使岛上的生活比起内地来得轻松。
　　在日本前二十多年强悍的统治风格下，台人慢慢放弃了毫无希望的武力抗争，良好的治安也让内地人感到放心。因此越来越多日本人愿意举家定居台湾。
　　除了日本各项职业的劳动者与投资者迁台外，中国沿岸厦门、福州等地也有劳动者，每到春夏，包种茶制造时期，定期搭船前来打工。同样是1930年（昭和五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淡水、高雄入境的中国劳工有12392人，出境的有9237人，他们辛勤地工作为的就是多攒点钱回家。
　　本岛台湾人也努力让自己生活过得好，大家庭里即使妇女也合心协力从事劳动工作，相较于在台日人，本岛台湾人的生活消费非常低，星期假日也勤勤恳恳地工作，本岛人的事业也因此日渐成长，当然城乡的经济情况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在昭和年间，日本政府因本身短绌的财政而时常挪用台湾总督府的公债金额，这些举措也往往造成在台湾内地日人薪资减俸的情况。当时侨居台湾的内地人抱怨这就像“自以为很有钱的父亲为金钱所困，最后让拼命省下钱的儿子交出大笔存款”。他们共同的心声是：祖国啊（日本），请赶快振作繁荣起来吧。
　　在台教育上，因为要日后用人的关系，一般孩童上预备学校的情况相当普遍。岛内的日本人念的预备学校称之为“小学校”，学费便宜；岛上台湾人念的学校称之为“公学校”，学费较贵。
　　在日治时代，学校的教育虽然严格但也扎实，课程除了史地、数理、国语（日文）、汉文（一星期两节课）外，还包括修身、画画、书法、农业、体操。女校另设有家政课。
　　根据昭和三年的统计，当时岛上日人读的“小学校”共为132所，台人读的“公学校”共为155所，而之后台人想要取得七年制高等学校的就读资格就非常困难。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一些台人为了补助家用做了军夫。
　　黑板上的汉字是“尽忠”，最近看到有人讨论着爱祖国前要先看看自己的国籍，我不免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些一夕之间莫名其妙丧失了原本国籍的人，对于这些父母说汉语，自己则出生在大正、昭和年代，吃的是“日之丸”便当，唱的是日本国歌“君之代”的孩子，当他们在空中写下“尽忠”时，心中效忠的对象又该是什么呢？他们还能爱中国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6）
这几天思索答案，随手再翻阅文献，发现在昭和十七年曾发生一则旗山事件，起缘是一个溪州国民学校的孩子在作文中无意地写下了“日本输”、“中国赢”的字句。
　　纯真的孩子最后被日警当成思想犯严加拷问。读到这段，良久不能自已。
　　昭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42年，距离清廷割台已经50年，即使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一家人关起门来时，人们心里的那份希望，还是不自觉地会流露出来吧。
　　战争脚步逐渐靠近
　　北宸
　　为了灌输天皇中心思想，皇民化运动的内容除了废除寺庙，改拜神社外，还包括：禁止言论*自由、取消汉文教育、禁用汉字汉语、更改姓名运动、更改服饰运动、台湾人厅堂放置的祖先牌位及神像须撤下，改祀奉日本神祇……
　　1937年4月底，文教局全面禁止岛上学校的汉文教育，唯一由台湾人发行的《台湾新民报》于同年6月消失了最后的汉文栏。
　　广播频道全面改为日语节目；一些机关颁布了说国语（日语）与不说国语的员工薪资相差十圆的规定；若干机关实行若发现说台语者，不论职位高低皆罚款两圆的措施，为数不少的公务机构干脆直接对不擅日语者不予雇用。
　　如此铺天盖地的宣导日语，据统计，在1937年全岛能解日语者，不过37％，但到了1942年4月底便跃增至60％左右，到了1943年使用日语的比例升至80％。
　　一日24小时皆说日语的家庭，经过审核，准予“国语家庭”的优待，其优惠包括：较多的食物配给、孩童有机会进入设备师资较好的小学校及中学念书、公家机关得以优先任用。
　　1940年公布的改姓名法，一般台湾人并不是太热衷，毕竟姓氏是祖宗所赐，与生俱来，也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
　　据资料统计，到1943年底，全台仅有126211人改姓名，约占当时人口的2％。
　　更改姓名运动中，部分人士的改名是缘于在地方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譬如日本当局强令《台湾新民报》编辑，台湾民众党发起人黄周更改日本姓氏，以为“示范”。黄周最后故意用“吾黄周也”作为他的日本名。
　　日本人一开始不明究理，予以核准，等到恍然大悟后，气愤之余也拿他无可奈何。
　　而*22岁前的日本名“岩里政男”，不但是改日本姓（岩里いわさと），名也改得彻底，这样的“日姓日名”，在当时的台湾社会确为少见。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台的统治方针，也可以说是完全为了配合日本进入战时体制所采取的统治手段。
　　尽管当时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42年，并且经过所谓“内台一致”政策的浸渍，但日本人心中的本岛人毕竟和中国人是同宗同种，因此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日后战争中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中国。
　　昭和十四年（1939年）9月1日，德军突破波兰西部国土，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同年10月的地方长官会议上，台湾总督府的小林总督明确地指出：“为了达到‘圣战’的目的，台湾作为农业、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与帝国南方政策前进基地的使命越来越重，确保岛内人力与资源的重要性，无需再赘言。”
　　然而据内地人（在台日人）回忆，在当时的台湾社会，相对于内地人的齐心协力一致捐款，本岛人却复杂地有如“马赛克”一般。
　　台湾人中，既有1906年在台北出生，尔后到大陆沿海地区组成台湾义勇军，以抗日救国、光复台湾为目标的李友邦将军；也有为了家庭生计前往战地支持日军的“志愿者”。而更多数的人无力改变周遭的一切，只能打从心里感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不幸。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7）
