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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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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确实老实巴交，埋头劳作，只图有一口饭吃，不与任何人争执，才被介绍到一家化工厂试用。他肯钻研技术，劳动积极，遵守纪律，这才成了家，有了两个子女。可是在*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他再度遭逢厄运，说他涉嫌投敌叛国，思想反动，攻击*，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不禁哑然失笑。他寒心，他难过，他痛不欲生，事情怎么成了这样？
他的遭遇引起我的深思。导致他后来一连串厄运的根源是被俘，而被俘难道是他的过失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有战争就必然有胜有负，有凯旋的英雄，也有牺牲、负伤和被俘，在不可抗拒的条件下，被俘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背叛，而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可能。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写拿破仑看望被自己俘虏的俄国伤员，他对英俊的安德莱说：“你前程远大。”第二次大战胜利时，与麦克阿瑟将军一起受降的，有两位是在菲律宾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准将。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被俘是一种背叛和耻辱。在美国飞行员的贴身内衣中，随时带着用中朝文字书写的纸条：“我是美军飞行员，请不要伤害我，请给我水和食物，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可见他们既准备凯旋而归，也时刻准备接受被俘的命运。而我们对战俘为什么却如此冷酷甚至残忍呢？据说，斯大林对被俘人员就是冷酷无情的，要么为祖国战死，要么自杀。对被俘归来的入给予惩治，显然违背了国际上对被俘者的惯例与人道主义精神。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对他们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甄别，但没有理由给予无情的*。
李先德这位“最可爱的人”在改革开放后终于熬出了头，被宣布无罪，并回到厂里工作。但他的神经曾受到严重刺激，未能彻底恢复健康便离开了人世。
68油和水
蔬菜组里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位叫张怀正，另一位叫石越岭。
我第一次与张怀正结识是在芦溪窝的四季豆地里。他正在那里摘豆角，我背着一大捆四季豆芦竹杆从地里经过，不慎把他一大背筐四季豆打翻了，又不便帮助收捡，他却微笑着说：“不妨事，不妨事，我自己来。”真是个慈祥的老头儿。
张怀正年逾五十，头发灰白，山西口音，是南下老干部，解放初期曾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后升任服务厅厅长。他思路清楚，能动笔写文件，在老干部中是比较干练的。*初期曾当作走资派被批斗，不久进入“三结合”班子，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因与下属一位女职工发生性行为被揭发，为逃避处分，准备外逃，被逮捕后以预谋投敌叛国罪被判刑十五年。
在13队，犯人结构复杂，在历史反革命分子中，既有普通的乡长保长，也有土匪司令、伪警官督察长、国民党正规军的旅长、团长；在现行反革命分子中，既有在“荥经暴动”中的文武大元帅、丞相，也有在历次运动中被关进来的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地委农办主任，还有众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等文化人。张怀正作为正厅级干部，显然是级别较高的，但人一进了劳改队，便有“脱毛的凤凰不如鸡”的感觉。尽管田干事、蓝组长心中有数，尽力关照，还是受到犯人的冲击。一次出工，突然阴云四合，天将降雨，张怀正忘记戴斗笠，不自觉地说了一句：“呀，天要变了！”晚上，就有人批判他的“变天”思想，立即有人附和：“目前正是国际斗争十分严峻的时期，帝、修、反设置一个包围圈，苏修屯兵北疆，台湾蠢蠢欲动，日本企图东山再起，越南正在抗美，朗诺、斯里玛达在柬埔寨发动政变。在这样的时候，张怀正说天要变了，企图复辟变天，这是什么问题，还不清楚吗？”张怀正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辩解。
张怀正身体较弱，还是努力劳动，力图进入角色。他用小桶挑粪，仍感到很吃力，经常做些轻活，有时也参加捡牛粪，主要是中午帮助大家做一餐饭。但他从不介入犯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对这类纠纷，采取冷眼旁观和独善其身的态度。
我和他有时也谈些社会上的往事：
“你和伍陵（川报老总）熟悉吗？”
“都是晋绥来的，进川后也有些来往，后来伍陵受到李井泉特别信任，为李政委起草各种文件，似乎有些骄傲，彼此过从就少了。”
“你陪李政委打过麻将吗？”
“打过，那是活受罪。既不能赢，也不能输得过于明显，要做到尽最大努力而终于力所不及才输的样子。所以，我总是尽力回避这类应酬。”
“‘*’开始时，老干部受到冲击，感觉如何？”
“开始很受不了，后来也慢慢适应了。造反派通知游斗，便各入戴上帽子，带上锣鼓，出门时还互相招呼，是否打出个什么点子才合拍？”于是，我俩都笑起来。
