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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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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序言（3）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
我必须解释我所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会对个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国家可供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是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世界政府是压迫性的政府。我所指的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C），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纂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
我已经描绘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框架，我还需要为它填充具体的内容。我在此拒绝提出一个永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来阐释开放社会的含义。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序言（4）
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源于国王统治其子民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被斩首，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虽然用其他事物来代替人民的主权听起来是一种空想，但这一原则自身已不能满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的要求。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在国家内部，统治者经常滥用其权力。如果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到了人民求助无门的地步，那么国际社会便有责任介入。这个例子被卡尔…波普尔称为“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我愿意投身于这项事业，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基金会都是如此。
我一直致力于多个项目，但项目清单时有变化，而这些项目有成有败。我更倾向于参与能够自主取得进展的项目，而放弃那些需要过多推力的项目。比如说，2000年签署的《华沙宣言》标志着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成立，自那时起，我就成为该团体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认同它的原则。但是作为基金会的一个项目，我一直认为它没那么重要。2005年在智利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是一场一无是处的冗长争论。在这次会议之后，我曾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但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立，这个项目终究还有希望。相比之下，2002年发起的“公开支付款项”运动成功发展成了一场反对滥用自然资源收入的运动，而我也积极参与其中。
撰写本书帮我确立了未来工作的重点，而其中一些工作和我们之前的活动相差甚远。我认识到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两大危险：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对于前者，我们已经处于应对资源短缺的最前沿，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对抗全球变暖的问题。俄罗斯的天然气政策是，利用天然气合同，一方面贿赂邻国，另一方面将本应收归国家所有的利润转化为个人利益。这一领域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之下，我的基金会完全没有参与核扩散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美国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这样说很残酷，实际上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有所衰退，但美国仍继续决定着世界的议程，而布什政府错误地设置了其议程，使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使用武力，忽视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美国的步调“起舞”，如果这种过程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岌岌可危。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
自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这项任务就变得愈加复杂了，这也是我坐下来写书时最根本的迷惑所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回归上一届政府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么做的第一步是承认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隐喻。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侵略伊拉克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反恐战争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政策。
序言（5）
只依靠在2006和2008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是无法实现观念的转变的，因为民主党人并无深入思考的迹象。另一方面，共和党人抨击民主党人防守软弱，指出民主党决心在反恐战争的问题上一举超越共和党。尽管如此，我认为民主党在200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依旧关系重大。在民主党的控制下，众议院能够揭露布什政府目前仍不为人知的行径。
尽管公众舆论调转枪头抨击布什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会选区的划分并不公平，控制众议院绝非易事。另外，共和党有财大气粗的保守主义运动的支持，而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选举机制远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优越。所以，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民主党在这方面亟待加强，而这个任务却因为《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规定的选举资金限制而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共和党在限制生效之前就已建立了自己的选举机制，因此它将继续保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优势。7米7花7在7线7书7库7 ；bOOK。miHUa。NeT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共和党从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极端分子手中夺回来。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两党妥协的基础上的。极端分子控制共和党的事实破坏了这一体系。如果我们要重获平衡，就必须打败极端分子。如果民主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获胜，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我对参与政党政治感到不安，特别是民主党的政策和我倡导的政策出现分歧以来；事实上，如果其政策符合我的预期，那么民主党根本不会当选。我更倾向于抛开政治，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支持民主党，直到共和党脱离极端分子控制为止。其实我也希望支持能与保守主义运动相抗衡的智囊团和利益团体，但我又不希望它们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翻版。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那么采用同种方式的进步运动只会加深这一威胁。然而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运动效率极高。一个可以与之相抗衡的运动如何才能在保证同等效率的同时又遵守开放社会的原则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
