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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三千年(外一种:茶事遍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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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知，学问最先，博学审问后才知道今后应当如何生存。只有具备了宽仁之心，方可知如何笃行。所谓“慎思之，明辨之”，即“思辨”，也是学问的一部分。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讲到了学习的快乐，可见儒家是坚持学问至上原则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儒家的特征，那么我认为应当是“重视学问”。所谓的“学问”必须“博学”，按照儒家的观点，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
历来有“六艺”的说法。所谓“六艺”是指君子者必修的六门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经”中的“六艺”是指《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经》、《乐经》。同样是“六艺”，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呢？《论语·子罕》中记载：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地名。五百户以上的集落被称为“党”。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达巷人说：“孔子被称为大哉，他学问渊博，可惜没有一技之长以成名。”孔子听到后，便对他的门弟子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吧。”
在此出现了“御”和“射”，由此可见所谓的博学应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上面这段话表现了孔子的谦逊。
孔子虽通晓六艺，但哪项都不擅长。达巷党人一边称赞孔子为“大哉”，一边质问道孔子“无所成名”，不知是赞扬还是有其他意味。孔子也苦笑着自嘲，成为哪方面的专家呢？他选择了一般人认为较为下等的射和御，从一开始便放弃了比较上等的礼、乐和书、数，最后决定还是成为御的专家吧……
六艺中各项技能都擅长，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但儒家对各项技能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如果射箭达到百发百中，但是却不能计算数字也是枉然。儒家对全能人才评价很高，而对专项人才评价不高。
一段时间以来“全能人”一词很流行。所谓“全能人”是指在多个领域内都擅长的人。比如绘画一流的人，还擅长写小说，并获得了文学奖；或者杰出的艺人成为国会议员，并且还会写诗；再或是知名企业领导是一位诗人，等等。这都是儒教追求的理想状态。
孔子时代骑马还没有出现。古典文献中曾有过关于骑马的记载，而马镫和马鞍都是在此后才出现的。骑马技术实际上学自北方民族。孔子时代马的作用主要是拉车，而人乘坐在车上。因此作为六艺之一的是“御”而不是“骑”。
“射”指捕猎、御敌之术。孔子时代，“射”作为仪礼之一较受重视。祭祀时，在祭祀场所通过“会射”（集团举行的射箭仪式）来达到驱逐不祥之物的目的。与“礼、乐”及“书、数”相比，“射”和“御”属于体力劳动，因此被看做下等技术。孔子在选择成为哪种专项人才时说，是选择御呢，还是选择射呢？——与谦逊相比，玩笑的意味更浓一些。这两项技能中，射与“礼”相关，略微高级，于是便直言说，还是成为最下等——御的专家吧，这更增加了幽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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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艺（1）
“吾执御矣”是孔子对其门弟子所说的话。弟子、门人这两种说法在《论语》中曾多次出现，而门弟子只出现过两次。《论语 ·泰伯》中描写曾子（孔子的弟子。相传是《孝经》的作者）临终之时，出现了“召门弟子曰”。临终时召来之人，必定是弟子中最可信赖之人，甚至可以称为亲人。对于亲近之人，开“吾执御矣”此类玩笑自然无妨。关于“达巷党人”，日本的荻生徂徕（ 1666—1728）认为这是一个姓为“达巷”，名为“党人”的人，虽然意思上解释不通，但读法却没问题，如同贝塚茂树作出“有朋，自远方前来比较”的解释一样，读法有多种，这就是汉文的宿命。
或许是由于说话对象是亲近之人，所以孔子的言语便略随便了些，但是对六艺区别对待，却是儒家无法摆脱的症结。所谓的症结，就是对专项人才的歧视。
开卷第一页显示出了对“学”重视，这无可厚非。儒教圈内之所以会出现经济的迅速发展，重视“学问”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提倡“学问至上”的同时，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限制，对待专项人才——也可以说是技术者或手艺人——不重视，重心都偏向了“学问”。
