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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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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世界带来的冲击也不会小。苏东巨变前我们并不希望苏联强大，但当苏联消失后我们又感觉这个世界不平衡了。如果美国现在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全球３０％的经济就没有了。如果他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从30％降低到20％，那么我们购买的美国证券不就贬值了吗？如果美国的经济下跌，我们还怎么和美国人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大的购买力了，我们的纺织品、家具、玩具、电器等，只好另寻出路。所以说我们不能盼着美国下跌。现在如反恐等一些问题上美国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虽然有不公平，但却也是一种稳定。为什么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我们要进行支援呢？难道说完全是给美国人做姿态吗？不是，是因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保持石油市场的稳定是通过大国合作来实现的。这里面是有矛盾。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这是很肯定的，但是如果美国一切都说了不算，那么，我们又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普通公众不需要这么想事，但是从战略谋划的角度，就必须想得周全一些。
（四）未来１０年或２０年的中美关系
我想目前这样一个趋势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首先，美国把*激进主义当作它的主要对手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冷战后多年的事实与思考所证明的东西。另外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强的国家，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其实也涉及价值观的问题。*激进主义的价值观跟美国现在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是非常相逆的。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不会把中国看成是主要的敌人，这相当长是多长呢？不知道，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又会进一步加强。美国不把中国当敌人，而中国也不想把美国当敌人，至少可以说中国不愿意美国把中国当敌人。当美国人说中国是敌人的时候，我们不高兴，要加以驳斥，这就说明我们不希望美国把我们当敌人，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不希望把美国当敌人。如果双方都没有这种意愿，怎么有这种可能呢？曾经有人把台湾问题估计得非常严峻，好像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中国就没法崛起，没法发展，非打仗不可了。现在我们两手都硬起来，换一个思路，就柳暗花明了。既不跟美国迎头相撞，又能促进国家建设和祖国统一，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1）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
王希恩
“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通称，又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属国家层次上的民族。这一民族的凝聚力有其历史的传统，也有现实的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其民族凝聚力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和重构。
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很强的凝聚力。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讲：“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一评价不失公允。但论及这种强大凝聚力的维系因素，则不能不推究于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民族关系。
（一）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业文明
小农经济是这种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而建立在这一经济形态之上的国家体制则高度集中和统一。*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为小农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一般可以满足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有条件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即便出现常有的土地兼并，形成豪强割据，他们仍能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天然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分割性使得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统治民众，调动社会，完成国家所应承担的使命。自秦朝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专制程度逐步加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体制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权威性和运作的有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运作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凝聚作用也是极为有效的。
（二）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凝聚作用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来克服它所具有的离心性，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它的存在和稳定。始自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并非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是因为它最适合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既是一套政治规范，又是一种道德伦理，正是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此外，“大一统”观念，宗法意识等也对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强化作用。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和维护的强大精神因素。
（三）中原较高文明的吸附和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互补构建了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关系
中国自古多民族，而多民族的国度却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聚而不散，重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民族结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对周边民族有着一种持续的吸附力，而周边民族也由此不断向中原地区辐集，主动学习汉文化并努力与其同化。历史上，不论是汉族主宰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天下”，少数民族的“内附”和汉化都从未中断。以金戈铁马打入中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治，但却在文化上倚重汉人，倡行“汉制”，并极力以“中国”正统自居，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更有着经济基础的牢固支撑。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方式的互补性决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相互依存性。“茶马互市”是农牧两种民族进行产品交换的正常形式，而“寇抄”、“侵掠”则是在正常交换中断之后，畜牧民族对农产品所需的非常性表达。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有着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2）
中华民族自古既有的凝聚力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是中国社会几千年“超强社会聚合机制”的必然反映。然而，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只属于古代中国，随着近代历史大门的开启和现代化的推进，这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1）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引发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其后，中国经济先蹒跚而行，后突飞猛进，历100多年的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使封闭的自然经济没有了立足之地。（2）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政治的体制和观念已将专制政治逐出历史舞台。（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家店”在中国的思想统治，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还是*主义的传播，都对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带来了致命性冲击。（4）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随近代国势的衰微和人们眼界的开阔早已被动摇，农业文明产生的政治吸附力也因新的生产力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而逐步终结。中国务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族凝聚基础的改变当然会导致凝聚力状况的改变，20世纪初孙中山多次慨叹，“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然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尽管一度涣散，但并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尤其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这在危及民族尊严和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每每表现出来。这深刻说明，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础，或者说，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研究这种更新和重构是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现状的根本着眼点。
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种表述。我理解，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内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认同和社会主导意识认同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而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则表现为社会不同局部或群体之间的团结统一及其效应。据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上述几种认同的确立、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及经济基础的重建问题。
中华民族自觉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国家层面的民族而言，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从族别上确认“我”与“非我”的过程。促使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发生的“非我”参照物是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外国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土沦丧、主权丢弃的“亡国灭种”危机将国人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将这种认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并使其得到巩固的，则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的中国人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改造中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观念在多民族的中国自古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则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靠民族主义。因为民族观念，“根于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世纪之交和稍后由中国人创办的中外报刊大量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族主义的作品，形成了一种蓬勃的民族主义思潮。 。 想看书来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3）
西方民族主义为中国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种思想启迪，这就是拯救中国要以“民族”的意识、形式和精神，而这种“民族”只能是依傍于国家，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但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1894年11月他为兴中会所拟章程中的表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而且这里的“中华”与“外国”对应，明确是指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此后他又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使“中华”与汉族、“鞑虏”与满族等同起来。
维新派反对革命，主张走改良之路，在*上则提出“满汉一体”、“满汉同族”。康有为在其《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开宗明义：“奏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并建议将中国国号改称“中华”。值得注意的是，本摺为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和将国号改为“中华”与孙中山稍前所提的“振兴中华”目标及后来的“*”的国号是一致的。同时，他提请光绪帝留意欧美的“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明显也是以将全体国民塑为同一民族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一般而言，民族认同的直观表现是对统一族称的认可，中华民族认同也如此。康有为在对清廷的上书中已隐含了这一意思：应“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这里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国”，“同为中华人”，明显是与后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
梁启超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最早传入者和阐发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说”，意在培育国民的*意识、人文素养、进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强国兴邦、振兴民族。同时他反对“排满复仇”，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这一思想也为国家层次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做了铺垫。
“中华民族”一词于20世纪初年较多地出现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中，只是这时还更多的是“汉族”的同义词。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了“*”，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号的共同理想，也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义的扩展开拓了政治空间。随着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民国建立之初的孙中山马上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的主张，同时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于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容纳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式出现。然而在其晚年，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他极力推崇美国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议“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就将“中华民族”演绎为以汉族为核心的，需要对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设中的“国族”。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4）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后来提出了所谓中国各民族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
将“中华民族”拖出同化论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大”政治纲领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其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明确为国家层次上的民族概念；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批判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将“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政策视为“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基于民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观划清了界限。但同时期党的文献在使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概念时又常与“少数民族”相并列，这又说明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还不够明确或自觉。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迫近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渐次增多，而且多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讲到：“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己。”这里的“中华民族”被明确地作为“中国人民”的同义语。1938年11月6日，《*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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