出于个人的考虑，我强调美国扮演了维护世界稳定、保护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美国的作用。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我试图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再者，当我尝试影响美国的政策时，我有必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但同时我还是一个欧洲人。美国没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这让我相信欧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欧洲可以为美国树立一个榜样。或许现在是时候设立欧洲开放社会基金会了。同时，我也在努力成立一个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语言能够让因教派冲突而面临分裂的各个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而它们的文化也可以与激进的伊斯兰教派抗衡。毋庸赘言，欧洲和阿拉伯倡议都必须由当地人提供赞助以及负责领导。我的基金会则只负责提供初期的动力以及资金支持。
序言（6）
美国权力和影响的急剧衰退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我也是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其使命是预测和分析危机，并提供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局势危机四伏，我尤其对俄罗斯的专制独断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时中止了俄罗斯基金会的项目，但我仍致力于让自由之火在俄罗斯大地上长明不熄。我也愿意竭尽所能，帮助有能力举行自由选举的“俄罗斯近邻”维持目前的独立状态。
起初，我并不希望基金会在我去世后仍继续存在。我对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保留，因为该事业与人性是相悖的。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但外界却认为慈善家应该无私奉献，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以及虚伪的倾向。我感到，作为创始人，我能够比以机构责任为指导的董事会更好地保护基金会免受这些缺陷的影响。ǎ专｛花ǎ讪｛线ǎ楱｛库ǎ� ；http：//BOoK。mIHua。nEt
此后，我又改变了主意。我开始感到，如果让基金会和我一道离开人世，未免太过自私了。毕竟，很多人为基金会倾尽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工作为什么要因为我而终止？但这还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为我相信基金会成员应该全心全意为基金会的使命服务，而不是让使命为基金会成员服务。我意识到，基金会的确存在着一个使命，即使没有我，他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监督政府绩效，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在民主国家中，这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功能，但要从其他慈善家那里获得该支持就比较困难，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尤为如此。在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南非，我对此深有感触；然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除了支持公民社会，基金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开展能力建设。将这样的倡议付诸实施是我毕生的希望。
除了这两项活动，我希望基金会将继续开展其他活动。因为我希望基金会能够保持目前的探索精神，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事先设定好活动的范围。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预料不到我会如此关注全球能源危机的问题；那么，在去世后，我该如何预测基金会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呢？
鉴于我最近刚过完我的75岁生日，我想现在是时候反思一下了。我的人生充实饱满、乐趣无穷。我要追忆的事情很多，但我尚未行将就木，所以我还不打算写回忆录。无论如何，我都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尤其不擅长回忆往昔时光。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只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一生经历过许多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都非常忙碌。现在我已经进入另一个更从容的阶段，但我发现我很难寻回以前的岁月，而且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依旧倾向于期待未来而非回顾过去。
序言（7）
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抽象，除非具体事件能够为我提供人生经验或见解，否则它们对我一无是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经历了这么多风浪，这些事件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为了回顾往事，或者为了搜集传记素材而涉猎各种文件。我大约是在1984年时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在匈牙利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帮助公民社会抵抗共产主义政权。基金会内外的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我认为他们才是基金会的主人，而我不是。这种态度促成了基金会的成功。我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保留基金会的档案，因为基金会网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重要性，因而值得妥善记录。但就当时来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其写回忆录，我更愿意解释和讨论作为我人生指路明灯的理念框架。由于抽象的理念不容易传达，因此我将采用自传体的方式进行说明。这样做的主要缺点在于，我将不可避免地自吹自擂，因为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没有人能为我做这件事。。kungua。
说到解释和发展我的观点，我的脑海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不管对错，我都相信我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见解，而且我渴望和大家分享。同时，我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我觉得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它们。因此，我不仅有必要研究现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我所运用的理念框架。过去，我一直将其作为行动指南，而现在我已经75岁了，我未来的行动范围将大大受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发挥指南的作用，不仅为我，更为其他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世界的人们提供指引。
如今令我牵肠挂肚的问题包括：反恐战争，如何处置萨达姆…侯赛因之辈，如何发展民主和消除贫困，以及如何解决全球变暖及核扩散问题。我看到，其中一些问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而另一些则让我困扰不已。
最令我沮丧的当属近年来美国国内盛行的一种误解。误解在我的世界观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我认为它们是塑造历史进程的偶然因素。在我看来，由于开放社会有能力纠正误解，因此它是一种令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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