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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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的第十二天，清廷颁布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上谕，并让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把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路权出卖给外国，这两条路的总工程师正好都是詹天佑，詹天佑长期在铁路界工作，参加过以往关内外铁路、津卢铁路等借外债铁路的修筑工作，深知借外债修路必定受制于债权国，更何况，粤汉路还是经过梁诚辛苦谈判从美国手中赎回来的，现在竟然要将两路路权出让给外国，他内心的痛楚是无法言表的。

　　詹天佑收到邮传部用电报发来的朝廷上谕后，先是一个人面对电文沉思良久，然后让王秘书把黄仲良请来。

　　黄仲良一看詹天佑那沉重的面色，深知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难道是其它城市或者京城也发生了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党起义？他不敢往下想。

　　詹天佑让他看邮传部的电文，他认真看了看，说：“詹姆斯，这有什么不妥吗？铁路收归国有，这可是好事啊，免得那些股东们整天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吵不休，我们不是能更全心全意地用心于路工吗？”

　　詹天佑说：“仲良，你也在铁路界效力多年了，难道你没有看出这里面的问题吗？”

　　黄仲良说：“你是说向外国借款的事吗？”

　　詹天佑说：“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知道，以往向外国借款修路，债权国除了要求以关税、盐税或其它国家收入作抵押外，还有很多附加条件，如聘用债权国工程师等，这些外国工程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讲职业良心，他们在线路计设、材料采购等方面常与本国的商人结合在一起，从中谋利，以往已经发生不少这样的事情。”

　　黄仲良说：“不过，听说粤路公司和川路公司的商股都筹款不足，难于全线展修，这是朝廷向外国借款的原因之一。”

　　詹天佑说：“这只是一个理由而已，我已向两公司的股东说明，如果暂时路款不足，我们可以采取分段修筑、分段通车，赢利后再继续往前展筑的办法。其实，朝廷这个上谕的用意可能有更深的考虑。”

　　黄仲良说：“铁路就是铁路，难道铁路还会与革命党有关？”

　　詹天佑说：“我想到的正是这一层，你想，电文说由邮传部的盛大人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这么重大的事，邮传部哪里担当得起？这一定有高层授意。虽说是铁路借款，我认为可能与近期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因为粤汉、川汉路连结的都是大清国的腹地，一旦四国银行借款修路，他们就会派出本国的工程师前往铁路沿线，如果是革命党人的活动造成了这些地方的动荡，这些国家就有出兵干涉的理由。当年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受到过外国势力的干涉，所以，我担心这次向外借路款，可能与防犯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

　　黄仲良摸摸自己的脑袋说：“没有想到这铁路还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挂上钩了。”

　　詹天佑沉思着说：“三年前，宣统皇帝登基，摄政王为了安抚年幼的皇上，举行登基礼时，连说几个‘快完了’，许多朝臣都担心一语成谶。广州刚刚发生过革命党人起义，如果这铁路国有一旦引起老百姓的不满，那可真是怕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黄仲良非常气愤地对詹天佑说：“朝中那些大人老爷们这样做，不但是不顾粤路股东的利益，同时，将这么重要的铁路干线让给外国，将来无论是修筑铁路过程还是铁路修好后，都将受制于外国。”

　　詹天佑作为当时邮传部的参议，却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也深感意外。当然，他也知道，有些地方士绅出于各种不同利益目的，将地方商办铁路干线的一些矛盾反映到的朝廷，这正好给朝廷收回路权以籍口。他记得当初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鼓励民间资本开办铁路时，全国上下一片好评，粤汉、川汉两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建的，可是两路都已分别开工，都在向前推进，政府却来一个收归国有的政策，这样朝令夕改，让老百姓如何适从。更为可怕的是将路权出让给外国，这不是摆明了给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或者朝廷可以把这作为稳定政权的一种手段，但这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啊。看到黄仲良那么生气，他心中当然也不好受，然而，以他的身份和角色，他知道自己不能随便表态。于是对黄仲良说：“或者朝廷有它的考虑吧，这样做的不妥处任何人都能想到，它的唯一后果就是西方国家认为朝廷是可以作为他们在中国谋利的支撑的。一旦发生革命党的暴力活动，外国干涉就师出有名了。”

