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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徐小平:仙人指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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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虽然心里对生命充满了虔诚和感恩。我最真诚祈祷上帝的时候，一般都是为了孩子们，希望冥冥中有个什么力量能给他们终极保护。这也是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够体验的一种信仰。
话说那次我和Adam的飞机飞到半途，突然剧烈颠簸起来。漆黑的太平洋上空，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真给你一种人世茫茫、生命无助的恐惧感。但这次的飞行恐惧和其他时候不一样：我身边还有我的命根子Adam。爸爸我有个三长两短不要紧，我已经活了四十来岁了，可Adam才六岁，虽然他已经到过了长城、吃过了北京烤鸭，但离品尝爱情幸福的日子，还要再等十几年呢！
飞机还在颠簸，而且越颠越激烈。虽然飞机颠簸如同汽车颠簸完全是一回事，但几乎所有人都更怕飞机颠簸。一时间我心乱如麻，失去方寸，恨不得按紧急按钮叫飞机停下来，“让列宁同志和Adam先生先走！”
飞机在颠簸，我的心在揪紧，恐惧感弥漫我全身。我本能地伸出手臂，把Adam搂在怀里。
Adam正在熟睡，他顺势倒在我身上，美丽的脸蛋枕在我的大腿上，我正好能够俯视他。甜蜜睡着的Adam，此刻也许正在梦见哥哥和妈妈，梦见中国和加拿大，梦见麦当劳和游戏机，全然不知爸爸此刻的慌乱恐惧。
我看着他，情不自禁地俯身吻了他一下。奇迹出现了——忽然之间我心中什么恐惧也没有了，世界在我心里，立即变得可有可无！
啊，就在俯身吻我儿子的时候，我看见上帝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宁静！
任你飞机怎么颠簸、任你把飞机和人颠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和我生命中的最爱在一起啊……
我必须说清楚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否则就不真实，就不令人信服：飞行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但在我抱着Adam的那一瞬间，我对“死亡”的惧怕突然间像太阳照过的阴影，立即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我是和Adam在一起——即使飞机出事（上帝不让），我会和孩子一起进入天堂，我来世的生命，就不会有天堂里的眼泪，而只会充满天堂里的笑声。
抱着Adam，我轻轻地笑了。飞机还在颠簸，但此时此刻，它变成我抱着儿子入睡的摇篮曲，摇啊摇，摇到温哥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那次飞行，是我人生感悟最深切的一次。父爱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爱。为子女而死、而活、而斗争、而拼命、而卖苦力、卖血、卖身的父母之爱，是人类最基本的责任心和爱心的出发原点。
Adam不是我的上帝，有时候我也会对他咆哮，我敢对上帝这样吗？但抱着Adam，我抱住的是通过他弱小的生命来向我宣示活着意义的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以及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价值目标。
就是在这个感悟上帝的瞬间，决定了我人生的信念和走向：为了我的孩子和天下的孩子，努力工作。在儿子和卢梭之间，我选择儿子；假如卢梭和儿子可以兼得，我也愿做卢梭门下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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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1）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的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但这个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
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去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唯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
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
人民币外汇券是80年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只有外国人可以使用。比例大概是人民币的15倍，换言之，那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的，不止一万人民币，而是一万五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什么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一些什么……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当时我在国外，已经“有地儿住”了，但我依然为那被歌声唤醒的过去生活而感到震撼和悲愤！……原来那块红布的作用，是让人忘记没地儿住，而且还让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感到幸福！
出国前，那一块红布也遮了我三十年，让我浑浑噩噩但却“幸福”地生活了那么久，直到在国内终于感到实在无法混下去了，才想到要出国寻找幸福并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幸福！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它在我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层的爆炸，以至于我在离开那里好多天之后，才感到那一万人民币对我的冲击波的力量，这个冲击波的力量，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还在蔓延！
那一万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
我记得我回来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三十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
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TMD。即使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我也依然不禁对三十岁以前的迷茫愤愤不平！我不仅不要面子，我TMD也不做徐老师了！徐老师也要养家活口！徐老师也爱钱！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
我生谁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对当时的我自己怎么就不能让自己的老母、老婆，以及尚未出生但注定一出生就要找我哇哇要粮吃的徐超徐赶他们，也拥有那么一叠人民币外汇券！先把家庭的事情弄好，然后再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事实上，所有一切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的集中反应而已——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自己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
