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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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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小标题——“观察之一：居民银行存款究竟是‘笼中虎’还是‘圈中羊’？”
第二个小标题——“观察之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研究我国市场，如果不研究我国的消费，将会抓不住要领。”
第三个小标题——“观察之三：花钱最多的一种消费，住宅的商品化可能成为启动市场的一大动力，房改现在就应该加速。”
结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说：‘是时候了，让我们来大力促进房改吧！’”
这篇述评关于消费的观点，到1997年或1998年才被全社会所认可，那时中央已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对策的核心。
这篇述评中论及的关于房改的观点，到1998年才变成了现实，它成了我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艾丰善于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对待个别现象时总是将其放在大环境中进行思索。这样，就可以帮助读者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因而更有指导意义。《坚实地站在大地上——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纪实之一》就是这样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会议报道。
艾丰跳出以往会议报道表面热闹而内容贫乏的圈子，站在“从建国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会议大背景下，抓住了“你也许会感觉到会议的气氛略少庆典式的热烈，而更多务实中的冷静”这个要害性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成熟的人是沉稳的”这一观点，顺此思路，由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急性病”的危害与根源，从而引出了“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这一会议精神。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有一篇获1990年全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颇能体现艾丰用宏观思维把握问题的功夫，这就是艾丰自称“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
那次是艾丰随同访日代表团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参观超市，路上，陪同的日本朋友林信太郎和他讲了一席话，主要话题是有关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的问题。
当艾丰谈到日本在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过于保守时，日本朋友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步初期，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存在技术受到封锁的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依靠进口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力更生。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一直没有引进外国技术的丰田公司，靠自己的研制开发不仅最终位列日本七大汽车企业之首，而且还兼并了曾经引进技术的另两家汽车公司马自达和三菱。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林信太郎20世纪60年代来中国时，他有些大吃一惊——当时日本要求引进瑞士的手表技术遭到拒绝，而中国当时竟已经买进了1000台瑞士的先进设备！但让林信太郎失望的是中国并没有产出一流的手表，关键在于管理和人员素质的不到位。林信太郎曾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过中国这家手表厂生产的零件，结果发现，元件切削得不错，但上面粘有油污，当他建议工人把油污洗掉，工人倒是清洗了，原来的油污没有了，但是另外的地方又粘上了油污！
艾丰听后，当时就感慨万千，日本朋友把引进与消化的关系问题讲得太透彻了！
具有新闻敏感又同时具备宏观把握能力的艾丰，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妙不可言、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新闻。因为外国朋友作为一个旁观者，点出了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的致命弊端！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于是回国后写访日通讯时，没有过多修饰和改动，只是把当时的记录整理了一下，就完成了。
艾丰说：“没想到，此文1990年5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做了批示，表示赞许。这篇文章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一同被印发，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下发给了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除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获吴玉章奖之外，艾丰的单篇新闻作品，只有这一篇《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获得了全国奖，其他几乎没什么获奖作品。而就是这篇作品在评奖过程中也有点小插曲：这篇报道在当年（1990年）的全国新闻奖好新闻评选中，初评时是定为一等奖的，评委们一致为这篇稿子叫好。结果到终评时，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觉得一等奖数量受名额限制，“僧多粥少”，而人民日报社一下子就有两篇作品获一等奖，不太合适，“提意见”说，最好撤下来一篇。于是就保留了一篇社论获一等奖，把艾丰的降成了二等奖。
评奖完毕归来，邵华泽专门向艾丰解释了评奖时的情况，希望艾丰谅解。艾丰说：“二等就二等吧，获几等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写的这篇作品的自身价值已经被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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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万里行（1）
“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
——薄一波
采访###
《###：天降大任》一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在这篇24个版面的巨幅文章中，“幸遇伯乐，步入高层”章有一段关于###“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的叙述：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的照片，照片上的###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采访###的记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步入高层后，艾丰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通过艾丰之笔，###的经济思想首次亮相中央报刊。
与###的第二次直接见面，发生在6年之后，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合力掀起了一次划时代的“中国质量风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商品短缺，曾长期困扰中国。从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已习惯凭票排队买东西，全国凭票供应的产品曾达到77种之多。1978年之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商品多了，品种也多了，逐渐地，一些商品进入买方市场，我国经济也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这本是经济的进步，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老百姓的怨气出来了，质量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7年是43万件，1988年上升到10万件，1989年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因为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这是指已经投诉的，而不投诉的、吃哑巴亏的，数字恐怕至少还要增加若干倍以上。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
“中央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在火车上，在家庭的饭桌上，人们谈起伪劣商品，常常这样问。
中央当然知道。1989年8月25日，###、###联合署名的致“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总结大会”的信中写道：