《论语 ·阳货》中有孔子教训弟子仲由（子路）的一段文字，其中列举了六言（仁、知、信、直、勇、刚）的利弊。这六项本是好的德目，但若不与学问相结合修炼的话，便会招致损害：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具备仁、知、信、直、勇、刚六德目，却不好学问，那么便会导致愚、荡、贼、绞、乱、狂六弊害。
“愚”指被人愚弄；“荡”指脱离现实，行为*；“贼”指过度信任对方而被人利用；“绞”指说话尖刻；“乱”指无秩序；“狂”指狂妄自大。无论喜好哪种德目，如果不好学问的话都将招致祸害。这便是学问至上主义的过剩表现。仲由是孔子弟子中性情最为粗狂朴实之人，因此孔子对其教诲时使用了相当严厉的词汇。
然而对于该篇所提到的“六言六弊”，自古就有许多争议。虽说是出现在“子曰”之后，但内容却与孔子平日所言不甚相似。之前的“吾执御矣”之类听起来似乎更为真实。并且，此处的六言六弊过于工整，虽说条理清晰，但与《论语》中孔子其他言论相比，缺乏生动。朱子在新注中提到“前后文体大不相似”，伊藤仁斋（ 1627—1705）的观点更为鲜明，他认为孔子不是言语工整之人。
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文字违背了孔子的本意，相反，学问至上主义恰恰体现了孔子的观点，只是表现形式过于工整罢了。也有人认为，孔子死后，其门人弟子尽量将孔子原话真实再现，然而也有一些内容并非是孔子的原话，只是对孔子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因此表现出来就会显得较为工整和教条化了。
如果不结合学问进行修炼上述的六项德目，就会招致祸害。要控制勇、直、刚，除了学问别无他途，自制力只有通过学问才能培养出来。
例如在美术和音乐领域，艺术家们除了需要具备天分外，还需要借助于“学问”，才能将其天分发挥出来。这就充分体现了学问至上主义。与其说是看漏了其他的才能，不如说是儒家根本无心顾及其他才能。因此这样的观点导致儒家备受争议。
多才多艺（2）
诚然，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儒家对学问的推崇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在对专项人才——技术者所表现出的歧视，则是极为消极和落后的。
绘画界权威长尾雨山（ 1864—1942）曾执教于美术学校和东大，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昭和七年（ 1932）八月，长尾雨山在京都博物馆作了《关于*南画》的讲演，其中讲述了一段令他感受颇深的经历：
……我在*时，从事文学及其他学问的研究，受到了诸多前辈的亲切接待。每月和他们聚在一起作诗。有一次举办诗会，那天恰逢苏东坡诞辰，于是有人提议画一幅东坡像，然后大家边看画边作诗，这样会增加几分情趣。当时擅于作画的吴昌硕虽然也在场，但他却不擅长画人物像，于是召来了另外一人。该人在日本也是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在此就不提及他的姓名了。此人在学问方面造诣不深。等他到后，拜托他作一幅东坡画像，他答应后马上洗笔作画，不多时，一幅栩栩如生的东坡画像便完成了。当时诗会上，有丰盛的美味佳肴，而且马上就要开宴了，按常理应邀请他一起参加，以表达感谢。但是，即便是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的他，也只被当作个画工，连一杯酒都没有请他品尝，便让他离开了。在当时的交际中，对学者和没有学问的人的区别对待，表现得极为露骨。古往今来的史书中登场人物数不胜数，然而未被载入史册的艺术家又会有多少呢？……（中略）……由此可见，在*，学问极受推崇，如果人格的陶冶不能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便不能被称之尊贵。这也有一定道理，虽然艺术是艺术，学问是学问，但是两者却分不开……
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文人作画，往往被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样的人被称为“画家”。而像被请去为苏东坡作画的人则被称为“画工”，层次要比“画家”低等。画工只会画画，而画家则既是文人，又是官僚或地方豪绅，或是具备其他才能。古时称这样的人为六艺全能之人。
全能人才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然而，什么都会的人就能被称为模范吗？《论语》中有下面一段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指古代官名，总理级大臣。春秋时期称总理大臣为太宰有宋和吴二国，此处出现的太宰乃是吴国的大臣。关于吴国太宰与子贡会面一事，在《史记》中有记载，而且有过两次会面。吴之太宰名为嚭（读音： pǐ）。在外交会见结束后，吴太宰问道，夫子是圣人吗？他一定具备很多的才能吧。
关于此段话的解释，古注与新注不相同。新注为南宋朱熹所著，在此之前的《论语》注释尚未明确孔子的思想体系。与训诂相比，朱子采取了更合理的思辨性考察角度，对《论语》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创作出了《论语集注》。此前注释被称为古注，其代表便是何晏（？— 249）的《论语集解》。何晏之母乃曹操夫人，何晏本人在宫中长大，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势。《论语集解》是由他召集了众多学者，将汉魏之前的古注综合而成，因此并非他个人的著作。何晏本人信奉老庄思想，以开创清谈而闻名。作为老庄的代表人物，又总结《论语》古注，也可以算是前面所述的“缠绳”一例。然而从朱子的新注中可以看出，老庄式的思考方式被排除在外。 。 想看书来