随着战争脚步的逼近，灯火管制的黑窗帘以及防毒面具开始贩卖，自1938年8月11日起，岛上的霓虹灯于晚间9时后全部关闭。
　　皮革为战略物资禁止出售，岛上全面禁穿皮鞋改穿木屐，在空袭时容易形成标的物的白色衣物改为国防卡其色。
　　圆山动物园的动物一方面由于粮食不足，一方面当局担心空袭时较凶猛的动物跑出栅栏造成危害，一律以电流将动物处死，大象则活活被饿死。
　　英美作品的音乐，不论是古典、民谣，还是爵士，因属敌国音乐，这样的唱片全数收回。
　　由于制造军舰、飞机的金属不足，地方开始强力推行“交出手中所有的硬币”运动，铁窗架、铁制邮筒，也全部予以缴回。
　　因谣传未婚女性也有可能被征召作“志愿军”，家里有未出嫁女儿的父母惊慌失措，着急地替女儿寻找对象。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东，由台湾提供医疗服务是日本占领广东的政策之一，前去支持的台湾护士看到重伤的军民，惊讶于战争的残酷，也让当时岛上报纸广播中的“广东不流血登陆”报道，不揭自破。
　　1939年12月1日开始，禁止食用白米，以蕃薯、杂粮代替主食；地方纷纷发起节约运动，将一日两餐，定为生活习惯。
　　昭和十三年（1938年）2月23日，台北，新竹遭遇首次空袭。
　　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汉口分部指出，这场空袭是由中国空军第十四分队长、美国佣兵文森·史密斯（Vincent　Smith）等人与中国及苏联的士兵所负责。
　　280枚炸弹，让岛上的民众无比震惊于战争脚步的真实降临。
　　而战争开打以来，日军飞行队更增加了从台湾飞往中国大陆支持轰炸行动的任务。
　　台湾在战争中，作为“南进”侵略跳板的作用，已不言自明。
　　走向“八·一五”之路
　　北宸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便在中学里规划了军事课程，如重机枪射击课目。
　　上一篇中曾提过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和中国人是同宗同种，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战争中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中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之前，台湾人并没有当兵的义务，也不被要求上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兵源匮乏，这个政策开始改变。1942年（昭和十七年）4月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向台湾人募兵。
　　1942年的第一回募兵，共有425921人应征，录取1020名，录取率是四百二十分之一。
　　1943年的第二回募兵，共有601147人应征，录取1008名，录取率约六百分之一。
　　1944年的第三回募兵，共有759276人应征，录取2497人，录取率约三百分之一。
　　“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自开始实施到1945年废除为止，总计共募得志愿兵约5500人。
　　1942年6月中途岛之役，日军大败，战况对日本转趋不利，日本乃于1943年又实施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第一回有316097人申请，录取3000人。
　　“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于1944年7月废除。至废除为止，共募得海军志愿兵11000人。
　　综合陆、海军募兵制的实施结果，总共约有16500名台湾青年加入日本军队作战。
　　那么台湾的“志愿兵”是否真是心甘情愿地投入战争中？
　　这个答案事实上是很多研究这段历史者想要知道的，当初的“志愿兵”，有一些依然在世，现在也可以找到不少相关的研究报告与在台日兵的察访。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8）
将各方面找到的资料整理如下：
　　（1）台湾的“志愿兵”有不少是在东京与京都两地的台湾学生。当志愿兵制开始实施后，台湾总督府派人去拜访学生在台湾的父母，并强迫学生父母签下“同意书”，同意其子弟当“志愿兵”，奉献给天皇陛下。总督府的高级官员随后带着这些同意书，到东京与京都的学生宿舍，召集学生“志愿”当兵，并且要求学生在自愿书上签名，签完名后，还要用小刀切破手指，盖上血印，称为“血判”。很多学生，当场哭了起来，刚好被日本报纸拿来大做文章。例如《朝日新闻》的报道，写到志愿参军的学生感动之余，有人当场流泪，传为“爱国美谈”。
　　（2）受到皇民化教育的深耕，身份认同上将自己视为日本人，认为参加志愿兵是爱国的表现，是“最高的荣誉”。
　　（3）地方官员为了争取成绩，在地方上鼓吹青年申请参加志愿军。许多人事实上知道自己并不会被录取（录取前日方会先做家庭背景调查，通晓日语，在校学习成绩好，操行分数高，体格良好者才会被选出），许多申请志愿者，仅仅是为了敷衍应付，并且在军国主义的殖民地大环境下，周遭的气氛也迫使许多人非表态不可。
　　（4）大多数人在生活困难、谋生日艰、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从军确实是一条生路，吸引许多穷困的台湾子弟去当日本兵。
　　手上有一本《台湾日兵查访专辑》，在近一百三十位访谈的志愿兵里，绝大部分是从事军夫或翻译的工作。
　　军籍的地点多半是在东南亚的岛屿：新几内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帝汶等地。
　　他们提到当时台湾一般工资一个月约15圆日币，而当兵的待遇一个月约30圆日币，另外在台湾的父母可以再领取100圆日币。
　　这样的待遇确实使许多人在资源吃紧的时代选择从军。
　　其中一位在战时到海南岛挖净水厂池子的军夫提到，战败后中国政府在海南岛三亚港集结接收，情感上因为恨透了日本人，也连带对台湾人任意殴打羞辱。
　　另一名志愿兵回忆，到广州没多久，日本就宣布投降，来自台湾包括军属共两千人，被集中送到珠江边的台籍兵官集训总队。他们把武器上的*符号磨掉，枪支清洗干净后交给国军。在集训队里，身上还穿着日本军服，只是头上换成青天白日国徽的帽子，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