“您觉得江大姐提倡的样板戏如何？”
“人们喊惯了康大姐、邓大姐、蔡大姐，似乎没有谁喊江青为江大姐。”
“大家都要跳忠字舞吗？”
“反正是摇头伸臂，比比划划，轮流抬腿呗，也不过是那现成的套路。”他觉得我进来得早，对“*”的事情比较无知，在介绍情况时，常表现出对“*”的某些做法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很看重自己的生日。一天傍晚收工后，吃过晚餐，他又匆匆下了一点面条，在学习之前匆匆吃完，自言自语地说：“总算过了一个生日！”流露出一个和善、慈祥的老头儿的满足神情。
石越岭原是某国防工厂的营教导员，级别比张怀正低得多，人较胖，但身体不好，据说患有心脏病，成天愁眉不展，思想包袱很沉重。他每天和大家一起出工，吃力地干活，一言不发，只有张怀正耐心开导他：“既来之，则安之，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慢慢改变环境。”石也是北方人，过年习惯于吃饺子，当时买不到白面，他俩只好把买来的挂面重新揉碎，用酒瓶擀成饺子皮，再把大厨房分得的回锅肉切碎，做成饺子馅儿，包一二十个饺子，象征性地过一个北方人的春节。
石越岭自信自己无罪，当犯人是冤枉的，而其他犯人都是有罪的，从而对别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大家对他也觉得不是一路入，不愿搭理他。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他吃力地挖一个个南瓜窝，挖得很深，底部平，符合规格，但挖得很慢，见李文富挖的窝子比较浅，说：“恐怕不合格。”李文富立即反唇相讥：“你是个什么东西，对我说三道四的，你以为还在当教导员吗？老子不理你！”
石越岭在蔬菜组的时间不长，他们单位的人来接他出去，显然是案情搞错了。临行时，他发了一次言，说他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在他服刑期间，家属没有受到任何歧视，也感谢这里组织上对他的关怀和教育。这事对劳改队的干部是一个有力的警示，原来他们确信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须把刑期服满才出得去，如今看到，有些进来的人是冤枉的，通过*可以落实政策。
张怀正和石越岭在队上一直受到特别关照，没有吃更多的苦头，像浮在劳改队这碗水上的油珠，始终未能融解于水，因而不太了解劳改队中复杂的入际关系。他俩不搭理别人，别人也没有把他俩当作自己人。
69张紫葛和张泽厚
六舍房还有两位特殊人士：瞎子张紫葛和拜子张泽厚。
张泽厚身材瘦小，行走不便，常拄一根拐杖，张紫葛体型高大，说话声若洪钟，但视力过差，往往需要拜子牵着走路。这时，瞎子的手杖便成了牵引工具。他俩相依为命，走得异常缓慢，不时听到拐杖与地面撞击时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为了照顾有残疾的犯人，瞎子和拜子都被安排在草鞋组，专门搓草绳。草鞋组的作坊在保管室，从监房到草鞋组要爬风干房高高的台阶，并穿越公路；瞎子和拜子每天要往返四次，因此感到相当吃力，早晚的两次集合也步履维艰，成为一道不忍多看的风景。
瞎子张紫葛是西南政法学院的俄语教授，拜子则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又都是l957年的右派，思想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反差均可想而知。然而，两个人的性格和表现却有天壤之别。
张泽厚性格内向，他的铺位紧靠监门，星期日默坐床前，可终日不出一语。或读书，或写作，或闭目沉默，如老僧入定，别人的笑谈或干扰对他毫无影响。解放前，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解放后出狱被视为坚贞不屈的英雄，曾到处作报告，讲述当年狱中的斗争故事。在1957年的风暴中被打成右派，昔日的英雄在一个早晨变成了叛徒。
一次休息时，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有礼貌地打招呼，说：“张老师，我曾读过您写的《文艺学概论》，感觉受益不浅。”
他惊讶地反问：“你在川师读过书？”
“没有，我是川大l956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讲师刘思久先生讲课时未印讲稿，只叫我们作笔记，所以我专程到川师托人买到了您这本书。”
“呵！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平静地说。
“张老师仍在写东西吗？”
“说不上，练练笔而已。”他把手边的稿子拿给我看。
题目是《大史诗》，原来他正在写一部像中世纪库尔武夫、尼伯龙根歌或罗兰之歌那样的巨著，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张泽厚字斟句酌，写得很慢，有空就写几行，边写边改，他对创作很虔诚，似乎是关系他生命的一件大事。
张紫葛虽双目失明，却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的铺位在监房最里面靠窗处，却常与人搭讪、说笑，甚至称兄道弟。他经常穿一套白色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有人偷来水果与他共享，理发员刘槐清曾包好水饺请他品尝，他的人缘极好。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厕所，他似乎注意我很久了，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他连声说：“厉害，厉害，你的名子太厉害了！”我问他：“怎么个厉害法？”他说：“地就是祖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是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王就是主宰，你要主宰祖国的土地和山河，还不厉害吗，简直是帝王的名字。”
