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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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十七岁那年的春夏之交，我抱着两条烟一箱酒从镇上派出所办了个十八岁的身份证，花掉母亲含泪卖的那个半大小猪的钱到了上海，用低声下气的哀求让老乡把我带进了一个家具厂，当油漆学徒工。
　　上班的第三个月的第四天，我坐公交车去看我们车间主任。我们车间主任病了。不，应该叫伤了。反正是住院了，在离工厂二十七个公交车站以外的市立医院。大家伙都去看望过了，就剩我一个没去。因为我从没到过市里，他们仔细给我数回来的。于是我有些慌张，俗话说万事赶早不赶晚，主任平时对我就不太满意，这下可好，弄了个倒数第一。没办法，这个月我连上白班，天没亮上班，天黑了下班，总不能半夜三更的去吧。于是我决定买个体面一点的水果篮，希望可以将功补过。可是水果篮的价钱超出我的预计不止一倍，所以坐上公交车后，心疼的感觉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两个月的加班费啊，就换来这么个拳头大的破水果篮。于是，我给我的这个决定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割肉计划。
　　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排查了全身，还剩下五个硬币，它们在我最习惯放钱的兜里沉甸甸地坠着。拍了拍它们，听到了叮啷啷的响声，我踏实了，这才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都躲着我。我知道是我身上的油漆味引起的，这没办法，车间里一班下来就是十八个小时，别说身上了，就连头发丛、眼睫毛、皮肤的褶皱里全都是油漆味。我们车间最有文化的工友说，这叫每个毛孔都冒着油漆的清香。
　　要说主任其实也没什么大伤，就是让机子绞掉个指甲盖。这种伤要是放我们身上顶多也就是给个轮休，可在主任那儿却要住院。也许主任伤的是手，想检查的是自己的威信吧，反正一个车间大几十号人，很快就纷纷扰扰地割裂成很多块，倒两班公交车去看他。
　　不过医院比我们车间可好多了，清新凉爽，还有点小风，连护士走路带起的裙角都散发着甘甜的苏打水味。找到主任病房的时候，主任正跟一个漂亮的护士闲聊。见一个水果篮进去了，主任连忙躺下了，做出久病不愈的表情。主任显然没对水果篮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因为床头的柜子上已经堆了小山一样的礼品。我知道，我的割肉计划失败了。
　　站在主任床边，我半生不熟地说着些问候，主任恍惚着要睡着了。还没出医院大门，我便在心里盘算起五个硬币的用法来，斟酌着怎么使用才能尽量的优化。我喜欢吃拉面，每次到市里都要吃一碗兰州拉面，这是我最任性最奢侈的习惯。兰州拉面三块钱一碗，剩下两块钱正好够坐车。这么一算，回到厂里我正好一清二白。
　　拉面店在市里不好找，好容易有了一家，服务态度却极差。我叫了四声服务员，才从里间出来一个穿着黑黄的白大褂的壮小伙。我要了拉面，那人懒得搭理似的又回去了，半天也不露面。我急了，就是马上回去我也只能睡五个小时，之后就是白转夜的二十四小时连班，让他们这么一耽误，我别睡觉了。
　　拉面终于上来了，我把起火的心思往回收。可第一口我就吃出了不对味，拉面味道不纯，绝对不是正宗的兰州拉面。可筷子一挑漂出个荷包蛋，把我的不快压了下去。心满意足之后，我抹了嘴刚要喊付账，那壮小伙就极快地闪到桌前，礼貌地说，先生，一共四块钱。我瞪了瞪眼，怀疑道，我从来没吃过四块钱的拉面。那壮小伙有点不耐烦，边收拾碗筷边说：拉面是三块钱，里面不是有个荷包蛋嘛。
