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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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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对第一条风险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央领导讲改革是革命，我说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调。其实，中央领导讲的完整的语句应该是‘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有一个‘一定意义上说’的限制词，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当做并列的词汇来加以使用的，可见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于革命。在《中介论》中，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三态：发展态、改革态、革命态。所谓革命态就是对现存主体的完全否定。所谓改革态，虽然也会发生许多质变，但并不是对现存主体的否定，而是对现存主体的肯定和加强。所以，片面地强调改革就是革命，就会导致社会###，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如何。”
从阐述“一分为二”提炼出“一分为三”关系的“二三论”出发，艾丰又扩展到“层次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体制层次，而体制层次是中介层次。他在书中对于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
当我们对庞大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作层次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有了学习资本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以股份制而论，既然它是中介层次的东西，既然它是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它“嫁”给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用呢？
从直观的形式上看，不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害怕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聪明”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它只是一个中介层次，并没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吓倒，大胆地采用了它，结果是改善了资本主义。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行股份制的时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从直观的形式看，是一种“私有”或“化公为私”的形式（起码部分是如此），从公的“彻底性”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是从中介的层次来看股份制，我们的胆子就会大起来。我们不仅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化大生产的中介物的角度说必须利用它，我们还可以从它“嫁鸡随鸡”的角度来让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还有着相当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国汽车总公司总经理的顾尧天看到《中介论》很赞赏，特别把这本书向中央最高领导推荐，他拿着这本书作推荐的时候，当面向对方朗读的就是这段话。
以后若干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对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证明了当时的这些论述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来自艾丰哲学观点的力量。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3）
讲到“公私融化论”，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中央电视台借人民日报社的一个会议室做录像采访，请若干著名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午11点40分，录像快结束的时候，艾丰由于偶然的原因，误闯进正在录像的会议室。他一看当时的阵势，连忙道歉。电视台的同志笑着说：“我们找你没找到，你自己找来了，正好，你来谈一段。”面对这个“突然袭击”，艾丰有些紧张，但推脱不过，还是在镜头前谈了七八分钟。他谈的其实就是《中介论》中“融化论”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在基本指导思想上有偏颇，集中表现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兴无灭资，兴公灭私。“文革”中又提出“斗私批修”。这样的思维看起来方向很明确，其实在落实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首先什么是“私”，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个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个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从哲学上说往往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应该是协调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互相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那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每个“私”在其中也能够得到好处。“私”的状况在这里成了衡量“公”的状况的标准。第三，“公”很伟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总有具体的代表，有可操作性。让很伟大但没有合格代表的“公”与好像卑微但有可操作性的“私”彼此斗起来，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的问题就是以“公”斗“私”，那么，“私”就联合起来斗“公”。一些国有企业的“虚盈实亏”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公私关系一致起来……
◎艾丰与经济学家杜润生晤谈。
艾丰讲完之后，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赞赏，一位经济学家笑着说：“你的讲话给今天的讨论做了总结。”
艾丰写作《中介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从“一分为三”获得突破之后，先写了“二三论”一节，接着写了“层次论”、“存在论”、“变化论”、“融化论”、“中性论”、“过程论”、“中观论”、“媒介论”、“载体论”、“协调论”等，共11个章节。用一个什么概念做全书的名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但他们都没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艾丰觉得，只有用“中介”这个概念才能把各个章节中贯穿的东西表达出来、提升起来，在哲学上有继承，又有创新。
是艾丰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中介”作为一个哲学的最基础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思维方式加以运用。《中介论》问世，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哲学界为之连续开了三次研讨会。不少学者称赞这本书“由中介这一概念阐发中介思维，在哲学上是成立的”，“难得的是把哲学研究和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理清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介论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为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有的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20世纪是人类对抗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类协调的世纪，“中介论”应该是21世纪的哲学。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如果谈到艾丰的思维方式，他是以融合为特征的。对艾丰的成就，很多人“眼热”。有人曾经问过艾丰：“老艾，像经济学和新闻学这么专业的学科，对别人来说，要深入一个领域可能都很困难，而您是怎么横跨新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并能同时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的呢？”艾丰微微一笑：“我主要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依托于自己的哲学功底，利用了新闻文化的素质，然后开拓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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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为改革辩护（4）