“按你这样分析，我的名字是反动透顶了。”
“老兄不要介意，开开玩笑而已。”
我觉得这人很随和，逐渐与他接近，得知解放前他曾在新疆新闻界工作，便说：我曾在《太平洋》上读到新疆的演变状况，盛世才在那里搞*政治，吴忠信搞怀柔政治，直到张治中才标榜*政治。他说自己恰是张治中手下《新疆日报》社的社长。
一次，他向我借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集合时，我便把小红书递给他。过几天，他委婉地批评我太大意了。他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把书交给我，会引起左干事的注意。监狱里是不许读外文的，而我是双目失明的人，竟能读语录，这不正好反证我的眼睛能够看书吗？”我感到他思想细密，也看出他并非完全失明。他眼睛欠佳，听力却特别好，脑子更好使，经常了解队上各方面的情况和外界情况，并进行分析。总之，张紫葛虽有视力障碍，却有一双慧眼，心如明镜，明察秋毫，身边有这样一位师长和难友，真是福气。
可惜，好景不长，张紫葛因满刑而回到重庆，再见到这位可敬的长者已是上世纪80年代。这时他双目已完全失明，在房间里走路都会碰到茶几，但早已名满天下。回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后，培育了满园桃李，离休后相继写出《心香泪酒祭吴宓》、《在宋美龄身边》等几部著作，并和他的学生温小莉女士结婚，他们的女儿刚刚上小学。“明珠之光自不可掩”，是金子总会发光。
张泽厚大概在1975年或更晚才离开13队，终于等到了为右派*，他终于恢复了名誉和人格尊严，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他的《大史诗》一直未能问世。
这两位饱学之士，如果不遭到1957年的厄运，该为我们的文坛提供多少精神财富？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还是时代的不幸？
智者的行迹越走越远，在我的脑海里，却常回响着紫葛先生蹒跚的脚步和泽厚教授拐杖扣击地面的笃笃声响。
70胡风夫妇在芦山
9月，是成都平原稻谷收获的季节，而在一两百公里外的芦山却仍使人感到阴湿寒冷。凛烈的夜风吹拂河谷，奔腾的溪水流过古老的磨房，山乡的节奏格外迂缓、近乎停滞。在北京京郊被关押十年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及其夫人梅志，这时又从成都被秘密转移到这鲜为人知的阴山背后，企图避开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临行前已近半夜，没有告知他俩去向，深色的布幔已遮住二人的视线。吉普车在茫茫的夜色中疾驶，越过一座座黑黝黝的县城，沿着浪花飞卷的青衣江颠簸。危崖陡峭的飞仙关显得异常森严险峻，从这里转入坎坷狭窄的公路，便进入了芦山县境。到苗溪茶场时，正是黎明前最墨黑的时刻。
这年年初，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就在磨房沟。酱园房一带经平整土地，修建了五幢别墅式的住宅。青堂瓦舍、白墙独院，质朴而略显森严，与关押一般犯人的监舍大不相同。这些住宅的设计师和建造者不知道谁将住在这里。
磨房沟“别墅”的工程尚未完竣，作为要犯的胡风已来到苗溪，便被安排在炸药库暂住。这座当初放炸药的仓库坐西朝东，进门有两间平房，各十余平方米，胡风夫妇暂住一间，看守人员住另一间，当时茶场领导层中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此事。
这儿地处灵鹫山下，群峰环抱，浅丘起伏，沿着崎岖的青石板小径，一边通酱园房和场部，一边通花果山，出门便是农业队的弯弯水田，常可看到犯人们在田坎上往来背粪。犁田的吆牛声，糊田坎声和干涩、粗犷的歌声给田野带来生气。偶尔还有上山砍柴的樵夫从这里经过，打着响亮的呼哨，对门万家山的几户农家炊烟缭绕，这些都有别于秦城监狱，使胡风夫妻感到安谧宁静。
他们生活待遇也不同于一般犯人。清晨有人送牛奶，中晚两餐在干部食堂打饭，能吃到肉类。茶场负责人董霞云、姜同海看望过胡风，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有阳光的日子，人们可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略微秃顶、不修边幅的老人眯着眼，在小路上踱步、沉思，欣赏晴朗的大自然。
胡风这时已六十多岁，长期的监禁使他心情变得压抑而烦躁。这次乡居，却使他回忆起抗战时期为躲日寇轰炸在重庆沙坪坝乡居的情景。那时他主编《七月》，作家盈门，如今是另一种心绪，只能读到《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红旗》杂志，无法潜心写作和研究，他深深感到与世隔绝的寂寞。
这时陪伴胡风的只有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梅志。梅志原名屠纪华，是我国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原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她的童话《小红帽历险记》曾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十年代初随胡风迁往北京。她自愿和胡风一起赴成都，又辗转来到这个小山沟。她当时连工资都没有，胡风每月有限的生活费由夫妻俩共用。
一天夜里，胡风便溺失禁，下床时摔倒在地，梅志连忙通知看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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