　　我没办法多话，眼睁睁看着他从我手心里一个一个捏走了四枚硬币。剩最后一个硬币了，我握在手里晃悠半天，晃出一层汗珠来，硬币就委屈地含泪瞅我。坐一班车后离厂里还有十九站，走到天亮怕是也到不了。打的回去再给钱？那要多少钱啊，还不如杀了我呢。最后，我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打电话叫工友接我，以前他们这样干过，划算一些。想定，我一扭头就见到一个投币电话机静静地在那杵着，像是在专门等我似的。
　　投了币按了号码，里面静了半天，才很不耐烦地传出嘟嘟嘟嘟的声音。完了，吃币了。我突然间傻了一样，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四面都是沼泽的荒岛上，茫然无助。好半天，愤怒才回到身上，我毫无选择地狠狠给了电话机一拳。行人的诧异和拳头上钻心的反作用力让我不得不弯下腰以掩饰我的羞怯和痛楚。
　　叮啷啷。清脆的声音超出了我的疼痛。我诧异地四顾了一下，大脑让思维指挥眼睛从天空转向了电话机。在出币口那儿，堆了五枚硬币。
　　没错，是五个，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五个硬币，崭新崭新的。
　　

坐在街边抽烟
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小利就喜欢坐在这条街边。厂里发的衬衫不透汗，我们习惯把上衣的纽扣解开三颗，让风吹到怀里。然后，小利或者我，忸怩地推让一番，一个人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我们俩笨拙地一个擦火柴，一个用双手捂成括号，挡着风把烟点了。夏天的傍晚，从工厂那炉子似的车间里出来，我和小利总坐在这条街边的青石台阶上抽烟。倒也不为别的，街对面是家很有名气的谭鱼头火锅店，靠街的一面是窗户。透过窗户我们看不到火锅里的真材实料。但是我们知道，能进这种饭店里吃饭喝酒的，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让目光在空中弯来绕去之后，也看不到谭鱼头火锅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我和小利着实有些失望，只好坐下，继续抽烟。傍晚的阳光通过谭鱼头的窗户反射到地面上，没了力道，很软弱，我们就把它压在屁股底下，相当于垫张报纸，点着第二根烟。一般情况下，我和小利没什么话说，从小光屁股时就在一起，能说的该说的早就说很多遍了。我们用三根烟等待着晚上的加班时间，在三根烟的空当里，我们除了羡慕那些呼朋唤友的人一拨一拨代替我们去验证谭鱼头火锅的真假外，多数时间就看着手里的烟头一点一点地变短。在烟离开嘴的时间里，我们总要把烟缩在手掌里，似乎不想让别人看到。
　　偶尔的，我和小利也会没话找话地扯几句，比如我们故意躲在厕所里抽烟被老师发现开除我们，比如我们小时候吵架的原因不过是你多吃了我家一顿饭我少吃了你家一样菜。其实很多事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应该任由它留在那儿，慢慢淡出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大脑应该用来想着怎么能多加一些班，多挣一些钱，以后好娶个像样的媳妇儿，生个比别人家健壮而好看的娃娃。但是三根烟的时间有时确实很长，甚至漫长，漫长到我们必须把小时候的一些事搅和起来，说三道四。然后，一不留神让烟把我们呛出眼泪来。
　　那条街留给我们的印象，除了阳光下的谭鱼头和一长条一长条的青石阶，就是我们并不喜欢却一直在迷恋的烟雾，还有弥漫在街道上空的车间里的胶水味。后来，我和小利在那条街上呆了很久，从送水工到水店老板。我们俩还极力攻关过那家一直长盛不衰的谭鱼头火锅店，希望他们能用我们那间小店的纯净水。但是他们嫌我们的档次不够，我和小利以小老板的身份轮番上阵都不行。
　　之后，我们的生意不咸不淡，但是比起当初在车间里等着加班熬夜当然是好得多。甚至，我们可以去对面的酒店里坐着，俯瞰这条旧旧窄窄的小街。