多才多艺（3）
关于古注和新注说来话长，现在我们对“儒教”所提出的阐释多以朱子的新注为依据。
新注中对太宰的话解释为：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由于孔子的多能。其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听说孔子被称为圣人，那么应该如传言所云，什么都会吧。
然而古注的解释为，既然是圣者，那么不应该连一些琐碎的小事都会吧。其前提是作为圣者，不应该多能。
根据新注的解释，太宰边点头边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如同传言一样啊。”而古注的解释则为：“听传言如是说，那么孔子究竟算是圣者吗？”太宰一边问道一边侧过脑袋思考，所言不免带有挖苦之意。
针对太宰的提问，子贡回答道：“天纵之将圣。”对此，按照古注的解释为，受上天所封的将圣。古注中写道：“将大也”。然而，在新注中对该句的解释为，天纵之，使之成为将圣。既然为圣，那么必然多才——这是对子贡所言作出的解释。成为圣人有诸多条件，假设多能是其中之一，那么由于孔子在此方面极为突出，因此称为“又”。然而多能未必为圣人，假设成为圣人的条件中特别强调“孝”，那么在孝行方面尤其突出的人物，便可称之为“又孝”。
古注针对“多能”，对圣者提出了质疑。于是，子贡的回答便有辩解之意。其回答为：孔子先生既为圣者，也是（指并非成为圣人的条件，或者为非圣者的因素）多能之人。
孔子在听到太宰与子贡的会话后，说道，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在年少之时，由于身份卑微，生活窘迫，所以掌握了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应该不会吧。
根据孔子所言，对“多能”作出了否定。在孔子看来，身为君子，不应具备一些琐碎卑微的技能。“多乎哉？不多也。”——该句为自问自答句型，进一步加强了否定意味。
君子不应该多能，何况圣者乎？孔子出身贫贱，无奈只好学习了许多的技艺。在文中继续写道：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共九字。古注中将此单作一章，而新注将此与前句合在一起。所谓“试”是指做官。古时候，出世便是做官。由于没能做官，于是便学习了许多技术。“艺”表示技术。“牢”为孔子弟子之名，姓琴。孔子对牢所言被其弟子收录到了《论语》中，由于与前章中所提到的“吾少也贱”相对应，便将此句收编至此。
孔子并非个人喜好而成为多才多艺的。他也曾感叹，真正的君子不应如此。
儒家将全能人才作为个人奋斗的理想目标。所指的全能人才，是接受了全面均衡教育才实现的。“鄙事”——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不在六艺之列。
六种德目如果不与学问相结合便会引起祸端。六艺中，礼、乐、书、数与学问较为接近，而射及御与学问相去较远。孔子开玩笑说成为御的专家，正是基于御是距学问最远的观念。
选择学习御的戏言，在体现了儒家追求学问至上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其对专项技术的歧视。儒家的长短都浓缩在了这一句小小戏言之中。
文中太宰是指吴国太宰嚭。其人在吴越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丑陋的角色。吴在会稽山将越包围并逼其走投无路时，嚭接受了越的降服。而不接受越降服、主张彻底消灭越的伍子胥在与嚭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中落败，最后被处以死刑。嚭之所以接受越的降伏，据说是由于他收取了越的贿赂。
越在降伏二十年后，一雪“会稽之耻”而灭了吴，越便以不忠的罪名将嚭诛杀，这在《史记》中有载。吴在会稽接受越的降伏后，频繁出兵北上。越之所以能复仇成功，与吴频繁北伐从而导致国力衰退有关。吴王夫差最初北上伐鲁，孔子弟子子贡于公元前 488年作为鲁国的外交代表与吴交涉，会见太宰嚭。当时，吴提出要用百牢来作为宴请。一牢为一牛、一羊、一猪。子贡拒绝了吴的要求，原因是，根据周的惯例，宴请天子不过十二牢，公为九牢，伯六牢。《史记 ·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如下：
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文身指刺青，乃吴之风习。中原视之为蛮夷风习。吴王夫差号称自己不是听命于周天子的中原人民，因此不应受周朝惯例的限制。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百牢的要求。
子贡以鲁国代言人的身份与吴交涉时，孔子六十四岁。五年后，子贡再次与吴交涉，当时孔子仍然建在。
孔子时代，称霸长江下游的吴，尚不知周礼。儒家则极为重视周礼。吴王在听说周礼后，便突然改变了态度，撤回了百牢的要求。
关于自称为蛮夷的吴国，曾有一个建国传说。相传本应为成为周天子的泰伯，将王位让与其弟季历（文王之父）后出奔，在南方开创了吴国。因此，吴王没有无视周礼，或与此传说有关。
由此可见，孔子时代，儒家仅存在于中原，但是在像吴这样的蛮夷之地，也具备接受儒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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