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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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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间厂房较宽敞，玻窗明亮，地面清洁，拥有车、铣、刨、磨等车床，排列整齐，马达轰鸣，砂轮飞转。门墙壁上贴满了大战红五月的红红绿绿的保证书和挑应战书，署名是某组全体操作者和学工，看不到劳教、犯人的落款，人们打招呼一律称“师傅”。
三车间犯人宿舍在楼上，四排地铺，约两三百人，生产组长康仁安随便把两床被子往两边一掀，挪出个空位就算安排我们住下了。老犯们的行李都极简单：一床草席，一床薄被。车工们穿的劳改服被机油浸透成深黑色。虽是白天，值夜班的人仍在沉睡。这时我才知道同来的刘力恒是高校讲师，温志成曾是飞行员。我们刚安顿好，卡车就送来了存在看守所的衣物书籍，远在沈阳的姐姐寄来了巧克力糖和水果罐头，女友何顿川寄来了中外期刊。
这里的伙食比看守所好得多，每日三餐，夜班四餐，米饭随便吃，稀饭也稠，无饥饿之忧。但副食定量，菜肴限打一份，如有犯人吃完后又去打一瓢，发现后会被挂牌游斗，牌上写着“油嘴狗”，自己敲锣，边敲边吼：“我是油嘴狗，大家不要学我！”
我和刘力恒在同一台车床当学工，师傅翁楷周、张复辉分别值白、夜班。当车工一站就是*个小时，腿都站酸了，只有注油、扫地、倒铁屑可以走动一下。大跃进时兴“大礼拜”，十天休息一次，休息天要擦机床、出公差，经常感觉疲倦，只有晚餐后稍有空隙。我手边有一本川大歌舞剧团编印的歌集《百灵鸟》，我常躺在席上轻声哼唱格林卡的《百灵鸟》、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和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时温志成便弹起吉他，一边唱着什么，有时也有一些学工围在地铺上歌唱。一个大礼拜下午，我在浣花溪畔洗完衣物，阳光正好，便到图书室借到两本小书：《南斯拉夫纪行》（王楫著）和《南斯拉夫旅行记》（陈模著），书中描绘了南斯拉夫的美丽风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感到是难得的慰藉。
管教干事周庆洪是位大学生，懂政策，工作也踏实，讲话能掌握要点，恩威并用，有较高威信，虽成天扳着脸，却无整人害人之心“面恶心善”，犯人也不怕他。三车间三类人员中犯人占多数，结构也复杂，除了*，还有不少盗窃犯、贪污犯、流氓犯，有走南闯北的神偷，周干事找神偷李某谈活，开口便提防说：“你站远点，不要在我面前亮你的手艺！”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厂里还拥有数十人的文娱组，常在周末组织晚会，演出合唱、独唱、对唱、器乐合奏以及自编的曲艺节目。来自川剧学校的青年劳教，扮相、服务、唱腔堪称一流；导演朱伯风、演员曾干、伴奏张茂志等演出均达到专业水平。特别是女歌手颜永兰演唱的民歌，音质甜美，余味悠长，极具品位，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文娱组还为一个车间演出过专场，将该车间的新人好事编成节目，起到鼓舞生产和改造的积极作用。
16“安民告示”
7月的成都够灼热的，在烈日下各车间的管教干事们蹬着单车在大街小巷奔驰着。为了召开犯人家属座谈会，他们要和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联系，了解哪些犯人亲属可能到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对劳改工作的认识如何，进而启发他们在会上发言。
座谈会以车间为单位召集，以三车间为试点。车间为此作了必要准备，首先是办一个墙报。为此，周干事召集十几名学习组长开会研究组建一个编辑班子，人们提出刘文介、罗次岷和谢子琴，周干事点了我
的名，要我草拟一个组稿计划。我立即拟就十几个选题，请与会者自选或组稿，周干事要我们脱产搞几天。其次是通知每个操作者搞好环境卫生，还让每位将会见亲属的人理发，换上干净衣服。
迎亲人的专刊如期完成，彩色的纸张，醒目的标题，流畅的文字耀人眼目。其中，周忠涛的《迎接亲人的目光》最有情调。
星期天，车间干部们满面春风地在大门口迎接犯人亲属，介绍生产概况和犯人表现，引他们参观车间，一排排崭新的机床。其中不乏进口设备。接着请他们到厂部会议室，干部们殷勤地泡茶敬烟，我作为接待员和记录列席。当天，我穿着白衬衣，灰下装，戴着手表，家属们误以为我也是干部，一再颔首致谢，使我颇为尴尬。
座谈会规格不低，省劳改局两位姓王的局长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笑容可掬，讲了较长的话。第一位王局长说：“对参加这次会的同志们我们表示热情欢迎，你们有亲属在这里劳动，自然很关心厂里的生产和亲人的生活。你们的亲人因为违犯了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依法接受改造，政府委托我们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我们与他们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能积极地接受教育，学得了技能，用双手为国家创造财富，这就逐步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就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和他们也是同志关系了。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愿望，早一天把他们改造好，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因此我们需要经常联系，交流情况，交换意见。你们是我们的客人，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把改造人的事业搞得更好。”