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TMD，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明确确立那种目标，努力追求那种责任，拼命实现那种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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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2）
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积五千年文明牛粪之大成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一种非常扭曲的观念。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扭曲在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转变工作战略之后——原来我党是在1978年之后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的，这就是现实！——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机会变异带来的那种对固有思维的冲击和摧残！
拨乱反正，政策上的一切也许容易，但人心上的一切才是最难最难的。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金钱意识、财富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沙漠，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问题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种可见的行为。不走的人，会被摩西的下属驱赶鞭打着上路，实在不想走的，留在埃及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而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金钱财富和市场的沙漠，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深处的精神大迁徙。它看不见，摸不着，关键就在你是否信它是否跟它，是否在实际行动中采纳和追求它。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确信的过程，它是一种茫茫大海中看着北斗潜心夜航的信心远征！
在茫茫大海上，柳传志走出来了，俞敏洪走出来了，张朝阳走出来了，无数人都走出来了……
走在前面的人，可能成为了时代先锋、社会精英、成功典范，但留下不走的人——那些依然意识不到金钱机会、财富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人，却非常可能沉浸在没有风险没有动荡没有困扰的环境中，慢慢没落，渐渐衰亡。在百舸争流、一日千里的时代面前，成为人群的沉舟，成为社会的弃儿，成为家庭的叹息……
而我，深深庆幸自己没有落在社会后面，虽然我未必走在时代前面。也许生在江南小镇，没有京城关系的我，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一种本能的拥护和认同，因为改革开放，改的就是机会不均等，放的就是机会被压抑。
但我总觉得，如果不是生活种种机缘巧合、一波三折的话，我很可能只会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当作一种思想学说，只会歌唱在口头，而不会落实在手上，使之真正成为我个人人生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但是，在王府井附近看到这个日本女人手上一万元人民币兑换券，一举撤下了蒙在我眼睛上五千年文明腐朽丝线织造的红布，擦亮了我的眼睛。
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美金。”从此，随着出国，我开始了从一个传统追求依附并期待从依附中得到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向一个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转变的伟大历程！
谓予不信，请看另一篇文章《我初到美国时的经历》，那就是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第一次泸定桥！
向前进，向前进，自由的责任重，传统的腐朽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徐小平，打工为活命！
向前进，向前进，自由的责任重，传统的腐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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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名校情结（1）
新浪教育正在讨论“名校情结”，请我写一篇文章参与热闹。我犹豫了几天要不要写？因为如果我写，我就要说实话，而说实话，我就必须承认：我也有“名校情结”。
我是文革耽误的一代，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2岁了——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22岁上大学一样有出息，瞧我！
我们当时可真没有选择啊。邓小平开放高考，给了我们机会，当时的青年人，只要能够上大学，就是幸运了，谁还敢有什么“名校情结”！事实上，在国家开放高考的前一年，1976年，我还曾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呢！
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遂没能得逞。
上面是废话。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而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啊，我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我的大学是中央音乐学院，读的是音乐学系。在音乐学院里我痛苦地熬了五年——说是痛苦地“熬”，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就是不肯“奏”你一把，或被你“奏”一曲——她play你，or你play她，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唉，名校名校，如果没有名模垂青，有什么好！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北大。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自信、位置、理想，以及俞敏洪、王强、包凡一等终生事业伙伴和朋友。我是幸运的，既然我没能在中国的顶级名校做一个学生，那我直接做个老师也不错！我在北大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虽然北大的那些学者们同样瞧不起我这个音乐学院来的人。
我们几个当年北大艺术团的朋友们每年都会聚集一次，每次见面，大家必定调侃英壮——当年在北大艺术团，他是一个演群众演员“匪兵甲”的龙套！
名校，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家园，是一个社会文明的灯塔。名校之所以是名校，就是因为它提出并不断创造着这个社会知识与良知的标准，因此才被这个社会奉为一种价值标准和心灵归宿。人们向往名校、崇尚名校，渴望进入名校学习深造，竭尽全力为进入名校而努力，完全是一种正常而值得鼓励的现象，是完美与和谐社会的人们精神追求的蛋糕上的奶油。
我是幸运的。我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大学，恰好都是名校——但是，名校毕竟是有限的，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幸运进入名校的人，名校情结应该如何解开和结上呢？这方面我也有经验。
且听我说下去：
我1987年到美国留学，第二年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而且，我在这个学校还有一个最最难忘的经历——在这里，我的大儿子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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