他说：“新闻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新闻工作是以万变应万变的职业，而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学好哲学，就有可能收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新闻是浅层次、高频率、多次重复的工作，这对深入研究问题很不利。但从研究问题来看，新闻工作也有三个优势。第一，综合。新闻工作可以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人物，许多问题是要综合才能看清和说明的。第二，超脱。俗话说‘屁股指挥脑袋’，地位的局限，使一些研究者带上片面性，不能抓住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而记者的‘屁股’是‘猴屁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于是可以冲破地位和部门的局限。第三，主动。狭义的记者是没有研究任务的，于是他可以不受外来压力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依托这三个优势，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在研究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
“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在了解客观情况的时候，它必须善于抓住要害，而不是面面俱到，‘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尔’。第二，在形成自己成果的时候，它必须注意传播的效果，要很容易被人家接受和理解。这两点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记者的研究抓住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而作品又容易被上下左右所接受。”
以哲学为基础，新闻、经济，再加上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多重结合和融合，这就是艾丰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他的方法论的特色。这也许就是李德民评论艾丰“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的真谛了。
第二节开经济述评先河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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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1）
《21世纪人才报》记者撰写的《中国财经记者难当重任》一文这样评价艾丰：
中国的第一代财经记者……代表人物是艾丰，这一代财经记者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起云涌，大家渴望进行经济上的改革，但全民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和常识，因此，这一代财经记者的作品更多的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第二代财经记者则……
1986年底，艾丰担任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当时的经济部是由工商部和农村部两个部门合并而成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亲自参加了经济部成立大会。艾丰在会上发表了如下就职演说：
今天是经济部成立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结婚典礼。一个工厂的小伙子（指当时的工商部）娶了一个农村的大姑娘（指当时的农村部），证婚人就是钱李仁同志。结婚以后还要两地分居——办公室还不能合到一块。
感谢报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担任经济部主任。我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二、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三、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三个条件衡量我，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第三个条件，虽然我是学新闻的，但由于前两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最多只具备半条。三个条件只具备半条，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及早补足条件。
这也就是他集中精力研究经济问题的起点。
艾丰虽然年过40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济问题，转轨财经报道，但是凭着他的专注以及悟性，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不仅如此，由于他在体裁、内容和方法方面勇于突破，经济报道取得了极大的独创性成功。
蹩脚的经济报道记者，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人不愿看，外行人看不懂。”艾丰说：“为什么‘内行人不愿看’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自己首先没有钻进去，没有弄懂，怎么可能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
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然后通过自己的调查、思考，再把这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构剖析，提出启发性甚至指导性的办法，这是艾丰的拿手好“戏”，这也是艾丰的报道备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向何处去”
1979年4月的一天，艾丰去北京市城建部门采访，想写一组反映北京城市建设成就方面的报道。在一间办公室里，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的四位处长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他们就说：“欢迎！听说记者来，我们各处都开了会，大家叫我们把意见集中起来，希望你能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至于成就方面的材料，在谈完这方面的情况后，你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好，只要有新闻价值，不管是适合公开报道还是适合发内参，我都想了解。”
“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定位，向哪个方向发展，把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至关重要。可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目前还不明确，关键在于工业和城市的关系没处理好，大量地在城区内建设污染严重的企业项目。如果北京没有了蓝天碧水，只有废渣、废气，只有膨胀的人口、拥挤的交通……”
无意中就撞到了一条大大的“活鱼”！艾丰听了他们的反映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碰到了好题材，尽管是“说反话”的题材，但艾丰却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应粉饰太平。听了几位处长的全面介绍之后，艾丰为此又采访了企业、机关等许多有关单位，认真倾听各界人士对北京如何发展的各种看法。经过深入调查后，他写了内参，题目很吓人，叫做《北京向何处去》。当时这篇文章的初稿措辞比较激烈，而且点了许多单位的名，后来，经艾丰进一步加工后改了题目，加强了分析，即形成了《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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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2）
内参刊出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四条方针，即“四条指示”。北京定位不要作为经济中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经济概念就是工业）：
要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要使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全，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要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艾丰写的内参对中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陈云。中举话筒者为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
艾丰认准了的事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开始把重点放在研究城市建设问题上，主要是想搞明白中国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发展蓝图，才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从1981年到1983年间，只要是城市建设研讨会，即使是没有报道的任务，艾丰也尽量参加，以至于一来二去竟也成了“专家”。通过阅读、摘记、分析和归纳，艾丰不仅对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我国城市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有哪些？二、这些问题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在哪里？
1982年12月24日，艾丰借参加和报道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他写的述评《重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副题是《改革城市体制，解决“条条”“块块”矛盾，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述评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几个亟须关注的问题：
城市在四化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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