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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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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工资级别。同一天，我与沫东公社赤脚医生喻家慧结为伉俪，在竹林环绕的农家小院里，我有了自己的家。
一个晴朗的日子，川报女记者陈存瑞来芦山采访，特地到芦阳中学看望我，带来了川报总编辑许川和西南服务团许多老战友的问候，说：“你当年是才子，虽历经坎坷，却没有磋砣岁月，你一定能把书教好，还可以提笔写作。”他回报社后寄给我不少参考材料和稿笺纸，于是，我重新试笔，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豆姑娘》、《摘茅梨》、《放木排》、《芦山的绿菜》和《我是农民》等散文和诗，歌颂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大地以复苏的景象。刚创办不久的地区文艺刊物《青衣江》邀我参加笔会，使我萌发了回到文化界的愿望。
1980年暑假，我回到阔别15年的成都度假，住在川报招待所，看望原来的老领导、老同事和老同学。时任省科委副主任的李力众邀我到《科学文艺》当编辑（后因芦山县委不放我而未能实现），他说：“你还不满五十，还可以大有作为。”一天，我和已回成都工作的陈德外一起去访川大的熟人谭洛非、周浩然、赵迎生和李峰铭，他们都乐意帮忙把我调回成都，并说：“你是先知先觉，你对铁托的评价如今得到世人普遍认同，说出真理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这使我感到安慰。拜访省电台副台长、川大中文系老同学秦育聪时，他态度诚恳地说：“你当年虽遭到了冤枉和批判，真理毕竟在你这一边，如今继续努力吧！”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时，省台正在播放《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陈德外不由得朝我一笑：“历史真会捉弄人，当年秦兄写文章批判这两支歌，说它们不健康，反映了庸俗的小市民情调，今天他主持的文艺部重放鲜花．谁是谁非，历史大概是最好的证人！”
1981年，我由芦阳中学调到芦山中学，教语文和英语。l982年暑假，《青衣江》决定调我当编辑，好友胡良柱、钟坚、骆良琮、周日琏、孟贤洲、杨栋臣等送别，希望我永远记住芦山这片土地，大家都十分珍惜在这里建立的友谊。
雅安是一座绿荫覆盖、碧波环绕的雨城。l982年9月我刚来时，又成了陌生人，一个人在办公室安张小床，夜里听飒飒的秋风、淅淅沥沥的秋雨。但我总算实现了业务归队，先任编辑，后任副主编、主编。其间还到*当过半年地委工作队员，甚至还当过编剧，为地区拍摄的电视片编写脚本。
环境虽然有些艰苦，但比起囚徒生活，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除了编好刊物，还要大力培养本地区的业余作者，到七县一市开作者座谈会，讲课，个别谈心，组稿，润色作品。我和几十位文学爱好者交朋友，态度都很真诚。当我看到他们的佳作在大型期刊上发表或有专著付梓，像自己的儿子出生一样高兴。
1983年6月，我把家从山乡迁到雅安，只有两床、两桌、一椅，几个小凳和一堆书，一辆1吨半的工具车都装不满。苗溪老朋友李树人来寒舍作客，说：“你家环境萧然，徒立四壁，但你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可称改革开放的翻身户。”
为了提高业余作者的写作水平，《青衣江》多次举办诗会、笔会、改稿会，请省内名家陈之光、李友欣、流沙河、白航、刘滨、尹在勤、何开四等讲学或辅导。我也多次到外地考察，参加笔会，扩展视野，星期天也坚持上班，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读书或写作。这就苦了妻子，她一个人在家里忙家务，还要陪儿子读书。她总是说：“你忙你的，家里事不用你操心。”这样，我在雅安补了不少课，还在雅安市举办了文学讲座，讲《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有一晚在影院看电影，影片放映中，忽然有个戴眼镜的人按住我的肩膀，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在省看守所的同窗，原省法院的赵家齐，你把雅安的文学搞得热火朝天，怎么讲座票也不送一张给我？”难友重逢，实为缘分，此时他任雅安地区律师事务所主任，与苗溪一位女性战建华结了婚，以后我们两家常有过从。
1984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和文艺评论家协会。筹建雅安地区作协时当选为副主席，还被地委聘为特约政研员。四川大学补发了我本科毕业证书。好笑的是，毕业日期写的是l961年7月，而校长却是如今的校长，我忍不住又写了一篇散文《迟到的毕业证》。
这时，电大和省干部函授学院，先后聘我为辅导教师，辅导《写作》课和《现当代文学》课，反映还好。接着又聘我作毕业论文的辅导兼答辩教师。我和社会各层面建立了联系，在文化、教育、新闻、文学各界有一定影响。我教过的学生和经常过从的挚友后来成了各方面的骨干。
1987年为拍摄一部反映山区经济发展的录相片，地委委托我和陈维明、张发贵等几次赴各县采访和拍摄，得以和许多朋友重逢，并了解到城乡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一个人有无底层生活的体验，是否了解民众疾苦，对了解和把握实际非常重要；衡量社会有无进步，这是一个底线。因此，我非常珍惜二十年的底层生活，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青衣江》是地区文艺季刊，由于诚实奉献，产生了影响，l984年参加了四川省举办的建国35周年文化成就展，因其坚持纯文学的方向，受到*四川省委宣传部的表彰。时任宣传部长的许川到雅安时，曾到寒舍造访；老领导李力众到雅安视察时，也因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都干得不错而感到高兴。
