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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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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僻的原野，皎洁的星光，觉着寒夜的浓霜。遥闻辽远的犬吠，通宵不寐……不觉想起“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来。
人在天涯的乡情是倾诉不尽的，排遣不开“回家”的梦境，是每一个探险家最常遇到的难题。元曲家贯云石（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小令中这样写：“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对于一个身在荒野的探险家来说，多长的信也写不尽乡情。对于等待亲人从探险中归来的妻子，“平安”二字就等于写尽了一切积愫。
陈宗器生前仅发表过两篇有关罗布泊考察的长文，特别是《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更是重要的论著。据我所知，光他在考察中致斯文·赫定的书信就有111封，目前全保存在瑞典国家档案馆。1990年，我曾在瑞典国家档案馆地下（第九层）档案库见到陈宗器在考察团期间写的大量笔记及资料，其中有观测记录，采样报告等许多丰富内容，有一部分是直接用外文写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还静静地站在巨大的轨道书架上，等待人们去利用、发现。
在长达4年的野外工作期间，陈宗器从不计较个人的苦累。天文测定工作必须在野外坚持一夜，夏天尚可，寒冬则无异于一种刑罚。他每晚烤一会儿火，侍弄一会儿仪器，到东方既白时，人已又冻又饿，无力支持。夜间气温下降到℃时，在家信中他向妻子倾诉道：“夜间天气已严寒，只有‘断指裂肤’可形容得。我不能叫苦、偷懒，这是我的责任！”在野外时，他结识了一个在新疆、甘肃生活长达17年的德国人白克，此人是收集鸟类标本的酷爱者。在陈宗器回北平前，白克自杀了。他闻讯黯然。他的一个同事马叶谦，也因为野外苦寂无着，困守额济纳气象站时发了疯，并以枪自戕。他默默地坚持着，希望能以对家人的温馨回忆来暖和冰冷的心。
这4年中，陈宗器的双亲都先后故去，使他的精神受到重创！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正在内蒙古归绥，准备乘火车直返北平。当然，特快列车也赶不上亲赴父亲的丧仪了，在家书中，他写道：“噩耗传来，悲痛万分。此次西北之行，转瞬四载，期内双亲先后长逝。生不能承欢膝下，死不能亲视含敛，伤心自问，良多内疚！”
几天之后，他就返回久违的旧都北平。
向赫定及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述职之后，陈宗器转赴浙江新昌探亲。
忘年交
然而，1933年夏天正在酝酿新的学术考察。那时赫定心中已有了一个明确的参加者名单。陈宗器只回内地住了不到半年，1933年10月21日清晨，新组建的绥新公路勘察队自北平启程出发，成员中就有中国学者、测量学家陈宗器。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5）
正是由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卓有成效的工作，陈宗器成为斯文·赫定的忘年交。直到国民党退居到台湾前，他们一直通信密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攻占南京，中国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赫定失去了陈宗器的消息。陈宗器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处境，一直是赫定相当关心的心事，但又得不到一点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赫定便致函刚回国的地质学家黄汲清，请他帮助了解“帕克陈”的情况，信中说：最后一次收到帕克陈的信，是在南京解放前，信寄自南京天文台，此后就断了联系。
对陈宗器的关心，也含有对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果的关注。信发出不久，赫定就去世了。
“小河”与贝格曼考古
在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除中国学者，还有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同行。瑞典学者贝格曼、霍涅尔，都曾长期在罗布泊地区从事过坚苦卓绝的探险考察。
贝格曼是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大学考古专业刚刚毕业，就进入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在内蒙古，特别是在额济纳地区小试身手，他为世人所知，除了发现“居延汉简”，他在罗布泊所做的考古工作也是重要原因。在罗布泊地区，贝格曼就古代交通、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楼兰王国时期的墓葬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调查，详细记录了库鲁克塔格兴地远古岩画——那是较早为现代学者关注的西域岩画群，对罗布泊作了人文地理的调研，特别是抵达了罗布泊一个新的区域“小河”，并且全面地对“小河”地区的古代遗址“5号墓地”、“7号墓地”，作了调查与发掘。
所谓“小河”，是孔雀河下游离入湖三角洲不远的一条支流。“小河”这一名称是贝格曼起的，如今已成为楼兰考古探险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
