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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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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你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你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我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嗣圣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三 血染的皇冠（4）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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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血染的皇冠（5）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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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右开弓（1）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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