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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社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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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生存条件的威胁,因此,在危机中最关键的,是要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救济。而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救济,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不仅保住穷人的生存底线,而且以特殊就业的形式给了他们一份信心和希望。 。。

四 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2)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农民增收更加困难。据估计,目前农民收入的40%~70%来自外出打工。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对湖北省3300个农户的最新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05年度经济述评:多管齐下让农民富起来》,//statsgovcn/tjfx/ztfx/2005sbn*sp/t20060217_402305833htm)。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返乡农民工增多,加上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粮价下跌,2009年我国农民增收将会面临极大困难。二是城市中的失业群体。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这次危机导致的失业中,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目前社会上对失业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两部分人身上。但首当其冲的群体不见得是问题最突出的群体。因此,尽管农民工是危机中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但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有人说,许多新一代的农民工连地都没有种过。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种地相对来说是好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者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而已,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可能问题最突出的,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其中,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沉重的债务。对于这一部分人,也许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中产阶层所受打击往往是媒体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中产阶层在危机中发生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而且也在于中产阶层本来就是引人注目的群体。而且,富人的变化可能是没有原来那么富了,穷人的变化是比原来更穷了,而中产阶层的变化可能是其在阶层间跌落。据洛杉矶媒体2008年年底的报道,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洛杉矶地区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大幅增加,许多中产阶级加入了无家可归者的队伍。报道说,因生意破产、失业等多种原因,一些律师、公司业主、实习医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近来也成为无家可归者,目前只能靠政府救济为生。报道援引洛杉矶伯班克临时援助中心主任霍威尔的话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来中心求援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66%,其中约一半人属中产阶层(《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大幅增加》,//newssohu/20081028/n260277869shtml)。中产阶层在危机中所受打击最明显地表现在这样几点上。第一,财产性损失最大。住房的缩水,股市的亏损,承受的主体主要是中产阶层。第二,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中产阶层中,其消费的耐用消费品,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信贷消费的方式实现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偿还这些债务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不是问题。但在经济危机中,由于失业和减薪,债务将会成为部分中产阶层沉重的负担。第三,中产阶层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除了财富之外,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受挫。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得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 。 想看书来

四 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重组(3)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于缓慢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一年就消灭了中产阶层,这话固然有点夸张,但也离事实不远。中央电视台对76万名投资者进行调查后说,92%的股民亏损(//newsxinhuanet/fortune/2008…07/14/content_8540627htm。)。这对其形成过程本身就异常艰难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国家来说,这个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金融危机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而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会导致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剧烈调整。目前世界各国的救市措施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大多属于有人称之为的“第三方付款”模式。而由政府承担的“第三方付款”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财政的硬约束。解决这个约束的方式,无非三种,一是增加货币的投放,二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三是发行债券。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对社会中的利益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增加货币投放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会加大企业甚至个人的负担,而发行债券也等于向民间抽血(《周阳敏博士:4万亿扩大内需,到底谁是受益者·》,//shvillachina /2008…11…13/2216983_2htm)。而存贷款利率的大幅度下调,将严重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而有利于贷款人。由于目前中国居民储蓄余额高达20万亿元,每下调一个点的利率,每年存款人将损失2000亿元。而资金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更是不容忽视。
  就经济刺激措施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影响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以损害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来支持企业发展的倾向。前一段就有学者呼吁,要谨防假经济危机做空劳动者权益(//financejrjcn/2008/12/0100362921609shtml。)。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消息不断传来,比如为了保企业,宣布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为了保企业,一些地方宣布冻结最低工资;一些地方对劳动者争取自己权益的行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压制措施等。而在另一方面,有关方面负责人则强调,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诸如此类的措施,对于解决危机中一些根本性问题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
  

五 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1)
200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半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报告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增长率只有39%;2009年将下降到3%,这将是2002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应对》,//cassnetcn/file/20081103202828html)。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则显示,全球失业率2007年为,预计2008年为,2009年可能会高达(《全球萧条2010年有望回暖》,//financesinacn/roll/20081230/03305699689shtml)。到2009年底,全球失业总人口可能上升至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在日内瓦表示,根据该组织的评估,“到2009年年底,失业人口将从2007年的亿增加到亿”,这是“全球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亿关口”,也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2亿人。索马维亚还指出,如果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失业人口数量还可能进一步上升(//cbh/news/gc/2009/16/0916131359EA66B8*H46HD17447Ihtml。)。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茅于轼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茅于轼:若没有失业,金融危机并不可怕》,//cecn/xwzx/gnsz/gdxw/200811/19/t20081119_17428235shtml)。在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300多万其他人员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是官方数字的两倍(《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至,农民工失业问题凸显》,//newschina/zh_cn/domestic/945/20090105/15266794html)。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更高。金融危机的冲击,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形势转差的两个最大的受害群体。2008年6月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实际上,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紧张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发生后,形势进一步严峻化。有人估计,在2008年底,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000万人。此外,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200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加上历年没有就业的人员,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五 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2)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发生的是“削底式裁员”还是“削边式裁员”,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一般的想象中,人们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多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2008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报道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不久前裁减了约20位高层主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Lewis)的一些长期拥护者。2008年11月,汇丰银行宣布裁减亚太区500名员工,被裁减的员工分布于多个部门,亦涉及中、高层人员,包括月薪逾10万港元的经理级别的人员。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的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的员工忧虑失业,25%的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美国裁员潮蔓延各行业,56%美企高层预期来年裁员》,//chinanewscn/cj/gjcj/news/2008/10…19/1417084shtml)。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整个企业地倒闭,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地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的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一个,可能会有十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一百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家3%~5%,欧美等发达国家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在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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