1934年夏天，斯文·赫定一行回到罗布泊。与老相识奥尔得克重逢，是罗布泊探险史的经典段落。奥尔得克告诉赫定，在1902年赫定离去之后，奥尔得克在罗布荒原北部漫游，在一个河流附近遇见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同行者都不相信这70多岁罗布老人的话，在塔里木，关于古城、古迹的信息，从来是真伪掺杂。但赫定相信奥尔得克的话，在著名的营地雅丹不拉克，他决定“兵分两路”，自己仍然直奔“北湖”——汉唐时期的罗布泊，派出贝格曼随奥尔得克去寻找古墓群。此后，不但发现了著名的“小河５号墓地”，还发现了石器文化的遗存，证明楼兰文化的萌生，远在汉文化进入西域之前，不但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也具有可资比较的历史特征。可以认为，“小河”及其附近孔雀河下游古老的三角洲，正是上古时期楼兰文明的发祥地，孔雀河之于楼兰民族，正像黄河之于汉族一样，是摇篮、婚床和安息之地。
贝格曼在中国西部工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贝格曼的工作内容，都反映在一部名叫《新疆考古记》的学术著作与一部名为《考古探险笔记》的通俗探险记当中。贝格曼先后在中国西部工作了八年之久，是在中国“着陆”时间最长的考古探险家。
2001年1月4日，在一场大雪之后，我来到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小河５号墓地”。这一年是奥尔得克诞生140年，是贝格曼去世60年。我站在“小河５号墓地”的沙包上，背负那辉煌壮观的、图腾与生殖崇拜的“树林”，不禁为楼兰与罗布文化鸣不平：它们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长期受到冷遇。同时也为楼兰与罗布文化感到庆幸：罗布荒原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层，使得如此伟大的文明遗迹得以保存到今天。只要罗布文化有楼兰古城、“小河５号墓地”等遗迹，它就不会被遗忘。
“戈壁组”里的瑞典人
霍涅尔是瑞典地质科学家，略晚些才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曾长期作为考察团“戈壁组”成员，在内蒙古作调查，后来他与陈宗器两人进入河西走廊西端，在酒泉、敦煌、额济纳工作甚久，又一同进行了罗布荒原的科学考察。
在长期的野外考察中，他曾被冻伤右手手指，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握笔，最糟的是，他曾两次误受枪击，并被劫走仪器，这在整个考察团工作期间，都是唯一的例子。他在中国的探险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就其丰富、生动而言，只有天文学家安博特的情况能与之相比。他写有一本探险记，名叫《到罗布淖尔去的路》，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他与陈宗器在进入罗布荒原时，曾亲受斯文·赫定之命，前去踏勘回归北边旧湖址的罗布泊“新”湖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3年，他和陈宗器从野外归来，于5月8日在北京向赫定汇报了长达4年之久的在野外工作情况，特别是介绍了有关罗布泊“新”湖的信息。新湖形成于1921年，霍涅尔与陈宗器是首先领略新湖风光的学者之一。
在关于罗布泊是否是“游移湖”的地理学大论争当中，霍涅尔与陈宗器是赫定游移说的拥护者，曾合写了一篇名叫《中国西北之交替湖》的论文，发表于1935年5月的《方志》月刊第八卷四五期合刊，是罗布泊论争中较有分量与影响的一篇文章。在陈宗器致其妻子的第46号家信中，记述了陈与霍涅尔两次论战，一次题为《气象观测中每天温度变迁的表示该用平均数抑或最高最低数》，一次题为《科学与宗教的分野》。第一次，陈氏认输。第二次，霍氏认输。这些都是他们艰苦、坎坷、漫长野外工作的花絮，对于了解他们的个性、学识、修养，都颇有益。
在其致妻子信一开篇，陈宗器就写道：“今日舌战失败”，“我觉得他（霍涅尔）的理由比我长，只得认输！”
读了这对诤友间的倾心交谈，对于认识探险考察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大有裨益。任何未知领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而征服未知领域，是人类自从掌握科学的武器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以来，最具感召力的工作。科学是“最大的生产力”，它不但改变了人类命运，也改变了历史。这里陈宗器、霍涅尔两次不同的“认输”，实则只是对科学的认同！或许，这是罗布荒原这所大学校——无人授课的讲堂，给予它的门徒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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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彭加木传奇（1）
罗布泊之恋
据说有人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当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不是蒋筑英，也不是陈景润，而是彭加木。而彭加木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当然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组织了当代中国唯一的一次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并在考察过程中失踪。
也许是出于挑战感，彭加木始终对罗布泊地区有特殊的兴趣。1956年，他首次来到新疆时，就提出考察罗布泊资源的建议。然而，当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新疆考察队真正抵达罗布泊时，彭加木却未预其事。考察队曾乘充气的橡皮艇，驶进湖区纵深20公里之处。1964年，彭加木首次到达罗布泊地区，和几位同事一道测算了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的含钾量。这次工作没有充分展开，而且那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空气已经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儿来，也没有给他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干涸的巨泽