　　黄仲良说：“你提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你想，现在到处都在闹革命党，记得那年五大臣在北京遇炸的事吗？联想到最近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朝廷可能也意识到可能会有更大的暴动，为了讨好西方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

　　詹天佑说：“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黄仲良说：“这里你是总理，又是总工程师，当然是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詹天佑说：“根据邮传部的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把各类股权、财务状况、工程进度等造表上交，准备将路权由商办转为国有。”

　　黄仲良说：“什么国有？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还不是英法德美等国所有。”

　　詹天佑说：“粤路公司是商办机构，能否移交还要经股东大会决定，我们无权做这么大的决定，但我们作为朝廷命官，相关的工作还是要做，关于股权、财务、人员、材料的报表我们都要按要求做，先做好准备，到时是否移交由股东大会决定，同时还要看看川路公司的做法。”

　　詹天佑让王必书准备各类资料。

　　接连几日，他接待了来自各方面的陈情，都表示反对政府收回铁路股权，同时，从四川、湖南、湖北也传来老百姓反对铁路国有的消息。詹天佑在总理办公室来回踱步，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一边是他的股东，一边是他的朝廷，他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此时的内心比任何时候都矛盾、都复杂，虽是农历的四月，他总是想事想得满头大汗。

　　1911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十），广东商办粤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对朝廷铁路收归国有的措施，代表股东出席的董事们一个个情绪激昂，都表示反对朝廷收回路权，坚持粤汉铁路广东境内的路段必须商办。

　　股东大会授权詹天佑以粤路公司名义给朝廷发电报，要求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黄仲良知道詹天佑的为难之处，他说：“詹姆斯，你在朝中是有名的人，股东大会的决议明显与朝廷的命令相违背，以你的名义发电报太抢眼了，要不还是由我来代拟吧。”

　　詹天佑看了一眼黄仲良说：“仲良，你我当年蒙曾国藩大人与李鸿章大人联名上奏得以出国留学，曾大人连我们的面都没有见过，一片血忱，希望我们学成回国报效朝廷，现在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铁路修建又正缝这个节骨眼上，我虽是朝廷命官，但我身为粤路公司的总理，对全体股东负责，粤路股份是家乡人民的血汗钱，我要对粤省家乡父老负责，就算是得罪朝中的大人老爷，但这是股东的意见，是民意，我以总理的名义发这个电报是把民意上达，让朝中的大人老爷们知道老百姓的想法，这不会有什么错，如果他们因为我发了这样的电报而怀疑我对朝廷、对国家的忠诚，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我因计较个人影响让你来代做这件事，那我詹天佑算什么人。”

　　黄仲良说：“詹姆斯，你不要误会我，我是怕你树大招风嘛。”

　　詹天佑说：“树大了，想不招风都难啊。”

　　于是他以粤路公司总理的名义给邮传部发了一封电报：

　　关于广东铁道国有问题，在十日开会议决，股东一致反对，决心维持商办，乞撤消国有令，以昭大信。

　　电报发出去后，詹天佑如释负重，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

　　黄仲良对詹天佑说：“詹姆斯，铁路国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光是我们粤省反对可能力道不够，是否还需与其它各省联合，希望他们也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意愿？”

　　詹天佑说：“我正有如此考虑，如果能使各省民意一致的话，朝廷应会慎重行事的。这样吧，你以我的名义，向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发一个电报，就说铁路国有，失信天下，我们粤路公司股东会议决心维持商办，请朝廷收回国有令，请各省商路公司也向邮传部表达自己的意见，支援我们粤路公司的陈情。”

　　黄仲良按照詹天佑的意见，请王秘书将电报发往各省。

　　令詹天佑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四川的民众反对路权收归国有的运动更加激烈，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反对向外国借款收回路权，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举行了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

　　接着6月16日，四川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股东会，连夜发出通知。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大会开始后，一个叫罗纶的人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完，大声豪哭，全场数千与会人员顿时号啕大哭，哭成一片，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深受感染，忍不住跟着哭起。哭声持续了数十分钟。这时，只听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台下同呼“赞成！”