　　当然，谭鱼头终于还是走了，换了一家，还是火锅店。临街的窗户和墙全部打掉，装上一水儿的玻璃墙。坐在里面能把街上的烟头看得一清二楚。当然，街上行走的人一抬头，我们就透明地坐在他们斜上方，有些为富不仁似的在喝酒吃火锅。
　　我们的水店发不了财，也饿不着人。不过我和小利倒真讨着了家乡最出色的姑娘做了媳妇，还各自生了白白胖胖招人喜爱的儿子和闺女。在两个年轻的媳妇坐在店里当老板娘的傍晚，我和小利就爱去火锅店里坐着。我们竭力学着那个年轻的夏天我们所想象的一切，比如，认真地检查着火锅是不是货真价实，动作夸张地碰杯，把酒一口一口干掉。醉意袭来时，我们还是会没话找话说，但是十六岁之前的记忆再怎么搅和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倒是十六岁那年傍晚的三根扭扭捏捏的烟让我们唏嘘不已。
　　同样的傍晚，我们闲坐着，说些不痛不痒的关于幸福的话题。
　　说了几句，碰了几杯扎啤，没了兴致。似乎商量好的，我们俩把手插在裤兜里，踱到街对面。青石台阶还在，但是台阶上不再是低矮的窝棚出租房了，而是一家商场，生意兴隆。所以，青石台阶早没了本色，上面都是脚印。
　　我和小利对望了一眼，有些犹豫，想坐下。感觉到旁边有人好奇地看我们。是的，两个衣装整齐干净的大男人，坐在人来人往中，毛病。
　　小利多余地用嘴吹了吹台阶，似乎想把那些脚印吹走。我笑了，一屁股坐踏实了，仰头看对面火锅店的玻璃。不知是醉眼迷蒙还是阳光撞到玻璃就散了，世界一片金黄。
　　小利捅了捅我，我扭头，小利递了根烟给我，示意我往左边看。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面对着人流的熙来攘往，他们伸直双腿，晃着身子，屁股下垫着广告传单。他们用火机旁若无人地点烟，吞云吐雾。恍惚的，就是十六岁的我和小利。当然，很明显不是。他们染着头发，好像是黄色的，又似乎是棕色的，傍晚的阳光照着，不确切。他们还穿着肥大得出奇的衣服，他们不用解扣子，风在里面鼓鼓囊囊地走。
　　他们就在我们的左后方，近到能闻到烟丝的味道。似乎注意到我和小利一直在看他们，两个小家伙龇牙笑了，扬了扬手里的火机，示意我们，你们是不是忘了带火？
　　　。　想看书来

天涯共此时
从宿舍去厂区，攀峰要经过一个小公园，那是厂子附近最好的地方了，有树有花有草。虽然公园里总有飞不完的塑料袋和无处不在的瓜皮果屑，但攀峰上班前总要先去公园里坐坐。昨天是小夜班，今天是大夜班，两个夜班中间只有六个小时，所以攀峰走到公园门口时还是睡眼惺忪的。一般情况下大小夜班只要连着上，攀峰就不去公园了。
　　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想起八月十五，攀峰的脑海里就骤然空明起来，那些混沌的睡意一下便让一幅情景驱散了。在攀峰的记忆里，中秋节总是这样的：清凉如水的空气随着秋老虎的离去而恬淡起来，村子里弥漫着廉价月饼的清香，还有各家自做的柿子饼那浓郁到不知好歹的味道。家里新长成的小公鸡总是八月十五那天被宰了，烹成油腻腻喷喷香的鸡块端上桌。姐弟几个虔诚地看着奶奶摆张方桌在月光笼罩的小院里，奉上最好的苹果梨子。奶奶会寒着脸轻声呵斥着众儿孙依次给月亮磕头，之后，才是盛宴的开始。开始的标志是奶奶第一个下筷，拣一块最好的鸡大腿扔到门外。奶奶说是要先敬月神，可每次都是被家里那条守候多时的大黄狗给叼了去。
　　攀峰在公园外的水龙头那儿洗了洗脸，又冲湿了头发，关于中秋的记忆才渐渐远去。攀峰的工种是容不得有半点分神的，因为分神，车间里伤残的工友都快有两位数了，攀峰不想步他们的后尘。攀峰向公园里望了望，可能是因为过节，公园比平日里热闹多了。最会享受节日的是那些孩子，他们在草坪上无所顾忌地笑闹着，追逐着几只彩色的气球。
　　攀峰知道，再从厂里出来就是八月十六的中午了，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就会伴随着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悄悄过去。踌躇了一会，攀峰还是进了公园，攀峰想就溜达一小会，然后小跑着上班，来得及。