另一位王局长着重阐明劳改工作的目的是关心人、挽救人，惩罚只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这是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组成部分，这一伟大胸怀和抱负，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在改造过程中，政府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保证吃饱穿暖，有病给予治疗，每月发零花钱，坚持说服教育，不予体罚，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一技之长，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两位局长的语调平和，态度慈祥而亲切。到会的家属多为中年女性，频频点头，深受感动，干部们不停地递烟沏茶，气氛十分融洽。
接着由家属自由发言，有的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服从管教，自觉改造，以厂为家，把干部当做自己的父母；有的谴责自己的子弟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膨胀，不听党的教育，如今要真诚认罪服罪
悔罪，改造人生观，才对得起党和人民。余尚毅的母亲还勉励儿子学好技术，将来成为又红又专、文武双全的职工，做毛主席的好儿童。在母亲心中，哪怕儿子是二三十岁的汉子，永远是自己的儿童呢！
会开到5点多钟，厂部招待她们用了晚餐。
为了扩大并深化家属座谈会的影响，车间布置再出几期墙报，由我整理两位王局长的讲话，编辑了十多篇来稿。刘文介撰写了长篇通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心灵的门》，文笔细腻，描写生动，得到广泛好评。犯人学习小组为此座谈一周，发言普遍，情绪激奋，这次亲人会对促进改造和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仔细想来，亲人坐监服刑本是一件痛心的事，到劳改队探监真是忧喜参半，能见亲人一面自属不易，又生怕亲人在狱中受虐待。因此不得不陪小心说好话。家属的发言与犯人的表态，与其说是亲人之间的心灵碰撞，勿宁说是给管理者听的，难免夸张矫情，言不由衷。特别是右派分子的家属，明知亲人因言罹祸，仍要违背良心，说亲人的不是，扮演着十分难堪的角色。我注意到周忠涛的姐姐面色苍白，发言时手在颤抖，内心一定相当难受，把悲剧当成喜剧演出。我埋头笔记，不禁悲从中来，我庆幸自己的亲人不在蓉城，如果姐姐来参加这个会，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受。
两位王局长的“安民告示”，意在安抚犯人家属，也给服刑者以宽慰。其实，他们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大墙里面并不是那么回事。
17车间记者
7月中旬，车间决定由刘文介、罗次岷、谢子琴和我4人组建板报组，每天出一版“日报”，反映全车间的生产和学习，表彰新人好事，推广先进经验，批评不良倾向，成为车间的耳目喉舌，事实上成为一种
“机关报”。周干事要我们详细研究，提出可行意见。我明确自己目前的身份，同时没有忘记我曾是党报记者。于是，起草了一个设想周密的报告，并建议取名《跃进报》，同时编一个副刊《绿芽》。
刘文介和我都编过大报，思路敏捷，笔头来得快。罗次岷原为机关干部，也有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对车间情况熟悉。谢子琴原系教9币，字写得好。这个班子能编能采能写，拥有明显的优势。
《跃进报》创刊号颇有气势，不同凡响。头条是车间办公室对镗床发生责任事故的处分决定，接着是采访员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有关责任入的检讨和评论员文章：《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副刊《绿芽》发表了诗歌、散文、杂感、小小说和讽刺小品。两块板报挂在由车间到食堂通道的墙上，读者云集，干部也驻足观看，嘱咐大家好生学习。
板报组人员实行半日劳动半日办报制度，晚上开会研究情况，汇集当天车间发生的大事，拟定报道题目分头写作，加班到深夜12时，吃过加班饭后再忙活一阵才能就寝。清晨起床后立即采访，汇总稿件送审。周干事审稿快，对编好的稿件也很少改动，只批“可刊”二字，这使我们信心大增。车间主任、调度干事也常向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我们还在各生产组发展通讯员，建立了十多人的通讯员队伍。板报组俨然成了车间活动的一个中心。《跃进报》的格局还影响到车间以外，如一车间的《铸工报》、二车间的《洪炉报》、四车间的《促进报》、五车间的《朝霞报》应运而生，很快在全厂形成一支宣传队伍。周干事委托木工组新制8块黑板，油漆一新，我们划了暗格，每期用广告色书写，逐渐由一版扩大为4版，常常是8块板报一字儿排开，宛然一道文化风景。