　　就这样，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深受感染，立即将四川人民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况向朝廷写了奏章，并指名弹骇盛宣怀，表示愿意与盛宣怀受同样处分。清廷将王人*职。四川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湖北、广东的百姓也通过各种形势展开维护路权的活动。

　　詹天佑看到这种情形，深感忧虑。在给身在宜昌川汉铁路工地的颜德庆的信中他写到：“广州现在处于一种激愤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我想恐将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悔恨。”这种悔恨显然是指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当然从更宽泛的层面看，也有可能是指整个清政府的政策。

　　很有意思的是，王人文因为向朝廷上奏反映四川人民护路心声的而被免职，詹天佑给邮传部发了电报，邮传部却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当然，盛宣怀以往与詹天佑有过交往，比如义和团运动那年，詹天佑被调往江西萍乡修铁路就是盛宣怀指派的，加上詹天佑是中外知名的铁路专家，清政府不得不投鼠忌器，对詹天佑一旦惩罚的话，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其实，詹天佑只是发电报反映广东股东的态度，并没有如王人文那样指责盛宣怀，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

　　各种消息越来越多，特别是四川的的护路运动很快发展成全省性的群众运动，清政府将王人文免职后，又任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前往*川民的反抗，同时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调军入川，命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从湖北率军入川，一时间，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

　　詹天佑预感到局势可能越来越严峻了，他没有办法，与黄仲良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使粤汉路顺利推进，在他的心中，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修筑铁路永远都是他的事业，他一边督促铁路修筑，一边督促黄沙车站的修建，对于他来说，铁路工程并没有因为群众自发起来的保路运动而受大的影响。

乱世本色
铁路的兴修本来被认为是清末实行新政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在甲午中日之战后，兴修铁路一度被认为是慈禧和光绪推行新政最鲜明的标志，詹天佑作为铁路工程师，曾为朝廷积极推行铁路新政而欢欣鼓舞，铁路修到哪儿，哪儿的民风就开放，哪里的民众就觉醒，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铁路在最后却成了清王朝的吊颈索。

　　1911年春夏；清政府推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四川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保路运动一时成为四川全省的民众运动。这本来应该是一场和平的群众运动，却触动了清政府敏感的神经，对当时革命党人的恐惧使得朝廷内有草木皆兵的感觉，清政府一面撤换四川总督，一面从湖北等省调兵入川，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湖北新军入川，正好造成了武汉守军的空虚。四省（广东、湖南、湖北、四川）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一个叫孙武的革命党人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引起暴炸，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革命党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在武昌城内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这一天晚上，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接着，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

　　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

　　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

　　接着，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广东全省各地的革命党人，广东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广州城里的富家大户及官僚纷纷逃往沙面英法租界或香港、澳门等地，詹天佑与黄仲良当然日夜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与自己个人的安危相关，还关系到家人的安全，国家的未来。广州的报纸每一天都有关于各地宣布独立的新消息，詹天佑一时之间感到非常的茫然，事情发展到如此的不可收拾，是他始料未及的。

　　10月25日清政府派往广州的新任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使得广州城内的旧势力深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开始寻求各种妥协办法。黄仲良对詹天佑说：“詹姆斯，现在局势非常不明朗，南方许多省都宣布独立了，可是，北方好象还没有动静。”

　　詹天佑说：“现在的局势这么乱，真是让人看不明白啊。”

　　黄仲良说：“听说两广总督张鸣岐大人已经在有关士绅的劝说下逃往香港了。”

　　詹天佑一听，瞪大眼睛说：“什么？张大人已经逃往香港？”

　　黄仲良说：“是的，这事千真万确。”

　　詹天佑说：“作为总督，他怎么可以只身逃走呢？这样做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他这样一走，广东就变得群龙无首啊。”

　　黄仲良说：“这也是没有办法，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时，目标就是对着他的，后来，他又*了革命党人，如果他不逃走，他将被革命党人抓去杀死的。”

　　詹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