1979年，彭加木正式参加了由地理、化学、气象、生物、土壤及考古等多学科专家参加的考察队，考察对象正是罗布泊。可以说，中国科学考察在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入罗布区域。
12月，彭加木再次抵达罗布泊地区，并直接深入到罗布泊湖区，但是，他“迟到”了，时间晚了十几年，此刻，罗布“泊”已滴水全无，还原成为一个古老的洼地。外界第一次获悉罗布泊——仅排列在青海湖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是判读美国地球资源卫星从太空拍回的相片得出的结论，那是1972年的事。1959年，新疆综合考察队进入湖中时，平均湖水只有25公分深，但这并没引起人们过分关注，因为在大约八九十年前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来此时，湖水平均也只有不到半米深。1959年的入湖，队员们曾遇到一人多长的大鱼在浅水中挣扎，他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如此之浅的湖水，怎么能繁育出如此之巨的大鱼呢？罗布泊里鱼体之巨，是早有记载的。清代方志中甚至有此一说：每年春天，罗布泊中之鱼便上岸化成鹿，而鹿到秋天又滚入湖里再成为大鱼。而且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罗布人之中作考察时，曾亲耳听罗布老人口述过这个传说。这种水陆幻化如此之便当，也许正是水域日浅，而且鱼已无法悠游自在地生活于湖中（只好上岸变为更迅捷之鹿）的折射。也是罗布泊植被日渐稀疏，水域日渐干缩，野生动物已经无处藏身的折射。到彭加木1979年冬来古湖畔时，不但无水无鱼，奇怪的是连鱼骨也没见到什么较大些的。据报道1979年的罗布泊考察是彭加木组织和倡导的，这次，他们还到达了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关于这座名城，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无人正式探访了。此前，也许徒步来此的陈宗器是最后一位不速之客。历史就这样接续起来，从1934年到1979年，45年光阴弹指而过——自张骞出使，2000多年的时光不也如白驹过隙吗？
彭加木失踪
198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离开乌鲁木齐抵达罗布泊。5月9日，考察队正式开始工作。这次考察工作前后分为三个段落：1980年5~7月，1980年11~12月，1981年5~6月。然而就在第一个段落结束后，回到乌鲁木齐的人员中就没有他们的队长彭加木了。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他于6月17日失踪。“失踪”与去世相比，是个让人多少还抱有希望的字眼，也是个含有诱惑力的提法，因为它给想象、意外留下了足够的活动空间。在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心目中，彭加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那个年代，能从癌的手下生还，还不算奇迹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彭加木传奇（2）
纵贯罗布泊湖盆
这次彭加木本是计划作一个大胆的探险：湖水不是干了吗？那好，我们就来个纵贯罗布泊湖盆的考察。这无疑是足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创举。对于认识罗布泊、考察罗布泊地区，的确是没有比这再好、再有吸引力的计划了。
据报告文学《生命》（作者即发出那则彭加木失踪电讯的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所载，在考察队里彭加木是“全副武装”的：头戴一顶褪色的灰便帽，脚穿一双高腰翻毛皮鞋。下身是条藏青色锦纶裤子。上身是灰色外套，外罩一件旧的浅蓝色工作服，两肩交叉背着两架相机，一架是国产的“海鸥”，一架是苏联产的。皮带上挂着匕首，手拿一把地质锤。另外，身上随时背着盛两公斤水的军用行军壶。不久前，几个瑞典学者来我家作客，他们刚到塔里木考察归来，每人穿一件“现乎”得不得了的水红夹克，那是为了“掉队”时好寻找。——彭加木没有“失踪”的思想准备，他一身灰色，极不显眼，尽管他对罗布泊地区的恶劣条件想得比其他人多！
彭加木一行勉力前行，来到库木库都克——沙井，希望在这著名的、拯救过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准备不充分的旅人的古井，得到饮水的补充。但他们抵达时，只见到一个倒梯形的深十余米的大坑，塔里木不少半沙漠的穷乡僻壤的井，都是这个样子，我在大河沿——通古孜巴斯特、塔瓦库勒就亲自从中打过水。但这个井却是干的，只有深坑，没有水。是的，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烟波浩渺、冬夏不增减的罗布泊都干得底朝天，这个小小的井泉“沙井”为什么不会把名字分解成两半呢？在前往喀喇墩古城途中，我在克里雅河下游沙漠的一段干河岸上，见到过一具白骨，那是一个颓然倒地的古代行人，见到“他”，我黯然神伤，我心中认定，他准是以为河堤下有水，才鼓足最后一丝力气来到河岸。但“河流”已经滴水全无的事实击垮了他，夺走了他最后一点信心，当然，也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寄以极大希望的库木库都克没有水，这肯定使彭加木这样个性坚强的人产生了超载的心理负荷！虽然已向总部求援，彭加木仍然留下一个便条，写上：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10：30
然后，独自担负起重压，离开无水只有沙的沙井。
彭加木的失踪，很快成为新闻热点。报上登过要求参加寻找的群众来信，我记得最真诚感人的一封，是一个在疏勒河下游作过勘测的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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