厂部检验办公室调我参加培训班，学习煤气机构造、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作专职检验员。周干事知道后，立即和检验办联系，说我调来三车间办报是他专门到看守所联系的，宣传工作对我更适合。我感到能在这种环境下重操本业，也非常激动，服刑人员当记者并不是角色错位。当我采写的报道受到普遍赞扬时，我甚至有些自得，自认为展现了人生价值，继续履行一名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
一天夜里突降暴雨，锄坝河农场调来的新犯所住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的牢房在黎明前倒塌，近百人猝不及防，被压在屋内。干部迅速组织抢救，把伤势严重的人送往医院。当通知需输血时，各车间劳教和犯人争相献血，他们挤满了大卡车，板报组罗次岷捷足先登。自愿献血者分别输了200……300毫升血液，这可能是我国自愿献血的先驱者。返回后，干部嘱大厨房为他们煮了面条补充营养。罗次岷以自身经历撰写了通讯《一首革命人道主义的凯歌》，由此可看出当时人们精神的闪光点。
正当《跃进报》办得热火朝天时，谢子琴却提出愿回到车床操作。理由是写作水平低，难以胜任。我们三人便耐心说服他，我们的自我感觉实在过于良好，说厂部最信任的入方可做文字工作，为党和政府代言十分光荣，将来如办厂报我们将是首选，等等。周干事也出面找他谈心，他执意搞体力劳动，终于如愿。我想他大概是不忘l957年整风反右的教训，预感到因言获罪的劫难才如此抉择吧。
我知道，这里的记者不是自由职业或撰稿人，你必须用上面规定的八股语言去写，而我们私下却想写点贴近生活和有点人情味的东西，给沙漠带来点翠绿，这就使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如今的工作量比在报社不知要大多少倍，又要编辑，又要采访、写作、通联、缮写、校对，又要劳动，夜以继日忙得不亦乐乎。
《跃进报》共办了三年，出版一千多期。时至今日，有人回首往事说：“通惠门有两宝，一是角色齐全的文娱组，一是图文并茂的三车间板报。”
18何文锦“叛国”
晚上，在犯人宿舍里召开批斗何文锦大会。由周干事主持。
何文锦个儿不高，眉清目秀，苍白的面孔透露着聪明颖悟，活脱脱一个大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在校生。我翻阅过他的法文练习本，法语是他进修的第…夕b国语，字迹娟秀流畅。前不久他一身干部服，若无其事地混出厂门，逃到外地被捉回，才召开这次批斗会。
周干事显得很气愤，他着重阐明逃跑无出路，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是铁打的江山，住宿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到处是治保委员会和治保小组，到处是广大群众警惕的眼睛，你往哪里跑，又能逃多久呢？因此何文锦的下场是必然的，大家应引以为戒。
何文锦着重陈述逃跑的真实动机。他说，自己在北京曾见过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十月革命以来不过四十年，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还处在探索阶段，不能认为苏联模式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方面他们就作了新的探索并颇有成效，所以他想到那里去留学，去看看，作些比较，就被拘捕定案为犯了投敌叛国罪，这真是太无道理了……他口齿伶俐，不假思索，侃侃而谈，我埋头记录着，不时抬头盯他一眼，不禁怦然心动。
接着，何文锦控诉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实：“中国本来就缺乏自由*，舆论一律，大家都照着报纸的腔调讲话，一个鼻孔出气，心情很不舒畅。反右斗争以后搞大跃进，天天加班加点，生产极端紧张，劳改队太苦，几乎没有精神生活，电影尽是生产片斗争片。南斯拉夫又去不成，只有选择距大陆最近的香港。到了香港，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是《离开了黑暗的中国》……”
“反动，反动透顶！”周干事制止他继续放毒。奇怪的是何文锦其人并无民愤，会上发言者甚少，也无人喊口号，只见他闪耀着清澈明亮的目光，似乎还要说些什么，便出现冷场。倒是周干事作了较长时间的训话：“党和政府对你们这些犯了法的人已经够宽大的了，每日三餐饱饭，夏发单，冬发棉，月月还发零花钱，还有学习生产技术的机会，你们的文娱生活也丰富多采，有电影、川剧和晚会，干部对你们和颜悦色，不打不骂，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改造好了，将来成为新中国自食其力的公民和技工，前途无比光明，为什么还要逃跑呢？”他对何文锦的行为无法理解。
平心而论，周干事的这篇道理对衣食无着的乞丐小偷和某些刑事犯是有说服力的，而对何文锦这类因言罹祸的大学生和*则不具有说服力。何文锦在这种场合说出了对自由平等**的庄严诉求，不能不引起人们沉重的思索。
翌日，何文锦被押送到另一个地方，从此没有见过面。像这样的才子本属高材生，毕业后将是学问家，却身陷囹圄，虚掷美丽的青春，我深深地为他，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据说后来他去了成都磨床厂和南充监狱，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还写过《多快好省是形而上学》，“*”初期被处决。他的思想和命运与北大才女林昭极类似，死去的时间比林昭稍早些。
19女友探监
国庆前某日，周干事找到我，说：“接待室有人等你。”我蓦然一惊，我在成都是没有亲属的，谁会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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