我在雅安的五年多过得紧张、充实，开始回到主流社会，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了不少作品，包括诗《寻觅记忆》《岁月》《磨房沟的白屋》《家访》《雨城的雕塑》，散文《重登岳阳楼》《走出长夜以后》《柳叶溪的梦幻》，小说《除夕夜》《蘑菇宴》《悠悠芦山情》等，觉得精力充沛，为日后的发展作了铺垫。
1988年1月我调回成都，在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任职，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圈。该院院长许川、副院长熊光群都是我的老同事，他们给了我不少关怀和帮助。以后几年是我事业的高峰期和写作的黄金期。
这年7月，举家迁回成都，这时的家具已需要用卡车来装了。我的视力严重下降，双目近视达2000度，妻子忙家务，男孩才读小学二年级，生活仍拮据，连部黑自电视机也没有。命运仍需要我开足马力，55岁的我似乎仍年富力强，决定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事。
开始，我在学院教育辅导期刊《函授学习》任编辑，继之主编院报，接着任专业课教研室副主任，讲授《写作基础》和《大学语文》课；因有在芦山、雅安两地任课的经验，讲课比较放得开，受到好评。院报也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在成人高校中独树一帜。
我在教学和编务之余，写了大量作品，还写了一些学术论文。1989年在川报偶遇川大同学陈国福君，他是戏剧评论家，当时在编《现代影视文化报》。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不少影视评论，加入了成都市影视评论协会。时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的另一川大同学李峰铭又约我作该社特约编辑，为他们审读了十几部书稿。我那时成天忙碌，深夜，寝室里仍亮着灯光，几乎不看电视。当时成都市各种报刊经常出现我的新作，每年发表作品十万字以上，有十几件作品获文学和学术奖。这时，我的思想更加活跃，力图把自己多年来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现实联系起来，把自己学得的文艺理论和新的文艺思潮结合起来，把写作教学和写作实践结合起来，对自己读过的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加以比较，同时进行国际发展大趋势、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私营企业的发展等学术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我遇到原西南服务团的老战友和川大老同学，他们都说：“你的思想仍然很年轻，虽然耽搁了二十年，仍站在时代的前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聘我为报告员，和田雁、王力行、娄凡等一起到川大和一些中学去演讲，探讨新时期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填平代沟，构建代桥，我看到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面庞，像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朋友们觉得我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能够理解时代新潮。业内人士说我的文章富有朝气和新意，散文有个人风格，即使不署名，也知道是谁的手笔；文艺评论写得客观、公允、准确，常有新的发现，看得出是精读作品之后才动笔。我被评为教授、编审、优秀党员和省级优秀教师，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嘉奖，社会终于肯定了我的价值，这也可视为在五星红旗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吧！
光阴似箭，我于1993年10月到点，l994年4月离休。我在1993年参与创办《民营企业导报》，主编法制版和副刊；1994年又应聘到《人民权力报》编三、四两版，直到l999年末离任。我在落实政策后，整整工作了二十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过重的负荷和全天候的劳作损伤了我的身体和视力，特别是高度近视引起的严重白内障，l999年底左眼手术后只有光感，右眼也只有0．2的视力。2002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冬夜的回眸》（1993年曾出过诗集《早春的困惑》）。2001年右眼手术后视力略有好转，于是动手写这部*。生命的烛火总要发热发光，总算抗争过、奋斗过、拼搏过，没有辜负炼狱的折磨和难友们的期盼。
88贤妻是位农家女
她是农家的女儿，l979年秋我们走到一起，那年她35岁，我46岁。
她叫喻家慧，出生在芦山县沫东乡山花村，父亲是位老中医，小学毕业就到县中医院学医司药，向凌琢如大夫学接生。困难时期她与一位民警结婚，生一子，后来民警转业，她下放当农民。l966年那位民警因公牺牲，她与儿子相依为命，苦守了13年。为了接生，她经常夜走山路，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小路上行走。产妇顺利分娩，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她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一次，黎明前赶回家里，自己的儿子已从床上翻跌到地上睡着了。
她性格善良，手脚麻利，极富同情心。我们结婚那天，恰是我落实政策的日子。她说：“今后我们就同甘共苦吧！”