　　一进公园攀峰就有点受感染，过节真好！攀峰深深吸了两口中秋的空气，抬起胳膊做了做扩胸运动，两条胳膊有些酸胀。连夜班就这点不好，体力恢复不过来。见一位年轻的母亲拿着一个红灿灿的苹果在引导孩子背诗，攀峰不由驻足看着。
　　来，给妈妈背一句诗，这个最大的红富士就归你了。天涯共此时的前一句是什么？
　　年轻的母亲摇晃着苹果，看来她很会引导孩子。但孩子迷茫地眨了一会眼睛，答不上来，但渴望苹果的小手还是扬得高高的。母亲有点急了，昨天才教你的嘛，这就忘啦？仔细想想，想不出来不许吃。孩子恼了，看得出来他很努力，但还是记不起来，便哇的一声哭了。母亲连忙哄孩子，噢噢，咱不背了，回家过节好不好？见那母子俩渐渐远了，攀峰回过神来，意识到该迟到了，便一路小跑起来。
　　天涯共此时？天涯共此时的前一句是什么来着？攀峰边跑边在记忆里找寻着。渐渐的，攀峰也恼了。自己比那三四岁的孩子又强到哪去嘛，上初中时自己背古诗那可是一流的溜，现在竟然连这么一句妇孺皆知的诗都忘了。
　　攀峰气鼓鼓地进了厂，时间刚好定格在六点那笔直的指针上。打卡的时候门卫瞪了攀峰一眼，示意攀峰几乎迟到了。攀峰仍在记忆的诗库里翻找着关于天涯共此时的诗句，没有做出一个谄媚讨好的微笑或是殷勤地递上一支烟。见攀峰木木地进了厂，门卫阴阳怪气地叫，不想要这个月的全勤奖啦！
　　攀峰进车间的时候，大伙已经忙上了。攀峰边系着厂服的扣子边往自己的
　　位子上走，旁边的大刚捅了攀峰一下，梦游啊？攀峰一怔，说道，你还记得天涯共此时的上一句是什么吗？大刚愣了一下，撇着嘴说，你就琢磨这个呐？想当诗人？大刚没说他知道也没说他不知道，只转身叮叮当当地操持着机器。过了半晌，大刚忽然扭头说，去厂里的阅览室查查吧，那里兴许有。这句挺熟，但溜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
　　攀峰摇摇头，阅览室里哪有古诗啊，即使有我也不去查，要靠查书的话我这么多年的书不是白念了？大刚念叨了一句，疯子，想那个能当饭吃啊，便沉浸到叮叮当当里去了。
　　夜宵是十二点送来的，食堂师傅的心思显然都用到过节上去了，面条煮得糨糊一般。大刚狼吞虎咽了一阵子，见攀峰挑着一团面条还怔在那儿，便火了，攀峰你魔怔啦，还想不想盖房子娶媳妇啦？你别弄出事儿来。
　　一点钟的时候，攀峰真出事了。攀峰“啊”的一声惨叫，大刚一步蹿了过去。除了拇指和食指，攀峰的左手齐刷刷秃了一截。大伙赶紧围了过来，有的叫赶紧送医务室，有的说打120。大刚一把扯下半截袖子缠住了攀峰的手，说，这会下半夜，医务室没人，大伙帮忙赶紧送医院吧，出血太多了。
　　众人这才集中了意见，拥着攀峰往外走。一出厂门，大伙就都有些发愣，头顶偏西的月亮还在普照着，圣洁的光线洒得满世界一片肃穆。攀峰“哦”地叫了一声，海上生明月！大刚，我想起来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攀峰伸手拍了大刚一下，马上“嗷”的一声晕了过去。大伙赶紧围住攀峰叫。大刚使劲嚎着，狗日的攀峰，什么狗屁明月！
　　让大刚一骂，攀峰悠悠地又醒了过来。大刚眼里潮着，攀峰，疼得受不了就看看月亮。大伙就一起仰头看月亮，天地间一片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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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雨兜头
这个鸟城市就是怪，冬天不下雪，只落雨。似乎是打家乡那个四季分明气候怡人的小县城出来开始，我遭遇的就是一场场雨。一次次凌空兜下来的都是冰凉和绝望。
　　要去的这是第几家公司我早已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