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来，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一些工业产品质量日趋稳定，一些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档次逐步采用国际标准，成绩很大。但是，产品质量低、企业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
1991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一次会议上提出，1992年要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抓好质量工作。他说：“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最近内参上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讲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不关心质量，看了令人伤心、痛心。中华民族难道就这样吗？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大家都不关心，飞机、火车不正点，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民族怎么能存在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把1991年定为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出台了。发起单位是两家，一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一家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当时艾丰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和周围的同志从1991年9月起，就开始筹备“万里行”活动。他们设想组织中央新闻单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采访活动，按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行政区划分几路进行，主要是了解1991年我国开展的第一个“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收效，并调查还存在的问题，既进行公开报道，也准备写成内参，送给中央参考。因为采访的规模很大，涉及的问题可能比较深，不仅新闻界参加，还要争取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请这些部门也一并参加进来。政府主管部门当时主要有主管企业运行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即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前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活动方案拟请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常务副主任赵维臣担任活动组委会主任，艾丰担任副主任。
中国质量万里行（2）
“万里行”活动方案由生产办综合局副局长王远枝、新闻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智等起草，艾丰审定之后，于12月14日报给了赵维臣，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赵维臣又把活动方案转呈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的###副总理。10天后，###对活动方案做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指出：第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担任主任。第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第三，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第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
显而易见，活动方案上了新台阶，没想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构思这样新颖、奇特、周密、具体、易于操作，新闻界对此赞叹至今。
以新闻单位和群众组织为主，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质量意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薄一波同志为“中国质量万里行”题了词，并担任“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
1991年12月30日，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了“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请各地、各部门将活动方案转发各地、各部门所属新闻单位，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并精心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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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全国（1）
抓质量的希望之火，在北京点燃，又迅速燎原到全国各地，其声势、影响等都为人们始料不及。
“万里行”活动怎样搞？
1991年12月30日上午，组委会主任艾丰在中国质协会议室主持了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说，这次活动意义大、规模大，难度也大。要注意抓好两个“一”，一个是正面典型，一个是反面典型。正面报道要实在，少而精。反面典型重点抓几个大的报道，在全国产生震动：打击面不宜宽泛，抓住一个，就弄彻底。
会议确定了发稿程序：各报台先认领组委会分配的题目或上报本单位的选题，经组委会确认后，各自采写，稿件经本单位审后，再送组委
会编审。组委会将最后定稿提前四五天分送各单位，新华社再在发稿前一天播发到各单位，有了这样的“双保险”发稿制度，重大报道就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各报台刊播。关于署名，组委会规定：凡经组委会编审的稿件，才能署“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否则，只能署“本报记者”。
会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组委会准备了10个正面报道题目，10个批评报道题目，以“招标”的方式让各家新闻单位认领。10个正面报道的题目一下子就分光了，而10个批评题目却无人问津。艾丰明白，1989年以后，由于强调稳定，媒体上的批评声音很少，而且一个批评报道
◎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上发言。
之后，往往会引起一场官司，各种纠缠使媒体承受不起，大家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艾丰感到自己当了组委会主任，已经骑上了老虎，就不能再下来了，必须勇往直前。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搞批评报道，大家有顾虑。我看不要怕。这次批评报道与过去不同，第一是‘打群架’。‘万里行’是首都新闻界的联合行动，所有的大新闻单位都参加了，要把首都新闻界都告下来，我看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第二叫‘有后台’。这次活动是有高层领导和政府部门直接支持的，而且这些部门都是直接管理质量的，他们在这方面有权威。所有重要的批评报道一律署名‘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万一出了问题，由组委会承担责任。”经这样一说，10个批评报道的题目也很快被认领完了。
艾丰将“万里行”的具体活动计划向###汇报，###认为：“计划很好，活动中再补充、完善。”
1992年2月11日，“万里行”正式开篇。《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抓质量促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消息，开篇按语说要“造成重视质量的舆论”。
十几家大报统一采用新华社稿，整齐得像“亚运会开幕”。而且，从清晨6点半到晚上10点，广播、电视呐喊质量的声音不绝于耳。
来头太大了，好像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有的人已从这攻势中觉察到不同寻常的气氛。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以外地区的“效益年”活动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连说：“没想到，没想到！声势已盖过去年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宣传。”
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晚上，强力啤酒、青岛威士忌、长白山葡萄酒三种产品的质量问题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一起“曝光”。一瓶啤酒里面竟有24个田螺壳，威士忌中有悬浮物、昆虫，葡萄酒中有玻璃碴儿，这怎么能够叫人容忍？！
“三瓶酒”的报道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国家商检局局长王久安知道“万里行”的活动计划以后给艾丰打电话：“这样重要的活动你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我这里有很好的反面材料供你们报道。”艾丰到了国家商检局，王久安就拿出了这三瓶酒。艾丰说感谢你提供这样好的曝光材料，但希望做到三件事。第一，最好先请这三个产品的厂家来，确认是不是他们的产品，责任落实。第二，因为这三瓶酒是从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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