当时我在县城任教，她在合作医疗站上班，周末才能相聚。这时，彼此都有许多话向对方倾诉。寒暑假是更快乐的日子，或一起在自留地里汗流浃背地劳动，或到河沟里洗衣，双手沾满肥皂泡沫，或在家里听广播站播放我的诗文，或听我唱熟悉的中外歌曲，彼此感到分外幸福。l980年11月，我们的男孩降生，他哥也很钟爱这个弟弟，给家庭带来无限的生趣。
1983年，我们的小家迁到雅安，生活清苦，大儿子留在乡间学木匠，她放弃了从医的职业，在机关当清洁工。记得初到雨城的第一餐，我们只买了一角钱的黄豆芽。蔬菜、肉食和水果都很少，她无疑作了很大的牺牲。只要我感到充实，她似乎也分享了快乐。夜里儿子生病，她从不把我喊醒，总是一个人背着儿子到医院看病。家乡有亲友来作客，她总是倾其所有，殷勤招待，尽一位贤妻良母的责任。
1988年夏，我们乔迁成都，距家乡更远了。她当过门卫，包过冰糕，后来失去社会工作，相夫教子成为生命的全部。处于更年期的她精神忧郁，患了神经官能症，一次服药过量濒临死亡，多亏及时抢救方免于难。我痛心地感到对她关照不够，为未能做一个好丈夫而内疚，而她则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业，从未说半个不字。我从落实政策起作出的一切成绩，都和她的心血与劳动分不开，“军功章有她的一半”。
随着我办离休，我们逐渐回到二人世界，贤妻成了老伴。每天晨练在一起，买菜散步在一起，探亲访友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邻居都夸我们是模范夫妻。新世纪以来，我视力减退，读书困难，她又成了我的伴读，每天抽时间为我读新到的报刊，如《读书》、《随笔》、《炎黄春秋》、《作家文摘》，有时还为我通读十余万字的书籍。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增多，她的见识和水平也有所提高，对看过的电视剧也常谈些见解。我偶而忘记日课，她还催我“读书了”，这使我的晚年得到极大的安慰。
她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说：“我一生有许多遗憾，书读少了，没有能继续从医，放弃了心爱的工作，但能和你在一起，使你得到成功，这些遗憾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作为大山的女儿，她仍然常常向往山里的生活，每逢久旱不雨或大雨滂沱，便想起田里的庄稼，有时还回忆起童年上山砍竹子、摘茅梨，或与伙伴们嘻哈打笑地唱山歌，或到溪水里洗浴，也常想起我们新婚时的种种趣事。每当想起在底层的生活，我们便会增添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都来自平民，又回归平民。也许，那平凡而平淡的生活恰恰是最真实最有情调的生活——忧喜参半，有滋有味，那是人世间的福分。
89劫后喜重逢
失落多年的亲友们逐渐恢复联系，我姐在80年代初落实政策，女儿、女婿把她从劳教场所接回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过不惯农家生活，又回到庙里，后因病辞世。可怜这位北师大经济系的高材生，一直没有能将所学为社会作出贡献。她女儿刘丽苹学习成绩优秀，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升学，下放农村后在供销社作售货员，和一位赤脚医生结了婚，后来落实政策回到沈阳任社区委员会主任。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医生，全家生活美满。感谢她在我身处逆境时一直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血浓于水”的亲情使我度过了艰难岁月。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回沈阳看望她的一家。
田大嫂的女儿田原坤50年代在北大毕业后，和同学汪廷杰结婚，一起分配到重庆长安汽车厂工作，如今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曾到成都看望了我们一家，田大嫂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日子，她叫李家蕴，和我妻喻家慧相处极好。她说：“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家字，都是一家人。”她还出示辞世已半个多世纪的田大哥照片，问我：“你认得他是谁？”我脱口而出：“这是田治时大哥呀，几十年前我就熟悉这张照片。”
田家是个大家族，在高花堡应推首富，但二姨父田尊一辈份低，为人谦和质朴，处事低调。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扫院子，对同族长辈无论贫富，均彬彬有礼，对贫苦农民肯救济，人缘甚好。田大嫂说，他公公在土改时被誉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治心二哥解放后不久就入了党，曾任保定河北农学院副院长，“*”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自杀身亡。
田春书大姐在宝鸡教书时被划为右派，如今落实政策，儿孙满堂。田春芳二姐在合肥中学任教，我们也恢复了联系。田春*姐和沈镇林姐夫都在沈阳毛纺厂作技术工作，沈是高级工程师，90年代初到成都来看过我，帮助我整理了影集中的照片。
这些身为知识分子的亲戚在“左”的年代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如今日子都好过了。
挚友赵明贤在川大毕业后，发配到青海，先在湟中教中学，后来下放教小学，以后又因攻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到公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湟中师范任教，在青海教育界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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